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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中国高校农学期刊的嬗变与演进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8年08月29日 07:57:11

  文章采用原始文献统计与分析法,对1901—1949年间中国高校农学期刊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将高校农学期刊的演进划分为晚清高等农业学堂的萌芽期、民国初期的转型期、民国中期的定型期、抗战时期西部地区的恢复期。纵观其兴衰起落的嬗变过程,认为晚清农业学堂办刊活动是中国高校农学期刊萌芽的开端;民国时期综合性大学与农业院校共同办刊的繁盛格局,为农学教育向社会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媒介;抗战时期高校农学期刊的出版重心向西部地区的陕西、四川迁移,这与农业院校的内迁有很大关联。高校农学期刊依托于高等农业院校,始终与高等农业教育共生共存,并助推了中国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高校农学期刊;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


  作者:刘小燕等


  随着西学东渐的逐步深入,西方农学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主要以传教士引入的近代期刊来维系。由于近代高等农业教育渐趋完备,形成了高校创办农学期刊的主力军。农学期刊演进过程中,农业高等学校始终充当着农学学术期刊的主要创办者角色,是农学科研领域的主导力量。因此,对高校所办农学期刊的发展史予以关注极为必要。对于农学期刊的发展,姚远[1-2]、常春[3]、陈烈臣[4]、程维红[5]等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本文试图在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时间脉络为主线,对从晚清时期初具雏形到民国时期较为完善的高校农学期刊的发展作一梳理,进而勾勒出农学期刊演进的历史轨迹,并认识其在中国农业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性作用。


  一、晚清农业学堂与农学期刊的萌芽期(1901—1911)


  农业学堂的办刊活动,随着晚清农业学堂的兴起而生根发芽。农业学堂在农学期刊创办传播过程中起着主力军的作用,逐步推进了农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办刊的实践探索即为现代高校农学期刊的雏形。农学家罗振玉创办了最早的农学期刊《农学报》,并有过在两所高等学校主持农科的经历,在农学上有较高的造诣。《农学报》虽不是学堂主办,但其主编罗振玉与农业学堂、农业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00年,罗振玉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昌总理湖北农务学堂,并取得成效。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湖北农务学堂亦创办了《湖北农学报》,为农务学堂所创办的第一份农学期刊,[6]主要反映该学堂农、林、蚕等研究心得。其留存时间较短,现仅有部分原件藏于四川省图书馆,未形成连续性的出版和延续。之后,又创办《蚕学月报》等期刊。可见,湖北农务学堂所办的《湖北农学报》《蚕学》与罗振玉的办刊经历有一定关联。因其在农学上的造诣,罗振玉于1907年入京师大学堂任农科监督。湖北农务学堂为今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农科则为今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两校为晚清一北一南两个重要农业高等教育机构,竟均与罗振玉有关。因此,考究中国现代农学教育和高校农学期刊的源头都离不开罗振玉。


  到1901年已有7所高等农业学堂开始创办期刊的探索,与农业学堂教育互为支撑。农业学堂自办期刊模式始于湖北农务学堂于1901年创办的《湖北农学报》出版24期。1904年又创办《蚕学月报》,这也是首次以蚕学命名的期刊。1908年广东蚕业学堂创办的《蚕学报》共出版11期。学堂办刊较为典型的当属直隶高等农业学堂于1905年创办的《北直农话报》,为高等农业学堂创办的最早的期刊,也是北方地区最早的农业科技期刊。


  《北直农话报》一改《农学报》“专译学理”的传播策略,另辟蹊径,从“浅近入手”使用大量俗语、方言,“以通俗之文,达科学之理,野老田夫亦能通晓”。涉及作物学、农艺学、肥料学、土壤学、园艺学、林学、植物病理学、蚕学等学科,形成较为完整的农学学科体系。同时将学理与教育并重,引入格致、气象等现代科学试验与研究方法,培养了农事者的科学理念与意识。可以说,《北直农话报》是高校农学期刊办刊模式的探路者。期刊作为学堂教材的同时,又是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载体,形成了学堂→农话报→农会→农家→学堂的传播链路,[7]在农学知识通往社会基层的道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为之后的农学刊物树立了典范。


  简言之,晚清农学期刊依托的传播机构逐步由传教士向学会、学堂转变。罗振玉本人与湖北农务学堂、京师大学堂农科两所高校有着渊源关系,为农业学堂创办期刊起到一种启示性意义。湖北农务学堂的《湖北农学报》是农业学堂创办的第一份期刊,正式完成了官办期刊的运营模式。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创办的《北直农话报》是第一份高等农业学堂创办的农学期刊,在传播内容、办刊风格上汲取前车之鉴,学理与教育并重,初步体现了传播农学教育与推广科研的纽带作用,是中国近代高校创办农学期刊的萌芽。


  二、民国时期的兴衰起落


  在晚清学堂萌芽的轨迹上,民国时期近代农业高等教育呈现出一条兴衰起落的变化曲线,同时也决定了高校农学期刊从转型、完善到破坏、恢复的发展历程(见表1)。从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到1921年新学制的制订,是民国初期高等农业教育与高校农学期刊的转型期。1922-1929年,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体系逐步完善,尤其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教育改革措施后,高校农学期刊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东部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遭受了重创,这些地区农学期刊创刊数量大幅下降。随着高校的内迁,战时西北、西南地区的农业高等教育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尤其以陕西、四川、福建等地办刊数量居多,使得战时农学科研成果得以正常传播推广,战后农学期刊逐渐开始复苏。


  1.民国初期的转型与蜕变(1912—1921)


  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在晚清学堂的原本上迂回发展。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的制定,使得民国初期高等农业教育办学模式发生变化。《大学令》的颁布,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才”,以备国家迫切之需的宗旨。将高等教育划分为大学和专门学校两个系统,从而将大学的条件提升。多数高等农业学堂由于不符合大学要求,纷纷改为农业专门学校,仅金陵大学设有农科,因而这一时期高校农学期刊的主办者,清一色由高等农业学堂改为农业专门学校。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是实现这种转变的第一所农业学校。作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的延伸,它也继承了高等农业学堂的传统,提倡“农业教育非实习不能得真谛,非试验不能探精微”的理念,1918年创办的《农学月刊》亦与学校办学理念保持一致,校长郝元溥撰写的发刊词倡导引入西方新农学,以使事农者“有所法宗”,以造福百姓。刊物内容紧扣其刊风要旨,强调农业教育的实践性,将农学传播与农业教育融为一体。风格与前期的《北直农话报》颇有相似之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学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农业教育的发展。


  这一时期高校创办农学期刊达11种(见表2)。较为典型的农学期刊还有《吉林农业杂志》(1913)、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创办的《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杂志》(1916)、《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丛刊》(1918)、《醒农》(1920),其刊登内容大致包括农作物、园艺、林学、畜牧兽医、植物保护、土壤肥料、农副产品加工等门类,本着“振兴农业,开通民智”宗旨,传播农学知识与试验成果。此外,也出现了零星的分支学科期刊,如1917年宝山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创办的《水产》,是最早的一份水产类期刊,上海吴淞江苏省立水产专门学校也分别于1921、1924年创办了《中华水产杂志》《水产学生》。其后创办有《浙江蚕业学校校友会杂志》《农蚕汇刊》等蚕桑类期刊。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教育会创办了最早的农业教育类期刊《农业教育会刊》。这一时期的农学期刊,尤其以南京农业学校中华农学会创办的《中华农学会报》影响最为深远,该刊多由一些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总理负责,如陈嵘、梁希、过探先、王舜成、陆水范、吴觉农、陈植等均为著名的农学家,由此决定了刊物较高的学术水准。该刊旨在“研究农学,革新农业,改良农村”,[8]内容涉及农业通论、农作物、农业经济、森林、园艺、畜牧兽医、水产、植物保护、农业化学、农业教育等诸多方面。此外,还刊载有蔡元培、张謇、章士钊、许璇等知名人士关于农学或农业的论述。吴觉农在1927年6月第54期发表的《农民运动的意义与方针》一文,被毛泽东选入其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成为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为研究中国近代农民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依据。《中华农学会报》虽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颠沛流离,仍始终恪守其“图农业之发挥,求农事之改进”的办刊宗旨,维持了30年,共出版190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最具学术权威的一份农学刊物。


  从表2中可以看出,民国初期高校所办农学期刊刊物中,由于农学学科体系处于探索阶段,仍以综合性农学期刊为主,同时分支学科期刊也开始崭露头角,《水产》《中华水产杂志》《浙江蚕业学校校友会杂志》《农蚕汇刊》等水产、蚕桑类期刊的出现与地域水产业的需求和学校教育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呈现出互为作用的促进关系。由于《大学令》的颁布,许多农业学堂无缘进入大学的门槛,多数转为农业专门学校,所以这一时期的农学刊物多为各类农业专门学校所创办,仅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非农学校,且首次创办了农业教育类期刊,师范学校的属性决定了其鲜明的办刊特色与思路。农业学校创办的这类刊物,是近代农学期刊转型与蜕变的产物,尤其以《中华农学会报》的创刊最具代表性,其编辑、作者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且秉持传播农学新知,实现农业之发达的高尚情操,终而使《中华农学会报》成为民国时期最有学术价值的期刊之一。这一阶段农业学校的师资力量也从外籍教师逐步过渡为留美留日学生占据主体,刊登内容随之亦由晚清的翻译热潮,蜕变为传播适用于本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栏目设置的实用性也逐步提高,分类也更为细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办刊风格。


  2.民国中期的定型与完善(1922—1937)


  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为“农专改农大”的升格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一时兴起了一股大学热,到1937年,高等农业院校的数量明显增加,学科体系渐趋完备,农业科学研究也得到较大的重视,因而期刊数量相应大幅增长。民国时期高校农学期刊创刊数量共计227种,1922—1937年之间达128种,占57%。其中,南京、广州、北京、杭州、保定等地高校创办的数量较多(见表3),这与高等农业教育的制度变迁和院校分布有密切关联。尤其是在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措施,进一步加速了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初步定型,农业院校数量明显增加,多数综合性大学也设立了农学学科。农业教育的燎原之势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这也为高校农学期刊的广泛创立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些期刊恰逢其时地承担了农学知识传播与农业科技推广的重要职能。


  (1)综合性大学的农学刊物。在这128种期刊中,综合性大学创办的有75种,刊物主要由各综合性大学的农科或农学院主办。如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农林科、北平大学农学院等,这些院校主要集中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浙一带,以及北京、广州等地。综合性大学均创办了自己的农学刊物,为农学教育向社会传播提供了重要平台。


  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办了一系列农学刊物,有《农林新报》《农林汇刊》《金大农专月刊》《农林科丛刊》《农林科浅说》《金陵大学农林科通讯》《金大农学院通讯》《金陵大学农学院丛刊》等。并且,作为最早建立农学四年学制且为中国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它还聘请了大量外籍教师和归国留学生作为其雄厚的师资力量,如棉花育种专家郭仁风、农业经济学家卜凯等外籍学者,及过探先、陈嵘、张心一、沈宗翰等留学生,还有万国鼎、孙文郁、乔启明等本校毕业生,他们在推进中国农业近代化的进程中作出了卓越贡献。1924年创办的《农林新报》作为其核心刊物,遵循金陵大学农学院“科教推”(科研、教育、推广)三位一体的办学理念,刊登的文章涉猎的学科范围较为广泛,第300期刊载论文数量多达20611篇。《农林新报》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期数最多的刊物。出版长达23年,共计774期,平均销量为2000份,最高值曾达5000份,[9]表明该刊有持续固定、范围较广的读者群,也是其最为有力的一种学术代言。金陵大学创办的这些刊物,在向基层传播农林教育知识与推广农业技术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也为中国农业近代化的完全实现奠定了基础。


  中央大学农学院创办有《农学杂志》《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旬刊》《畜牧兽医季刊》《园艺》等。1933年7月创办的《中大农讯》主要探讨农学新技术,刊发师生的农业科学研究成果为主,也经常根据时节或研究状况以专刊或特刊形式出版。1933年11月创办的《国立中央大学农学丛刊》为半年刊,涉及农艺、畜牧、农业化学等相关内容,刊登文章学术性较强,符合其“以有关学术贡献者为标准”的要求,稿源已不受限制并开始刊登外稿。1935年7月创办的《园艺》是高等学校最早的园艺学期刊,且以“园艺”命名,是抗战之前一种主要的园艺期刊,在其发刊词中深入论述了园艺之重要价值,认为“园艺与国计、民生、教育、卫生、社会、家庭等关系亦至密切”。设有园艺科学研究、实验、调查报告、译著、园艺问答、栽培常识等栏目,学术文章与科普知识兼有,符合其适合多种读者需求的社会定位。


  国立中山大学农林科创办有《国立中山大学农科稻作育种场报告》《中国森林问题》《中山大学农学院广东各县土壤调查报告书》《琼农》《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研究会丛刊·第三类·农林化学系专刊》《土壤与肥料》等刊物。1934年3月创刊的《琼农》,是最具地方特色的一种刊物,主要从区域农业角度出发传播农林知识以发展琼崖农林事业,是早期研究海南农业开发的唯一一份刊物。


  北平大学农学院创办的期刊数量亦较多,有《农学周刊》《农讯》《农村月刊》《新农民》《国立北平大学学报(农学专刊)》《绥远农业学会会刊》《现代农村》《农学》等。《农学专刊》为年刊,主要发表一些重要的农学科研成果,如《围场实验误差及其估计理论》《中国棉作病理之研究》《莲子成分研究》《中国北方主要林木耐阴性之研究》《中国常用食物中维生素之测定》等,标题多以“研究”命名或具有研究的性质,已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科学性。《农学》则“纯以农学为范畴,不涉及其他普通问题”,以阐扬农业学术、促进农村建设为宗旨,设有论著、研究、调查、报告、农村通讯等栏目,除发表学术论文外,还辟有专门栏目介绍国内外农业状况。


  河北大学农学研究会于1929年12月于保定创办《河大农学丛刊》,其发刊词直指近代农业教育存在的弊病,认为农民盼“有新学理新方法之发明,以资应用”,而“殊属寥寥,大失农民之希望”。[10]针对民国初期农业教育的实际状况,开辟农科农场,“欲依照各种学理,体察本地情形,一一研究试验,以冀少有贡献于农民”,此为该刊创办的宗旨所在。但其良好的济世宏愿终难撼时势,仅出1期就已停刊。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自治会于1931年6月创办的《新农业》尽农业教育与传播技术之责,“把农业教育推广的范围深及于田间实行工作的农民”,实现了该刊“把同学们平日研求所得,随时贡献给社会,以为逐渐实地改进中国农业之一助”的最初愿景。


  (2)农业院校创办的期刊。新学制的实行,不仅使综合性大学纷纷增设农科,农业专业学校也陆续成立。专业学校有新成立的,也有一部分是由之前的农业专门学校演变而来的,这些农业院校也通过创办刊物传播农学知识。这一时期创办刊物的农业院校主要以蚕业学校、水产学校、各地农学院、农业专科学校为主。农业院校创办的期刊有53种。


  天津河北水产专科学校是我国最早的水产专业学校,1931年7月创办了《水产学报》,每年出版1期,以“宣传水产,介绍学术,发展水产业,振兴海权渔利”为宗旨,[11]以刊登水产学方面的学术成果为主,张元第、郑恩绶、张宝树、张震东等水产学专家的论著见诸其上。河北省立农学院创办的《河北农林学刊》虽仅出1期,却是学术水准较高的一份期刊,以介绍农林学术和国外论著为主要传播内容,发表的论著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都体现了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其后园艺系同学会认为“发行刊物,为最重要工作之一”,于是“以师生素日研究译辑之所得,汇刊成册,公诸社会,名之曰《园艺季刊》”。[12]《园艺季刊》设有园艺科学研究、调查报告、译著等栏目,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研究能力。


  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于1936年7月创办的《西北农林》辟有通论、专论、调查报告等栏目,论文涉及农业经济、作物、园艺、土壤学、水利、植物病理、育种等农学主要领域,“拟将研究和教学的成果以及改进中国农业之新方法、新技术推广于民间,以期于复兴中国农业、建设国民经济诸切要工作上,贡献一部分力量”。[13]创刊号发表李仪祉的《我们需要提倡农村建筑》,是较为少见的一篇文章。第4期刊发有蒋杰的《关中农村金融调查》,为研究当时关中农业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陈锡鑫等人的《关中苹果的经济栽培》对关中苹果的经济价值做了最早的探索,为关中苹果经济产业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除此,对西农附近14县农业调查、渭河滩地树木栽植、太白山森林调查、武功农作物土害等方面的研究,均为西北地区区域农业研究的较早的论文。有时还将同一学科的论文汇集成册以专刊形式出版,以更为集中全面有针对性地传播农林科研成果,更好地发展农林事业。


  新学制的颁布给近代高等农业教育提供了一个更为自由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更加重视农业教育,从制度层面引导并推动了中国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定型。综合性高校的农科和农业院校均有长足的发展。高校农学期刊呈较快的发展态势,综合性高校所办农学期刊有75种,农业院校有53种,主要分布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浙地区、京津冀地区、广东等地。南京处于国民政府所在地,创办农学期刊达22种,主要以金陵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为主。河北省立农学院沿袭了其前身直隶高等农业学堂的办刊传统,创办了6种农学期刊。国立中山大学也创办有24种,北平有17种。与民国初期的农学期刊相比,高校农学学科体系有了明显的完善和拓展,除了综合类的农学期刊外,也出现了《蚕声》《水产学报》《园艺》《农业经济》《林学会刊》《土壤与肥料》等分支学科农学期刊,充分说明高校创办的农学期刊紧随农业教育发展节奏,将农学教育的科研成果传播推广,在中国农业高等教育近代化和农业近代化最终定型完成过程中,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


  3.抗战时期的衰微与西部地区的恢复期(1938-1949)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也遭遇了巨大灾难,高校数量明显下降,高校期刊出版事业也饱受摧残。为留存高等教育的精髓,国民政府采取措施将高校内迁,北京和东南沿海的一些高校陆续内迁,形成了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两个战时重要的学术联合体。抗战时期,农学期刊的创办格局受到较大影响,随着高校的内迁,农学期刊的出版中心也发生转移,打破了农学期刊长期呈现出的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这一时期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浙地区、京津冀地区、广东地区的高校农学期刊数量大幅下降,重心迁至陕西、四川、福建等地,这与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开发西部的战略有关联。


  1938—1949年,高校创办农学期刊88种,西北农学院创办了23种,与之前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创办的4种相比,数量上有了显著的增长,这正得益于高校的内迁——西北联大的成立。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迁往西安后改为西北联大农学院。1938年7月,西北联大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国立西北农学院。雄厚的师资力量,先进的农业技术,打破了西北地区闭塞的学术氛围。西北农学院前后创办了《北农通讯》《农业经济通讯》《秦农》《农业化学》《西北农学院院刊》《农艺通讯》《农化通讯》《艺园》《西北畜牧》《西北水声》《西北园艺》《西北农报》等刊物,是西北地区高校科技期刊的主要创办单位。《农业化学》发表了一些名人专家的论文,是研究20世纪40年代初期农业化学成果的珍贵史料。《西北农报》是学院决定恢复《西北农林》时一起出的刊物,刊登了著名的作物育种学家王绶的《泾阳302小麦示范与推广》《本院新育成大麦良种3102与3120》以及《介绍马铃薯良种“七百万”》等文章,反映了适于推广的农业技术的最新成果。1946年成立的兰州国立兽医学院是国内第一个高等兽医学院,著名的兽医学家盛彤笙任院长,结束了甘肃没有高等农林本科学校的历史,并于1949年1月创办了《国立兽医学院校刊》,每月一期坚持出版,为西北乃至全国兽医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高校的内迁,四川的高等农业教育在特殊时期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四川高校创办了11种农学期刊,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办了《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校友通讯》《金陵大学农学院研究丛刊》,四川大学创办了《再生稻研究》《新农林》《华大农学》《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季刊》《农业论坛》《川大农学季刊》,此外,四川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创办了《农产制造通讯》《农制通讯》。福建创办有9种期刊,福州协和大学农学院创办了《协大农报》《协大农经资料》《农教简报》《农业经济调查报告》,福建省立农学院创办了《新农季刊》《福建省立农学院院刊》《新农园艺》《新农农艺》等刊物。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促使西北地区高等农业教育迅速发展,西北农学院“期刊群”的出现是战火弥漫时期的一朵奇葩,形成了特殊的高校学术期刊出版繁荣现象。高校内迁虽使中国高等教育蒙受重创,但客观上推动了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事业和科技文化的发展,为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教育规模与教育质量上均有质的飞跃。高校农学期刊为战时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技术,有效缓解了战时农产品尤为紧缺的困境。战后,随着高校的陆续回迁,逐渐恢复了创办农学期刊的热潮。战时被动的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农业、工业、教育、文化、科技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当今西部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基本格局。现今陕西、甘肃留存的高等院校多为当时时局变动的产物,在平衡高等教育与学术传播方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结语


  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农业学堂作为重要的学术办刊机构而出现。中国高校农学期刊发源于晚清,最早的为罗振玉掌校时期,湖北农务学堂创办的《农学报》和《蚕学报》。最具代表性的是直隶农务高等学堂创办的《北直农话报》,并与其后的《农学月刊》《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等形成持续百余年的完整办刊历史。随着近代农业高等教育的起伏发展,高校农学期刊经过了民国初期的转型期、民国中期的定型期、抗战时沦陷区的衰落和西北大后方的恢复发展期。民国初期是高校农学期刊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农学刊物多由农业专门学校创办,较之晚清农业学堂萌芽时期的刊物,在学术性、系统性上有明显的提高,尤其是南京农业学校创办的《中华农学会报》,在民国时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民国中期,由于新学制的颁布,“农专改农大”的浪潮兴起,高校农学期刊的创办机构由最初的农业专门学校逐步演变为综合性大学农学院和农业院校两支力量,这将高校农学期刊的发展势头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抗日战争前,农学学科体系已趋成熟,除综合性农学刊物,《蚕声》《水产学报》《园艺》《农业经济》《林学会刊》《土壤与肥料》等分支学科刊物也开始崭露头角。抗日战争爆发后,高等教育受到严重破坏,为保存实力,部分高校纷纷开始内迁,陕西、四川等地成为西北、西南两大转移重心地带,形成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两个重要的学术联合体。作为抗战后方的陕西成为粮食供给的主要基地,这就促成了西北地区农业教育的发展,诸多留学生归国致力于农学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因而带动了特殊时期农学刊物的恢复与发展。其中,以西北农学院最为明显,创办了《秦农》《农业化学》《西北畜牧》《西北水声》《西北农报》等23种农林期刊,成为抗战时期一种特殊的区域期刊繁荣现象,为西北地区农业高等教育和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是个以农为主的国家,随着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近代高校农学期刊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与动力,在起伏的时代进程中,曲折发展并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对现今高校农学期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