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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底气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9年05月28日 09:58:30

  ………辜鸿铭的怪………民国时,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身着一袭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衫,瓜皮小帽后面有一条大辫子。他竭力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他狂放古怪,极尽尖刻甚至詈骂的嘴巴,把中国骂了个遍。用他的话说,当时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他自己。


  他首先开骂的是袁世凯:“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不仅如此,辜氏还骂过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认为这些人引进外国的新知,败坏了本国道德,破坏了中国社会秩序,以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一次,辜鸿铭与胡适谈起孔教会,他大骂:“陈焕章当读作陈混账!”又骂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根本不懂孔学,连拜孔子的资格也不配有。他还跟胡适说:“我编了一首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辜鸿铭曾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他。毛姆的朋友就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鸿铭的小院。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毛姆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辜鸿铭自幼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后到了英国,他翻译了《论语》《中庸》和《大学》,成为中国人中独立完整英译儒经的开拓者,号称“清末怪杰”,享誉世界,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1913年,他还被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享此殊荣。


  ………章太炎的疯………


  国学大师章太炎,胸蟠万卷,敢作敢当,生死弗计,“虽千万人,吾往矣。”其“一代人文建斗辰”的卓著功绩,惊世骇俗的风采言论,“疯”劲十足,被誉为“民国祢衡”。


  他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1906年7月,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太炎获释出狱到日本,他在欢迎会上的致辞,语出惊人:“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1915年,袁世凯想做皇帝,生怕章太炎反对,先期诱至北京,幽于龙泉寺,仅弟子钱玄同可以随时进见。袁世凯每月提供给他生活费500元,雇厨子一人、听差两人以供侍奉。他毫不客气,晓谕听差和厨子必须每日向他请安三次,清晨9时一次、下午3时一次、晚上9时一次,请安方式为打躬,不得违误,若有差池重责不贷。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被迫写“劝进书”,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据说,袁世凯气得七孔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


  章太炎少年立志:“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价值。”为此他孜孜以求,呕心沥血。他的居所有一个大房间,四壁琳琅皆是书,连窗户上下都安放了书架。房间除了书外再无其他家具,中间放一张床即为独眠之所。每每夜半醒来,忽然想起某书某事,必下床到书架中查找翻阅,常常忙到天亮,即使在腊月寒冬也不知添加衣服。待到清晨佣人进室洒扫,看到他捧书呆立,形如木鸡,都惊叹不已。而他常常为此伤风发病,又得了鼻炎,家人虽然多次劝阻也不见效果。章太炎的笃学精神可见一斑,为常人所不能比。他在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诸方面造诣很深,著述甚丰。


  ………黄侃的狂………


  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平生自视甚高,恃才傲物,狂放不羁,任性而为,喜怒不掩于色,口无遮拦,生前好臧否人物,得罪了许多人。


  190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学堂学生田桓在“哭临”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高悬虎头牌警吓,并欲开除田桓学籍。黄侃获悉,大怒,闯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又过几天,田桓带头剪辫以示反清,杨子绪恼怒异常,又悬挂虎头牌,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


  黄侃在课堂上兴起,谈及胡适和白话文说:“白话与文言谁优谁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成‘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电报费要比用文言贵两倍。”引起哄堂大笑。


  一次,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来话题转到了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后默然而去。


  黄侃17岁考入湖北崇文普通中学堂,因倡言革命被开除。19岁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师从章太炎。黄侃虽然目空一切,不拘细行,但治学却恪守绳规,取径甚高。他说:“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1915年,黄侃在北大主讲国学,终日潜心研究,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啃馒头,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


  严谨的治学态度,丰硕的学术成果,率真的人生品格,使得大师们怪而不异、疯而不颠、狂而不妄,这就是大师的底气。作者: 崔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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