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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犯罪争议案件的实证研究

作者:第一论文网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26日 21:11:14

刑法制裁是打击破坏自然资源环境行为的最后社会治理手段,也是最具有强制力的手段。考察、分析司法实践中打击、处理环境犯罪案件的实际情况,查找、提炼其规律性因素,发现其缺陷、不足,对于完善环境违法犯罪的刑法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当前学术语境中,加强环境犯罪司法实效的实证调查研究,明确打击环境犯罪的运行状况和实际效能,尤其有必要。

实证方法设计

研究的犯罪类型

环境犯罪涉及众多的罪名,本文挑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刑法第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作为本研究的目标罪名。

研究的总体思路

本文从所有的环境犯罪案件类型中,挑选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一种犯罪着手,考察其在实践中的司法适用情况。主要考察该种案件在实践中争议之处,如在什么地方引起争议?为什么会引起争议?实践中的争议反映了立法或司法上存在哪些不足,需要如何加以改正和完善?再在此基础上,加以理论解读,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研究对象的确定

本文的调研对象是司法适用中存在争议的污染环境犯罪案件。调研的逻辑起点在于如何明确、划定“争议案件”的范围。本文拟从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污染环境罪”“二审”“判决书”三个关键词进行检索,查找出所有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或抗诉的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作为有争议的案例开展研究。背后的逻辑是,某一案件之所以会进入二审,显然是当事人或检察机关不服而提起上诉或抗诉,案件可以认定为存有争议,属争议案件。

研究可能存在的误差与不足

本研究的设计框架在总体上应该是科学、可行的,但也可能存在以下的误差和不足:第一,实践中可能有的案件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确实不服,但出于种种原因并没有上诉;第二,有的案件在理论上有价值或者值得探讨,也通过当事人上诉或检察机关抗诉而进入二审,但由于判决书无法展露整个案件的全貌,案件本身所蕴含的理论价值没有被发现;第三,有的案件虽然进入二审,实质上也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该类争议并不是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所独有,不能体现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特点,无法从中探讨、提炼出有关污染环境犯罪立法与司法的学术价值和理论观点。

实证调研结果

以“污染环境罪”“二审”“判决书”三个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显示符合条件的结果为33个案件。其中包含民事案件一件,重复的案件1件,实际上符合本研究条件的案件为31个。经对筛选出的31个案件进行详细的梳理研读、统计分析,得出结果如下:

二审程序启动的原因

在所有的31个案件中,由于被告人不服一审法院判决而提起上诉,从而启动二审程序的,有27例,占比为87. l%。由于检察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不当,通过抗诉启动二审程序的,有4个,占比为12. 9%。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争议案件是由于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通过上诉启动二审程序。

二审程序启动的理由

分析被告人或者检察机关启动二审程序的理由,有利于明确案件的争议焦点,进而可以体察法律实施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立法或者司法的不足或缺陷,以便加以弥补。纵观31个案件,其中27例被告人上诉要求改判案件的上诉理由包括以下几种(见图1):-审认定的数量过多,如废物中掺杂了其他废物,应予扣除等,有7例,占总数的25. 9%;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上诉人无前科劣迹,有悔罪表现,请求二审从轻处罚的,有8例,占总数的29. 6Yo;查处的医疗废物未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有1例,占总数的3.7%;被告人法律意识淡薄,主观恶性小,有3例,占总数的11.1%;被告人有立功行为,一审判决未认定而导致量刑过重的,有2例,占总数的7. 4%;构成自首,应当予以从轻处罚的,有11例,占总数的40.7%;被告人是企业负责人,企业倒闭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有2例,占总数的7. 4%;被告人在案发之后,积极处理污染,有效地避免了污染扩散和后果加剧的,有7例,占总数的25. 990。4例检察机关抗诉案件中,其中三个案件以量刑畸轻为由,另一案件的理由是认定事实不清、定性错误。

总而言之,启动二审的全部31个案件中,主张一审在认定案件事实存在错误的有29个,占93. 5%;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要求改判的案件有6个,占总数的19. 4%,其中主张一审法院对案件罪名定性错误的有2个,占总数的6.5%。

争议案件中律师参与辩护情况

在31个争议案件中,有律师参与庭审辩护的有23个,另外的鸟个案件没有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律师参与的比例为7 4%。据相关研究显示,我国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率一般为23. 4%。可以看出,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律师参与比例比普通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度要明显高出许多。对于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环境犯罪案件的专业性较一般案件更强,案件更为复杂,因此,当事人更倾向于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另一方面,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被告人的家庭或个人经济收入普遍比其他类型案件的被告人更好,更加具备聘请律师的实力和条件。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8个无律师辩护的案件中,其中包括三个抗诉案件。也就是说,75%的抗诉启动的二审案件没有律师参与。

二审是否改判

在所有的31个案件中,有30个案件得到改判,只有一个案件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改判的比例高达96. 8%。该现象背后的原因及其反映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

改判理由

在所有二审改判的案件中,改判的理由包括如下几种(见图2):根据犯罪的事实、情节、量刑偏重,予以改判的,有6例,占总数的20%;被告人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予以从轻处罚的,有11例,占总数的36.7%;被告人构成立功,应予从轻处罚的,有4例,占总数的13.3%;上诉人参与排放危险废物的数量有误,导致量刑不当,依法改判的,有1例,占总数的3. 3%;原审判决对上诉人违法所得的总额计算错误,而导致判决追缴违法所得的总额有误,予以改判,有1例,占总数的3.3%:积极缴纳了环境治理费用,认罪、悔罪态度诚恳,予以从轻处罚,有3例,占总数的10%;被告人积极采取整改措施,有悔罪表现,有4例,占总数的13. 3%;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法予以纠正的,有5例,占总数的16.7%;原审判决定罪错误的,有2例,占总数的6.7%;被告人系初犯,而予以轻判的,有3例,占总数的10%;原判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但对刑罚执行方法予以调整,有2例,占总数的6.7%。

被告单位系普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依法不能构成单位犯罪的主体,原审认定构成单位犯罪不当,应予纠正,有l例,占总数的3. 3%;认为一审判决量刑偏轻,应当改判,此类案件极少,只有1例;因出现新证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原审判决应予纠正,有1例,占总数的3.3%。

二审判决结果

所有的31个案件中,共有被告人98人,其中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7人,占总人数的7. 1%;判处二至三年有期徒刑的19人,占总数的19. 4%;判处一至两年有期徒刑的27人,占总数的27.6%;判处六个月至一年有期徒刑的32人,占总数的32.7%;判处拘役的6人,占总数的6.1%;判处缓刑的22人,占总数的22. 4%;其中一审未判处缓刑,二审再改判为缓刑的有20人,占总数的20.4%。

罚金的情况,判处1万元以下的27人,占总数的27. 6%;判处1万元一1 0万元的46人,占总数的46.9%;判处20万元以上的1 1人,占总数的11.2%。

实证结果的理论解读

为什么二审改判率如此之高?

整体上,我国刑事案件改判率在非常低。据统计,一审上诉改判率、一审上诉发回重审率、生效案件改判率、生效案件发回重审率均呈下降趋势,分别为2. 23%、1.35%、1. 115‰、0.688‰。另有数据显示,山东省各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二审改判率,2014年为16%; 2015年为12%。无论哪一数据,再比较环境犯罪案件二审96. 8%的改判率,后者的改判比例之高、两数据差距较大。其中缘由,非常值得深入分析。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源于以下几点:其一,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检察官等司法工作人员在观念上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危害性还缺乏充分的认识,从内心对污染环境行为的道德谴责和刑法评价较为轻缓。反映在二审裁判上,只要被告人稍有理由,便改判给予其从轻甚至减轻处罚的机会。如上述统计结果所示,诸如“积极缴纳了环境治理费用,认罪、悔罪态度诚恳;积极采取措施,整改违法,有悔罪表现;系初犯”等也作为二审改判的理由,此类现象在其他类型案件中确实较为少见。其二,污染环境罪被告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总体上比杀人、纵火等自然犯罪被告人要高出很多,前者可以由此获得更好的律师辩护和人际关系等社会资源,更容易获得从轻改判的社会结果。其三,其他非法律因素成为影响二审判决的重要原因。如实践中,不少被告人是企业、单位的负责人,一旦负责人被关押,可能整个企业面临倒闭、员工下岗,甚至可能由此产生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实践中,不少被告人据此被从轻判处缓刑。如上述的调研结果所见,一审未判处缓刑,二审再改判为缓刑的有20人,占总数的20. 4%。该数据在相当的程度上说明了该问题。

广而言之,该结果是否可以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揭示被告人的职业、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等因素对司法判决结果的影响,是个非常有意思和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深思。

量刑偏轻无法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

刑法第338条对污染环境罪规定了两个刑罚档次,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了方便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法律适用,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对何为“后果特别严重”“严重污染环境”做出了明确界定。在《解释》出台之前,实践中对污染环境罪基本上没有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例。即便是在《解释》颁行之后,可以看到,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也只有7人,占总人数的7.1%。在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人中,实际关押期限在一年以下的达到60人,占全部被告人总数的61.2%。其中超过总数22. 4%的被告人判处缓刑,而无需被关押。很明显,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刑罚裁量在实践中总体偏轻。轻缓的刑事司法政策导致的必然后果是对潜在的犯罪行为人的威慑效果有限,不足以阻吓被告人和其他人铤而走险继续实施相同的犯罪。尤其是在当前环境污染已严重到影响国民正常生活、民众对国家和社会整体评价的情况下,继续延续轻缓的刑罚裁量政策并不可取。因此,有必要对污染环境犯罪司法实践中的轻判现象加以调整,从刑法裁判上加大对污染环境罪的处罚力度。

犯罪危害后果的因果关系认定难

调研发现,不少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污染环境后果的因果关系认定错误,具体包括对于某一污染结果可能有多个污染源导致,难以确定由哪一个或者主要由哪一个污染源导致污染结果的形成;二次污染的产生是否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等。事实上,学界对于污染环境罪等公害犯罪的因果关系认定,一直是理论的聚讼之处和关注热点。环境污染犯罪相区别于一般犯罪的特异性,使环境犯罪等公害犯罪的因果关系难以达到科学上所要求的确定性,导致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在公害犯罪中无法胜任。在公害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上,各国理论和实务上适用的方式各具特色,相继提出一些新型因果关系理论,包括疫学因果关系理论、间接反证理论以及因果关系推定法则。上述理论具有科学合理的证明犯罪的根据,符合逻辑推理规则,实现了刑法功利与公正价值,并在司法实践中取得明显的效果,在我国值得进一步推广。因此,实践中鲜活案例反映出的刑法理论上的短板与不足,有力她提醒理论界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需要进行更新换代。

二审调整一审罪名反映的刑法适用争议

从调研结果来看,有关罪名认定存在争议的有两个案件,分别涉及的是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及污染环境罪和非法经营罪的区别问题。上述两个案件中,二审法院都推翻了一审法院的罪名,并都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

第一,在通常情况下,污染环境罪和非法经营罪之间在刑法理论上不存在认定困难。在检索到的具体案例中被告人的行为模式为:在未取得行政部门相关许可的情况下,无证开设经营废机油回收处理厂,并且雇佣他人装卸、过滤、处理废机油。对此类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构成非法经营罪。但实际上废机油不属于国家专营专卖、限制买卖的物品,从事废机油的买卖也无需相关的特别许可,不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如行为人处置废机油过程中污染环境,达到入罪标准,可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因此,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污染环境罪,是妥当的。

第二,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行为人表现的客观行为可能会相同,导致在认定时出现困难。如行为人投放污染环境的危险物质时,可能会出现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竞合,致使发生认定困难。如案例中被告人明知是化工生产产生的废水含有毒害性物质,仍将大量废水排放进作为饮用水水源的黄河内。对此行为应当如何定性?一审法院认为:足以危害人们的生命及健康安全,其行为均已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笔者认为,考察被告人行为的刑法性质,离不开对行为人主观方面内容的评价与分析。在上述案例中,行为人虽然将废水排放进入黄河,但很难说其主观上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且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的行为“足以危害人们的生命及健康安全”采用的是抽象危险的标准,会过于扩大打击的范围,并不妥当。因此,该案以污染环境罪处罚是合适的。在有的实践情况中确实难以查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特别难以明确行为人是否具有放任威胁公共安全危险的发生。对此,不宜认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而可以认为行为人触犯污染环境罪,予以处罚。

第三,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内容在实践中存在争议。有的案件中,辩护人认为污染环境罪应为过失犯罪,依法不存在未遂形态。除非行为人对严重污染的后果持希望或者放任的心态,才有可能成立故意犯罪。因此,不能处罚污染环境犯罪的未遂犯。众所周知,污染环境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修改而来,原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之前用以规制的是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和大气排放危险废物,造成环境污染,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罪,本无异议。但经过修改之后,污染环境罪排放、倾倒、处置的是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属于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后,本罪的责任形式应为故意。因此,该案中辩护人的辩解并没有理论上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