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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前后中华农学会的政治立场与事业转向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8年11月06日 08:33:06

  摘要:北伐战争作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对近代中国的农业知识分子及其最大的社团组织中华农学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大处着眼,进入民国的中华农学会等民间社团,大多与实际政治相对隔膜,专注于农学知识之引介、传播和研究,对于农业问题出路亦取径于科学化,亦可谓“纯学术”路径。当国民革命的政治运动勃兴之际,这一群体转变了一贯的无党无派立场,不仅介入政治,而且站到了国民党一边,主动呼应国民革命,其后又融入国民政府的民生建设。如此转变,不仅使其涂染上了较为浓重的三民主义政治色彩,也使其与农村整体改造以及现代民族国家之建构发生关联。究其原因,既是其迎合历史潮流、顺势而为的现实选择,也是其寄希望于政治解决农业问题的深层考虑。


  关键词:北伐;中华农学会;农业问题;党化农业;民生建设;


  作者:杨瑞


  民国初年知识精英对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一般表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汲取了中国古来“士”之精神,铁肩担道、躬身问政并参政;另一种则反其道而行,坚守学者节操而游离于政治之外。揆诸史实,由农学知识精英组成的中华农学会的态度,大体以北伐战争为界分开,此前他们醉心于农业科学化之梦想,谨守“纯学术”路径,刻意疏离实际政治;此后快速拉近与政治的距离,主动呼应国民革命,甚至揭橥三民主义之帜,为国民党的农政及民生建设摇旗呐喊、建言献策。回到历史,从社会政治的视角考察其历时态演变情形及前因后果,有助于深化认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以及参与其间的民间社团与政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渐入政治


  近代农业与政治的关系,尤其值得深究。此题涵盖颇广,民间学术社团与政治的离合当属其中内容之一。中华农学会是由农学知识精英发起的近代以还最大的农学社团,它于1917年1月成立,1949年退出历史舞台,在30余年的办会历史中,渐次由东南一隅的区域性结社成长为组织最为稳固、会务最为活跃,亦具海外影响的全国性社团。①1920年代中期之前,在南北政争的大幕笼罩下,该团体不愿卷入其中,因此讳谈政治,如其主要领导者屡次表明该团体“乃纯粹研究学术之清洁的会,并无何种党派关系,希望他日成为中国研究农业学术之中心,更希望成为研究世界农业学术之中心”。①不难想见,他们主张“兴学术以光大事业”,其表乃在区分那些以学术为名而行党争之实的社团,其里乃在借助科学的力量推进传统农业的现代转型。


  其实自国家产生以来,农业与政治不可须臾分开,若在主观上强行分为两橛,改造农业的工作未免落入“专重技术”一途。有人反思并质疑这种做法及其效果:


  过去常以为,从事农业者不必过问政治也。而农业行政组织之不健全,迄为振兴农业之一大障碍。过去常注重于动植物品种改良,暨作物栽培方法改良之研究,而将其它有关联于农业问题之解决者,置诸其后。于是他项问题之不解决,保留若干重要之因素,使改良品种,改良栽培方法,亦连带而鲜济于事。过去常偏重于造就研究之人才,而训练实地经营之人才独少,于是农学与农事截然分离,而不能发生连锁之关系。宜年年谈振兴农业,而未能奏显著之效果也。②


  以上文字的意思很明确:解决农业问题不能拘泥于“在农言农”、就技术而论技术,尚需关注农业周边以及技术应用的社会政治环境。事实上,从1925年许璇主持会务始,他便推动中华农学会矫正既往偏向,转寻政治解决农业问题的渠道,从而带动了农学知识精英态度和立场的总体转变。具体缘由,盖有其二:一是东南武人争锋击碎了农业科学化梦想,使其深切认识到:在外有帝国主义压榨、内有军阀争斗的社会环境中,单凭科学的力量难以完成改造农业之任务。③质言之,农业问题的出路首先仰赖于政治环境的改善。二是在以何种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论战中,改良让位于革命,渐次形成国民革命的主流政治话语——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推翻军阀统治。其间,国共两党均重视组织建设,希图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集结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力量。


  很重要的是,许璇对组织的路线转移施加了特殊影响。许璇(1876-1934),字叔玑,浙江瑞安人,系中国近代著名农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先驱。许氏早年受甲午战争刺激,遂去举业而改新学,于191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归国后,长期执掌北京、浙江高等农业学校要津,1925年出任中华农学会干事长,直至1934年去世,由于受地缘文化影响,颇具永嘉诸子风范,“志于事功,以赴国家之急”④,故力推中华农学会改弦易辙。以下这段话颇能表明其行事旨趣:


  矧自欧战而后,各国政治经济及国民思想,靡不感厥潮流,焕然一变,革新运动如日方升。其间万钧洪钟,声震一时者,一为资本主义之扫除,一为土地制度之修正。如俄国之农业革命,属于前者;东欧诸国之农制改革,属于后者是也。我国农业社会,蹈常袭故,厥弊已深,胶柱鼓瑟,势既难能,改弦更张,非旦暮事。是宜顺应世界之思潮,审察国中之情态,通权达变,善厥措施,正本清源,庶臻美善。事得其要,厥效孔彰,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动止自如矣!然此决非踞高位,议国政者所能语此。挽狂澜于既倒,障大江而东之。斯尤本会同人之责,而不容自诿者也。⑤


  受世界潮流之激荡,以许璇为代表的农学知识精英从苏俄、东欧农业革命的历史,推演“审查国中情态”,使其在以下两个方面达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其一,应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现代知识社群应与改造农业及农村社会发生联系,应为世界潮流的引领者而非旁观者,尤其在政治不良的情势下,甚至充当先锋与主角,以便于造成能够推进农业社会改造的新中国;其二,应从趋重学理、规避现实,转向重视本土实际、积极参与现实,从社会政治以及土地制度入手整体改造农业社会。


  与此同时,解决农民问题正成为国民革命的核心任务之一。这从1924年1月国民党对其重要性的阐发中可以得见:“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相应地,制定三项农民政策:第一,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如厘金等类应废绝;第二,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查粮食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第三,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①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写入《农民协会章程》之“前文”,并在递孙中山的呈文中写道:“欲实现本党对内政策所列举之农民政策,一方固应由政府以政治之设施,为贫困之农民实行解放;一方尤赖贫苦之农民能建立有组织有系统之团体,以自身之力量而拥护其自身之利益。”②国民党还专门设立农民部,位列九部之一。③1926年1月,国民党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指引下,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其中规定:在政治上组织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求得自身解放;在经济上改善农民境遇;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及补习教育,提高农民智识。


  以上所列,无不透露出国民党对农民、农村组织的重视,甚至“组织”被其视为解决农民问题的“万应药”,“改良农村组织”被其当作“增进农人生活”的重要“工具”。④当然,国民党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农民训练成为“有组织之民众”,既为其所用,亦将散漫之民蜕变为现代国民,显示出强烈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⑤国民党的政策调整,不仅对农民群体具有动员作用,也对摸索农业农村出路的知识精英产生感染力。中华农学会内部对于农业与政治之关系的讨论日多,甚而认为改良农业必先改造政治,“农政问题”因此成为第八届年会的中心议题。⑥董时进总结道:“无论政治是如何龌龊,如何卑污,如何的不生产,吾人都不能不过问他。”⑦他们找到一套整体解决中国农业及农民问题的办法,“必须从教育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种种方面求其平均发展”⑧,绝非“专重技术”的狭隘之道。⑨可见,农学知识社群的新取径与同期国共两党以政治革命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不谋而合,在改进农业、改善农民生活方面形成诸多共识,这也成为彼此关系由疏而密的重要缘由。


  观念的契合固然重要,人脉的沟通亦不可或缺。其实,中华农学会中的不少人与国民党素有渊源。若论远源,梁希、陈嵘、沈鹏飞等核心人物均曾为辛亥志士。地位举足轻重的邹秉文与孙科同为留美故交,他在岭南学界影响亦大。居粤农学俊彦邓植仪、黄枯桐、丁颖、沈鹏飞、欧华清、郭华秀、张天才、陆精治、戴芳澜等相继入会,邓植仪、黄枯桐、欧华清、陆精治任广东干事。⑩以上诸人均不同程度与国民党保持联系,来自中山大学农科学院的邓植仪、黄枯桐、沈鹏飞等人与国民党渊源更为深厚。


  胡适曾说过:“民十三以后,他(指:孙中山)改造的中国国民党成为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11斯时农学界在立场和行动上转向国民党,正可印证胡适观察到的“新气象”。1926年中华农学会在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举行年会,既是国民党召唤的结果,也是彼此携手合作的表征。该会明确说:


  广州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国民政府琛〔深〕知中国农民所受各方面之压迫痛苦,比任何阶级为甚,故为农民谋利益而有农民协会之组织,实行农民运动。其实施之状况,与本会年来所得诸学理方面、事实方面,请求解放农民之旨,正相吻合。同人等欲为农民谋实际利益,不得不于此有所借鉴。12


  这次会议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1925年中华农学会路线转变后的跟进。一是眼光向下,调查研究农事和农村问题,将学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二是关注农村组织,实地考察粤省农民协会及其运作情况;三是以此为契机接洽南方国民党,现场观察革命洗礼后的粤省社会政治情态,通盘考虑以定会务走向。后一点可能更为关键。


  1926年,中华农学会第三次干事会决定在粤举行第九届年会后,邓植仪、黄枯桐、曾济宽积极联系广东国民政府。出于争取农学界支持的国民党亦抛出橄榄枝,由广东国民政府、广州市政厅分别赞助1000元、500元专款。①8月6日,会员费鸿年、黄菊逸、杨克明、胡浩川、包叔良、赵友三、周勺泉、雷骏观、李仲莹、江汉罗、万春贵、李松乔、林侠农、孙广钊、包容、吴瑞芝、唐昌治、陈方济、钱义璋、唐启宇、汤惠荪、杜春培、寿黄音、汤言安、沈祖仁、戴啸州、陈襄伯、雷宜文、徐澄,日籍会员桥本、山崎,德籍会员应伯利(SchmidtImbrek)等人同船赴粤。②12日,在黄枯桐的引见下,总干事唐昌治、陈方济、汤惠荪等相继拜访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厅。③14日上午11时,会议在中山大学农科学院正式开幕,出席人数达200余人,会员仅有48人,余下之人来自广州市党政及社会各界,计有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长甘乃光代表国民党党部,广州市政厅长孙科代表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代表许崇清,实业厅长李禄超,农民运动讲习所兼中共代表毛泽东等。④可见其受关注度甚高。


  政要一方侧重向农学知识精英们施加政治影响,认为他们不应仅以研究农学、改良农产为自足,还应关注现实的政治和农村,到民间去,以解放农民为己任。甘乃光强调科学为谁服务,科学家的阶级立场的问题,“学术界须要站在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上,才是真正的学术界。国民党是领导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诸位是研究农学的科学家,正是农民阶级方面的科学家。国民党甚愿与贵会合作,与贵会诸科学家共同站在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主体上。我们的民生革命要如何使他不发生——这绝对不是取压抑,当然是根本救治——就是要请诸位科学家站在民众方面来努力”。所以,“农学会已经不是在研究室内的时候了”。孙科则言:“广州是改革中国的中心,可说是中国的希望;农学会是改良农产的中心,也可说是中国的希望”。许崇清则指出农业革命不同于工业革命,需要“喊起农民运动、农民团结运动,以达到农业之社会化”,而中华农学会则负有指导之责。李禄超则更明确提出农学家应“赞成国民党政策及拥护国民政府”。蒋介石的代表陈炳文明言:“我们现在要请诸位加入革命,加入为三民主义的信徒而革命、努力,做到第一步国民革命的成功。诸位要走到研究室外边,去看看社会的情形。只要诸位明了中国现状的堕落和危险,诸位决定会知道革命是不容或已的。”


  毛泽东代表中共致词:“诸位在广东开会,请顶要紧不要忘记了八十万以上的农民。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诸位今天参观,最好就下乡去,到民间去,直接去指导农民,唤醒他们守旧的劣根性,根本救治农业。本地在农业学校毕业者很多,外国回来者亦不在少数,但都是受农民的梗阻——其实还是受〔首〕先忘了自己没有去领导农民的梗阻——到今仍没有多好效果!现在农村经济非常枯涩,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因此,广东农民问题,当是诸位开会的一个问题,在大家更希望这问题得有完满的解决!”


  知识精英一方表示倾心革命、拥护国民政府农工政策,共同致力于农村建设工作,同时不失时机地反向输出影响。中山大学农科学院院长邓植仪提议农学家:“一方面以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补救现在一切的农事上的问题,一方面还得努力参加政治改革运动,使农民农业得有充分的安全的进步。”黄枯桐指出援救农民、振兴农业,只有“一方研究,一方联络有为的国民政府,澄清政治”。⑤中华农学会最后发表《宣言》称:“对于国民政府保障农民利益之政策,无不竭诚拥护。其它关于农民教育、经济、政治等一切设施,苟有所见,愿为最诚恳、最切实之建议,甚而至于愿共同担负此建设之工作,以图完成本会之使命,而促进中国平等自由之地位。”⑥8月27日,过探先在“科学与中国农业之革命”演讲中向国民党发出忠告,“欲国民革命完全成功,须先尽力农业上的革命工作。盖农业社会革命成功,方得谓国民革命完全成功。”而且,“农业革命不可全赖政治的宣传,同时并须从灌输科学智识,深入农民群众,实地改良农业入手”。①


  这次年会对于中华农学会而言,意味着其政治态度和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反映出其对农业、农民问题的现实关切,并试图借重国民政府的力量获得解决;对于国民党而论,意味着它争取到了农学界的支持,从而成功地将知识资源转换为政治资源,藉以在农民和农村中树立威信、扩大影响乃至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中华农学会通过相关重要议案:应组织特别宣传队、加入农民运动案,并由大会商酌具体办法②;“凡在国民政府所到之地,均应组设分会”。③广州分会在中山大学农科学院应运而生,由沈鹏飞、曾济宽等主持。④此外,陆续有中华农学会员加入国民党,如尚在金陵大学农艺系求学的杨显东、陶咸九、左景烈等均取得临时党证。⑤


  二、揭橥党化农业


  如从排除再造农村路障角度论,国民革命亦可谓农业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1927年,当国民革命军挺进江浙地区时,农学精英们不仅为之而欢呼,而且将其活动融入到国民革命中,以实现“党化农业”为旨归。⑥是年初,杭州会员发表《宣言》称:“国民革命军到浙数月,浙江全省已属于国民政府之下,实行农工政策。我浙农学界,岂可不急起直追,加入革命战线,共谋民众利益?”⑦这份宣言站在最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立场上,高擎反帝、反军阀和反官僚的大旗,宣布浙省会员加入“革命战线”,以“革命手段”为农民“谋解放”,以科学智识为农民谋利益。


  他们亦借革命的声势扩张其组织,设立浙江分会。广州年会后,杭州学人吴庶晨即奔波于沪杭间,全力筹备浙江分会。⑧因此,他不仅是该分会的主要发起者,也是该分会的主要精神领袖,其农业社会化思想亦深植其中。4月24日,该分会在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举行成立大会,40余人参会。担任大会临时主席的杜时化呼吁,在浙省已属国民政府政治版图情势下,农学界“俾期农业党化之早日实现。以后凡我入会诸会员,务希各承斯旨,以改良农业为己任,努力使数十年陈腐之农业,达改善之目的”。大会选举吴庶晨、吴和叔、葛丹忱、王兢白、王希成、卢亦秋、陈宣昭、陈方济、陈石民为执行委员;梁弃非、曾汉青、周鹤笙、曾勉之、杜时化、顾华孙、刘启周、全成九、朱文园、赵才标为候补委员;梁华、宣霞章、王启、虞楼筌、朱谦为监察委员;杜时化、赵伯基、朱文园、陈季棠、周友三为候补委员。⑨


  浙江分会揭橥“党化农业”之旨,以三民主义为立会基线,为其涂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⑩其“简章”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第一,立会旨趣。分会“简章”规定“以遵奉中国国民党主义、党纲、政纲,共谋农业之改良发达,并求农业日趋于科学化,社会化为宗旨”。从中可见其鲜明的党派和阶级立场。“科学化”和“社会化”均是新提法:前者与总会旧章表述不同,但精神实质其实并无分别;后者则完全为新增内容,反映了该会对农村组织等的特别关注。时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的谭熙鸿对此大加赞成,在其院刊发表专门意见:“改进农业的目标,若简单地来说明,就是谋农业生产之增进和农民生活之改善,故必须农业科学化和社会化。从前未使不从科学上和社会上提倡,然而农业教育却注重书本的究探,缺乏实地的工作。农事设施注重机关的设立,缺乏民间的推行。亦即在科学上手脑不能并用,在社会上机关与民众不相联合,所以关于农业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上的发明发见,就不能应用或不能推广了。”①


  第二,除入会会员学术资格外,新增政治审查一项。它规定以下几种人不能入会:品行不端,有鸦片癖者;有神经病者;曾经宣告破产或被褫夺公权,尚未恢复者;曾为军阀走狗,劣迹昭著者;曾有反三民主义行为者。


  第三,新增事业项目,按照其规定有:实地调查农村状况,以供农学研究;参加农民运动,为增进生产及改良农民生活做宣传;研究重要农业问题,建言于政府;推广农村教育及农业改良新法。事业涵盖了农村教育、农村组织和农民生计等问题,充分显示其会务重心已然下移的新取向。而且,浙江分会成立及其新定宗旨和事业,对“总章”修改起了重要推进作用。


  9月4至7日,中华农学会在杭州前浙江省教育会举行第十届年会。4日上午9时半,大会开幕。许璇首先阐明新的建设时代到来之际,民生问题将是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最重要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一切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及社会问题,均无从解决。衣、食、住等项是民生问题中最重要部分,衣食尤为重要,而它们皆源于农业。所以说,解决农业问题是破解民生问题的先决条件。基于此,他提出“调查-研究-推广”三步走的农业发展计划,希望能“将调查研究之所得,推广及于农民,务使农民能应用学理,改良农业”。②此番讲话显然更多是针对国民政府,他在浙省政府招待会上强调:农业政策中的生产政策和经济政策对于改良农业尤为关键,而经济政策中最要者当为农村合作社、农民银行,此为解决民生问题之“要道”。③


  此次年会的要务是修改学会的总《章程》,确立国民政府治下的宗旨、路线及事业。如果将新旧会章及浙江分会章相互对比,发现前两者间虽有承继性,但变化更为明显,后两者反映出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对学会思想和活动的共同影响。新章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原本无“党派”“、主义”背景的宗旨更为尊奉并贯彻“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即“联络同志,研究农学,革新农业状态,改良农村组织,以贯彻民生主义”。④还对应增加“改良农村组织”一项。⑤这意味着它将解决民生问题奉为事业的终极目标,研究农学、革新农业状态以及改良农村组织则为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和手段。此三者实际可以归结为两大层面:一是技术层面,旨在研究农业科学,并将农学智识和技术手段应用于改良农业,这是该会一以贯之的主张,体现其继承的一面;其二是组织层面,这是1920年代中期转变往昔“专重技术”路线的结果,将组织革新作为改造农村社会的要项。可见,民生主义和农村组织已取代科学化变为新章的主旨。


  从学会学科分股及事业的变化,亦可窥见其路线和会务重心的转变。旧会章的学科包括农学股、农艺化学股、林学股、蚕丝股、畜产兽医股、水产学股、生物地质学股,共7股,全属“技术”层面;新会章的学科分类增至12股,新增农业经济股、农业教育股、农业推广股、农村社会股,均属“社会组织”层面,另外8股是农艺化学股、农业生物股、农林工学股、作物园艺股、畜牧兽医股、森林股、蚕业股、水产股。新会章的事业分类也集中反映了他们关注农村教育、农村组织和农村生活的新动向,如从“研究农业教育”变为“推广乡村教育”,将浙江分会章中“参加农民运动”变为“指导农民运动”。总体看,总会新章实际是将三民主义政治话语嵌入农业的时代产物,它在精神和内容上部分地借鉴了浙江分会章,而其表述比后者更为明确,体现了时势转换下农学知识精英“农业党化”的取向,快速上升为团体意志并为共同的行动指南。⑥


  三、投身民生建设


  北伐告成预示“建设时代”来临,“因民生主义趋重农业,而农业始为政府所注意”。①农业与农村建设被南京国民政府列为国家建设事业之一,亦属“三民主义建设”中“民生建设”应有之义。许璇认为,在“三民主义的建设时代”中,“欲贯彻民生主义,非研究农学,改良农业,提高农民地位,扶助农民生活不可”。②这是由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所决定的,其因乃在“农业上建设,为各种建设的基础,农业上建设不实行,则他种建设事业,纵积极进行,亦难见国家或社会健全发达”。但是,这项事业“非少数人所能成,也非短时期所能做得到,必须用群众的力量和科学的方法继续努力,才能得到伟大的效果”。③许璇宣示中华农学会“自当负此责任”,显示了知识精英主动参与国家建设、与政府协力解决民生问题的诉求。


  尤具象征意味的是,1928年中华农学会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举行年会,并于次年与新中国农学会等社团将其会所从上海移至南京。他们发挥建设作用的方式,既有保持在野状态,以专家身份影响政治集团的农业施政者,如中华农学会提出“研究农业重要问题,以宣布社会,建议政府”;亦有直入政权系统,转化为政权之组成部分后,通过农业行政推行其建设理念与方案者。


  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重视“从基层建设做起,以实现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为知识精英参与各地农业建设创造了机缘。1925年秋,统一后的“两广”率先进入全面建设时期。为“建设新广东”,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任命梁漱溟、李济琛等5人为常务委员,聘任谢瀛洲以及德籍农林专家芬次尔等11人为专门委员,主持制定各种建设方案。④按照梁漱溟思路:“不应枝枝节节无条理、无计划去做,要有条理、有计划,应先从调查统计上做功夫,有了调查统计的材料,才可以研究。”⑤意即要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制定农林建设计划。稻作专家丁颖建议政府,首先应谋解决民生主义中的民食问题。为此,他在1926年制定了“改良广东稻作计划”,拟在广州附近及南路琼州和东西北江等区设置纯系育种场;1928年拟具“设置广州附近稻作试验田计划”,推动校长戴季陶以中山大学名义施行。⑥1929年初,曾继宽拟定《广东农林建设之纲要》,整个建设分为四个步骤:一是制定法规,包括劳动、农业、森林法规及产业合作社法;二是设立机关,包括全省土地局、森林局、蚕桑局、农务局、昆虫局、农业金融机关及农业教育机关,除相应设置以上机关的下级机关外,筹设自治局、粮食管理局以及其他各种相关的机关和组织;三是筹划经费,包括整理田赋、增加关税、劝募公债和节省军费等;四是培养人才,以“高深学理作实地施业之指导”。他还详细规划了农业经济、农业教育及技术增进方面的具体事业。⑦


  1928年2月10日,出任廉江县县长的陆精治制定《广东全省农业计划书》⑧,并在给广东省政府呈文中说:“国以民为本,民以农为多,故总理三民主义之中,于民生独重。民生主义,以农务为先,诚以国家能扶植农民,改良农业,增进农利,立可置国家于富强。”⑨次年,广东省制定农业计划的官方活动就此展开。3月9日,建设厅召集广东农业建设计划起草委员会议,沈鹏飞、关乾甫、唐熙年、杨邦杰、丁颖、利寅、麦应端、陈颂硕、林亮东、张焯堃、傅保光、陈无涯、黄元彬、邝嵩龄等人与会,主要议题是审查并调整计划大纲。11日,建设厅聘定28位农业专家分任起草各种农业建设计划,主要有土地政策(陈颂硕),租税政策(黄元彬),粮食政策(麦应端、丁颖),蚕丝政策(傅保光),糖业政策(张焯堃、林亮东),渔业政策、水产试验场、农民劳动政策(沈鹏飞),农业经济政策(廖崇真),农村改良政策(麦应端),农务局(沈鹏飞、陈无涯),农事试验场(关乾甫),昆虫研究所(请沈鹏飞委托),热带农事试验场(邝嵩龄),蚕丝试验场(杨邦杰),蚕业育种场(傅保光),蚕业检查所(沈鹏飞),畜产试验所(唐熙年、傅保光),水产试验场(费鸿年),动植物检查所(缓办)、糖业试验场(古桂芬),生丝检查所(傅保光),兽疫研究所(缓办),农艺化学试验所(利寅、邝嵩龄)等。①同期还制定了《举办全省各县农业指导所计划》、《沙田稻作试验场设置计划大纲》等一系列计划。②


  其时,创设农林机关为推行农林建设之要政。廖迪雍制定《改良及推广粤省蚕业计划》后,又制定《广东农林建设计划书》。③后者实际是对曾继宽《纲要》中“建设程序”之第二、三部分的细化,即农林机关整理和筹划经费两项。④他主张省建设厅设立省、县农林局,省、县农林试验场,直属省建设厅统管。⑤这些文本可谓广东省设立农林局之先声。


  1929年,在省主席陈铭枢力倡下,广东省政府设立森林局,建设厅长马超俊兼任局长,芬次尔任副局长,下设总务科长、技师兼土木科长各1人,技术人员若干人。同年9月,森林局改隶建设厅,组织体系改为总务与林务两科,侯过接任局长一职,芬次尔改任顾问。1930年7月,建设厅长邓彦华将森林局改组为农林局,邓自兼局长,廖崇真、侯过任副局长,组织规模及事业大为扩充,内设农业、林业、总务三科,附属机关除原有5处模范林场外,增设稻作试验场、园艺试验场、昆虫研究所、畜类血清制造所、农林改良稻作等区。后胡继贤继任局长,张焯堃、侯过为副局长,旋胡氏辞职,由侯过代理局长职。⑥1931年11月,冯锐任局长,直至1936年7月因其“贪污”事发,被蒋介石法办。⑦在此期间,因实际事务全由农学专家打理,亦因人事稳定、经费充足,故各类计划渐次落实,事业得以长足进展。


  黄绍竑主政广西后,启用伍廷飏,力推桂省农务建设。伍氏于1926年任建设厅长,多方罗致人才,在农林建设方面尤多建树。次年始在柳州设立省农事试验场、实业院,延揽中华农学会员陈大宁等人从事试验研究工作,同时筹设农业行政机关,在建设厅实业处下设农林股。⑧1929年初,实业院改组为农务局,成为统管全省农林事务的专门机关,内设秘书、农艺、林垦、畜牧兽疫、蚕桑、农业工程、农业经济、农业推广和病虫害防治等10科。⑨伍廷飏兼任局长,邹秉文、邓植仪任副局长。⑩中华农学会员赵连芳亦受聘为农艺部主任兼技师,主持稻作的试验与改进11;汪启愚任畜牧技师等。12旋因桂省内讧,李宗仁、黄绍竑一系被俞作柏、李明瑞所取代,农务局于1931年被取消,故有场地改为广西农林试验场,其场务由宋本荣负责。13


  知识精英对“两广”的农村组织均表关注,并以此为门径建设新农村。1931年,广东农林局的廖崇真强调“农村组织”之类“下层工作”的重要性,“改进农业,应提高农民智识,促进合作组织,然后技术才可增进,生产才可增加。这种下层工作,很是重要!还有关于农业的试验研究结果,农村组织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也是急待推行到乡村去的。”他尤其推重合作组织,“要发展农业、改良农村,必先从事农村经济的建设,提倡合作事业组织,极力帮助他们的成功,使购买农用品和日用品,可以得廉价的便宜;对于出产品,因为有了合作组织,也可以不受中间人从中垄断,来操纵市价;对于免除高利的剥夺,得到资本的流通,更是现在合作组织里面的最大使命。”①与廖强调组织的具体形式不同,谢申则凸显组织建设的整体性,其改良农村组织意在实现农村之自治。②


  究其本意,“两广”特重组织是出于“建设政治下层工作”,建造模范村乃实现途径。③时任柳庆垦荒局局长的陈大宁擘划了宏伟蓝图:先在罗城县前区设立模范农村,且亲自选定牛鼻的泗州寺为农村办事处,再在此一带建造市场,继而将它们联成一片,通过发展农、林、工商诸业,使之成就“伟大之实业区”。④1928年,“模范农村”实验工作在龙州、南宁、柳州、庆远、桂林等地逐次推开。其中,龙州第一模范村率先成立,它由16个村庄组织而成,开辟3处村有林,并设图书馆、通俗讲演所,实施识字运动,为全省工作的展开树立典范。⑤可见,桂省由组织入手的新农村建设并没有因农务局之取消而停废,反因知识精英的介入而有所增强。


  此外,分布于其他各省的中华农学会员也以不同方式参与国民政府的新农村建设。主浙后的张静江力邀沈宗瀚“共同建设”,因沈忙于培育小麦新品种,故荐钱天鹤任浙省农林局长,自己兼主任技师,协助设计与技术工作,每月去杭一次。⑥另有其人参与创建蒋介石倡导的浙江奉化县溪口镇武岭学校。1929年初,南京中山陵园的傅焕光、江恒垣、过探先、沈宗瀚等人奉蒋命负责筹设,“以为乡村建设之基础”。他们详细考察了溪口镇的人文、地理及农业等情况,遂建议设立农业职业学校及农场,以训练乡镇子弟、改良农林园艺等。该校于1930年建成,蒋介石自兼校长,下设校务主任综理校务,办有幼稚园、小学部、农事试验场及医院,中华农学会员张恺被任命为农场主任、农职部主任及校务主任。此后又陆续增设农职部、林场及民众教育馆等。该校农事试验场设有农艺、园艺、森林、畜牧、蚕桑及推广等股,主要与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及浙江大学合作推进改良及推广事务。⑦


  然而,中华农学会员的任职多不固定,甚至变动频繁,由一省转至另一省,或由地方上调中央,或兼任中央相关部、委职务等情况屡见不鲜。农矿部成立后,首次聘定孙恩麐、韩安、李大猷、姚传法为农林设计委员,以技正之资留农务司办事。⑧第二次又聘定林学专家姚传法、陈植、安事农,蚕业专家姚柟,水产专家何恢禹等人,姚传法为常务委员。后又续聘多名专门委员,渔牧:侯朝海;农业:许璇、沈宗瀚;农民:董时进、刘运筹;蚕、桑:钱天鹤、何尚平;兽医:王承钧;棉业:张宗成;垦务:金永昌;农业经济:唐启宇。⑨1930年代,随着国难日亟,包括中华农学会在内的农学社团的活动融入了国民政府农业“抗战建国”的事业中,因而出现了一个较大规模参与国家农业工作的局面,进入立法院、实业部、经委会等中央机关的人员日多,如1933年,立法院有姚传法、张心一等⑩,实业部有穆藕初、谭熙鸿、徐廷瑚、章元善、陈振先、刘行骥、凌道扬、皮作琼、姚柟、于矿、蔡无忌等。11


  总而言之,北伐前后的知识精英及其社团组织,日益演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一支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力量。这与其说近代以还从事乡村运动的两大系统——以精英知识分子及其社团为中坚的民间力量与国家政权力量从分立走向合一,毋宁说民间系统渐次消融于政权的国家建设中,结果导致乡村运动的重心转移至政权,相反,民间系统的地位则愈趋边缘化。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虽然在理论上知识精英进入政权的渠道是畅通的,但事实上他们很难跻身于国家的核心决策圈层,导致其话语和权限均十分有限。并且,政权在掌握、调动和整合资源方面优势占尽,因而能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相形之下,失去自主性而力有不逮的知识精英只能依附甚至听命于政权,虽然他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发挥建设性作用,但其独立性却遭致无情压抑、弱化,甚至被抹煞了,由此而产生的张力客观上对民族国家的建设起了消解作用。所以,政权主导下的乡村运动由于忽略了民间整体力量,尤其是民众的主体性,最终演变为一场打着“救民”旗号的“害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