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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节奏:海内外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及争议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8年08月07日 10:22:17

  今天,当我们纪念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时,特别需要回顾与反思一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中国近代史上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革命事件的研究和认识,因为它反映了一百年来中国社会以及人们思想意识的发展与变化。重新加深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开拓和深入对辛亥革命的研究,而且更有助于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国当代问题的根源和本质有更准确和深刻的了解。


  有关辛亥革命的国内外论著,可谓浩如烟海、五花八门,但如果纵览这一领域历来的主要论著,我们就可以发现,辛亥革命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是分期鲜明、重点突出,而中国历史学家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辛亥革命的性质、历史影响以及成败之论。中国史学界之所以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及历史地位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重大的分歧以及热烈的争论,主要是因为在近现代中国史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总是滞后于社会先锋思潮。具有引领作用的社会先锋思潮常常能对整个社会起到震撼和翻天覆地的作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剧烈的震荡作用往往是短暂的,会迅速被更加沉重的、深受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为限制的历史长摆所取代,重新回归到历史本来的运行规律中。所以,历史的发展常常有其不以人类社会所能理解的自律与节奏,而人类社会对自身历史发展的认识也有其并未充分意识到的自律与节奏。当历史学家们的眼光或者被一时狂风骤雨的社会剧变所迷惑、或者被顽强有力的历史惯力所震慑时,他们对历史的判断就出现了分歧,而这种对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分歧,其产生与消失也有自身的动律,与社会整体和人类思想的发展紧密相关。然而,尽管认识历史发展的节奏是如此之难,但历史学家的职责和使命就是要帮助人们充分认识到种种历史现象之后所隐藏的历史发展节奏,从而引导人类社会较自觉地顺应历史规律而动。因此,本文拟从历史发展的节奏这一角度,来对历年来海内外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阶段性特点以及研究热点作一概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辛亥革命成因和性质的新看法,以供商榷。


  一、辛亥革命研究的分期与阶段性特点


  章开沅先生将辛亥革命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1912-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1976年为第二阶段,1976-2001年为第三阶段[1]。笔者以为这三个阶段可以进一步归纳为1912-1970/80年和1970/80-2011年的两大阶段,因为虽然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期,但从辛亥革命研究的发展和现象来说,1949年以前和1949-1976年间的特点基本相同,即当时对辛亥革命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国共两党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影响,政治色彩浓重,感情成份明显,学术研究的严谨性较差,有时甚至不乏对史事的歪曲。


  国内有关辛亥革命的撰述,早在1912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过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但在1927年之前,国内对辛亥革命的撰述大都还称不上是研究。它们差不多都限于罗列数据和人物事件,比较浅显粗疏。在1949年之前,辛亥革命史也基本被纳入国民党党史之范畴。所以,这一时期有关辛亥革命的论著,只有1940年代出版的如《中国国民党史稿》(邹鲁著)和《革命逸史》(冯自由著)等少量著作尚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大部分论著都以孙中山的思想活动以及同盟会为中心,情感色彩明显,政治倾向严重,溢美之词居多,甚至有文过饰非之弊。甚至,“左舜生、郭真等人把辛亥革命史纳入党史的编纂和研究,颇多删改史实之处”[2]。无独有偶,胡绳所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了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和辛亥革命时期几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政治色彩亦十分鲜明[3]。


  1949年以后,大陆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一度少有人问津。但是,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高度评价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从而一度带动了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论著与文献资料的出版。然而不久,“反右”斗争又促使辛亥革命研究迅速冷落了下去。1961年,全国隆重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活动重新促进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100多位参加武昌学术会议的学者们就新军、会党、反清、张謇的阶级属性以及辛亥革命前夕的社会主要矛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后出版了50万字的《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论文集》,以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6卷本《辛亥革命回忆录》和《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辑》。总的说来,这一段时期大陆学术界深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主要是用阶级斗争理论和教条的马列主义观念来分析辛亥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辛亥革命成就的局限性和后果,把辛亥革命看作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陈旭麓所著《辛亥革命》和胡绳武《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形成》等论著把辛亥革命纳入革命史观的总体框架、定位为近代三大民主革命高潮之一,这个评价模式成为大陆史学界延续至今的正统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太软弱,与封建统治者和外国帝国主义强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依赖,所以他们不能彻底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种观点明显带有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烙印,但并不妨碍大陆学者在有些研究领域和课题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如辛亥革命中新军在湖北以外省份的作用、绅士阶层中重要成员的思想变迁、各省份的自主运动等[4]。


  然而,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又打乱了大陆研究辛亥革命的良好势头。“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工农阶级为主体的“文革史学”主宰了大陆史学领域。先前被定性为“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的辛亥革命遭到了猛烈批判。在极“左”派看来,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具有严重的妥协性。于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甚至包括革命派被一个个丑化、矮化,就连孙中山也难以幸免。对辛亥革命或者革命党人的积极作用作出的任何肯定,都有可能被扣上“‘宣扬资产阶级高明(中心)论’或者‘美化资产阶级、为剥削阶级辩护’的帽子而大批特批。辛亥革命就此沦为史学研究者不敢轻易涉足的‘险学’”[5]。


  改革开放以后,大陆的辛亥革命研究不仅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且由于吸纳了海外辛亥革命研究的成果与方法,出现了交流活跃、观念新颖、交锋激烈、题材广泛、研究深入、硕果丰盈和名家竞出的良好局面。


  首先,国内外频繁举行纪念辛亥革命的各类活动并相继召开了有关的学术会议,为辛亥革命研究和学术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和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两个大型国际研讨会“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和“孙中山及其时代”在1981年和1986年分别召开。1982年,海峡两岸还各自派出了强大的学者队伍并分别由胡绳和秦孝仪率领,出席了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辛亥革命国际研讨会。此后,以逢五、逢十的周年纪念活动来促进辛亥革命学术研究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惯例。仅在1990-1999年之间,大陆各地举办的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就接近20次[6]。这样的学术活动不仅向海内外展现了改革开放后大陆辛亥革命研究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和科研成果,同时还进一步鼓励和刺激了国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在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内,大陆总共发表了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达5000多篇,相当于1949年至1978年期间的10倍[7]。在1990-1999年期间,仅在《辛亥革命研究动态》上发表的论文,就达4400篇[8]。


  其次,“辛亥革命研究改变了从前单兵作战的状况,涌现出一批以辛亥革命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大陆学者们采取了兵团协同作战的方法,创办了受到国内外关注的、产生广泛影响的刊物如《辛亥革命史丛刊》及《辛亥革命研究动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孙中山研究论丛》(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等[9],以及体现出集体学术力量与智慧的各种论文集如《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及续编、《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辛亥革命新论》、《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等。


  再者,尤其重要的是,辛亥革命的史料整理出版工作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进展和大丰收。许多有关辛亥革命的重要史料书和工具书如《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清末档案资料丛编》、《清末海军史料》、《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黑血·金鼓——辛亥革命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南社史长编》、《文裴致参议院刘彦君书》、《莱阳乱事征实录》、《辛亥革命词典》、《孙中山辞典》、《孙中山年谱长编》、辛亥革命历史辞典〉、《辛亥革命》、《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总揽》、《辛亥革命研究备要》等,都是在这一阶段逐步问世的。史学研究离不开原始资料。关于辛亥革命文献资料的相继出版,极大地推动了辛亥革命研究的繁荣发展。


  所以,这一时期辛亥革命研究的特点就从过去小规模地编写小册子进入到大规模地撰写大部头学术专著的时代,其研究主题也从狭窄单一的状况进入到多样化、多层面的趋势。这一时期,不仅不少内容全面、史料丰富、论述详尽的力著如章开沅和林增平主编的3卷本《辛亥革命史》、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胡绳武和金冲及撰写的《辛亥革命史》等先后出版,而且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和努力后,各种具有新颖视角和开创性的个人专著也纷纷呈现,如《辛亥革命时期新时尚人社团研究》、《孙中山在民国初期的决策研究》、《辛亥革命与民族问题》、《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黄兴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官绅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商会与早期现代化》、《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物研究以及人物文集在这一时期相继面世,包括《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黄兴集》、《戴季陶集》《章太炎集》、《宁调元集》、《居正集》、《经元善集》、《刘揆一集》、《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等,成为这一时期辛亥革命研究的一大特色[10]。


  可见,大陆的辛亥革命研究,无论是从其作者群体、交流范围、发展规模和活跃程度,还是从其学术性、多样性、观念开放性和思想深度,改革开放前后俨然有一个界限明晰的分界线。1912-1949年与1949-1976年虽然在政治上是一个明确的分界线,但按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性质和特点来看,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大陆辛亥革命研究在这两段时期的发展可以归入同一性质的发展阶段。


  二、中外辛亥革命研究的热点


  自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对辛亥革命的研究热潮不断涌现,其研究成果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但其中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特点,我们可以用归纳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总结。概括起来,大陆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大体集中在以下几个热点。


  1.关于辛亥革命的胜利或失败成因、性质以及历史地位。


  这是有关辛亥革命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最重要但也最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将在下一节中对此重点评述。


  2.关于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及三民主义的影响。


  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主要就是三民主义,它是孙中山和革命阵营的核心思想意识形态,也是鼓舞和引导革命志士投入辛亥革命的有力思想武器。因此,三民主义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自然成了学者们热烈探讨的主题。首先,他们深入探讨了辛亥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各种民族主义问题如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与特色、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口号的意义及局限性、民族问题的论战、孙中山与国外列强特别是美日的关系和斡旋等等。其次,学者们对民主主义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发展状况如清末启蒙运动以及民主主义宣传所反映出来的辛亥革命的早熟性、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孙中山的国家政治观念与民主实践、革命阵营为保卫民主的斗争以及内部的民主操作与分裂、国民政治观念的转变、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以及民主共和观念对中国影响的程度等问题进行了探究。最后,学者们着重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与实践以及国民性改造问题进行了追踪分析。他们研究调查了孙中山民生主义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影响与实践、孙中山的土地政策和铁路规划、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辛亥革命前后的“认同危机”和国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等问题。


  3.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思潮与文化变迁。


  应该说,三民主义的诞生以及以孙中山和同盟会为首的革命派之出现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是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整个社会思想和文化潮流的发展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所以,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动态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也就成了学术界饶有兴趣的课题之一。从追溯戊戌的思想启蒙和梁启超的共和思想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开始,学者们对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启蒙与解放、改造国民性思想、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儒家文化命运、中华文化复兴思潮、新旧道德碰撞、师夷制度、欧化思潮、理性批判发展、议会思潮、输入文明思潮、进化论、历史教育、废除科举、社会学术文化变革、社会观念改变、经世致用思想、新文化活动、思想政治话语的变迁、爱国主义精神、科学救国思潮、文化建构等方面的课题纷纷进行了研究。


  4.辛亥革命中的人物。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是一场把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卷入进去的巨大风暴,所以人物研究自然成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大亮点。首先,孙中山研究当仁不让地成了所有人物研究的中心。对孙中山的研究包括了对其人文价值观、民权理念、国民性改造思想、“五族共和”论、领袖作用、党制理念及实践、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关系、对清廷和袁世凯的妥协、外交活动、与海外华侨关系、世界影响等。其次,对辛亥革命人物的研究也包括受到辛亥革命影响或对辛亥革命表示一定的态度和立场的各类重要政治人物和社会学者名流以及参与、支持或反对辛亥革命的国内外人物。


  5.辛亥革命与政党、会党及各社会阶层和团体的关系。


  政党及社会团体组织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是辛亥革命研究中一个内涵丰富的课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同盟会、日知会、革命党、保皇派、立宪派、精英群体、知识分子、士绅阶层、商人阶层、地主阶级、反满派、中国国民会、工人阶级、市民、妇女团体、少数民族、游民、联合战线、报业、新闻界、金融界、基督教人士、清朝皇室、八旗制度、近代军阀、北洋集团、军队以及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观念、活动、策略、角色、特征、作用、演变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等都进行了探索。学者们也对辛亥革命对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形成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探究。


  6.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中国早期现代化一般认为兴起于洋务运动时期。”但也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才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正式开端。”[11]为了验证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学者们不仅将辛亥革命放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来考察验证辛亥革命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系,而且还对辛亥革命的革命纲领、制度创新、法制的变革与近代化、民主共和制失败的原因、政治现代化与转型、政治心态及成因、社会进步与转型、外交机构近代化、工业化、科技教育近代化、思想文化现代化、社会心理、伦理思想、社会风尚以及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人的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7.辛亥革命与地方的关系。


  辛亥革命是先从武昌爆发,然后遍及南方及其他各省份。对辛亥革命,各地方的反应各不相同,辛亥革命在各地方的进展也不一样。所以,追溯辛亥革命在各个地方的发展、分析武昌起义是如何扩展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就成了研究辛亥革命整体性质和成功原因的一个必要途径和方法。学者们不仅把辛亥革命中一些关键的省份和城市如湖北和武昌、广东和广州、湖南和长沙以及上海等作为他们研究的重点个案,而且还把视野扩展到了全国各省市甚至包括一些乡村地区,所涉及的研究主题也包括了地方自治运动、立宪派、咨议局、商人自治会、自治学社、地方政府、地方资产阶级、地方知识分子和精英、地方留学生、地方的经济、金融、教育、社会机构和现代化进程、省份观念、地方主义以及辛亥革命中的地方战役等。


  8.辛亥革命与海外的关系。


  辛亥革命不是中国的一个孤立事件,它深受外国历史、外国政治、外国对华政策和世界局势的影响,也与海外各种相关的社会政治势力息息相关。因此,学者们首先从各方面深入探究了外国因素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如法国大革命、俄国二月革命、德国社会主义与中国辛亥革命的关系及比较;《独立宣言》对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辛亥革命期间美英德的对华政策;辛亥革命对中德关系和苏俄东方战略的影响;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租界的态度与状况;辛亥革命与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等。其次,日本是学者们予以特别关注的地方,不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进行了广泛细致的研究,其范围涉及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包括对辛亥革命和“南北议和”的态度以及对东三省的政策、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报业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日本与革命党人以及袁世凯的关系、辛亥革命与明治维新的成败比较以及中国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角色、活动等。再者,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贡献也是学者们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西方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虽然早在1912年就出版了相关的著作[12],但在1949年之前,西方出版的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著还较少,有的西方学者甚至不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革命”[13]。而且,西方学者大都从西方中心论的角度去看待“落后”的中国、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居高临下地对孙的反帝目标、联俄政策、民主实践以及对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态度等方面进行了批评或分析[14]。但是从1950年代、特别是从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起,得益于西方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研究的纵横发展,西方史学家们对中国辛亥革命的研究兴趣也大为增强,辛亥革命成了热衷于追溯当代中国起源的西方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西方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开拓的课题和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民族主义、反满思潮和种族情绪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美苏日等列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海外华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传统绅士、新兴商绅、秘密会社、新军以及大众文化与民众运动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辛亥革命对各地方的影响以及地方主义和省份因素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袁世凯与辛亥革命成败的关系;辛亥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等。早期西方对辛亥革命研究的重点大都围绕着孙中山和同盟会,即包括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章炳麟等个人的革命派阵营,以他们的思想活动为研究核心。


  从1960-1970年代起,西方学者们逐步把研究中国辛亥革命的目光从处于中心的历史人物和同盟会革命派阵营转向了其他社会群体,并对推动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深入探讨。MaryBackusRankin首先提出,“革命运动”与“1911年革命”应该区分开来的概念,因为虽然最初是革命派积极宣传鼓动了革命,但最终不是革命派而是立宪派、军官和其他掌权者主导了这场革命,革命派的激进主义只是在东京激进知识分子的出版物中而并没有最终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取得胜利,革命的胜利导致了革命派的失败。Rankin还认为,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并没有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政府官员们暗中保护了著名的革命者,有权势的地方绅士资助了革命派的学校。此外,Rankin认为农民的保守、迷信和蒙昧使得把中国现代化作为革命目标的激进派无法动员领导他们。但是,EdwardFriedman则认为,农民的保守和迷信可以成为革命的源泉。不过,他也跟Rankin一样,不认为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有一道分明的界线,比如黄兴就曾力图把袁世凯的全部内阁成员都接纳为国民党党员,并和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在1912年9月签署了“八大政纲”,要放弃政见,竭力调和党见[15]。


  西方学者们还对绅士在辛亥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讨论。IchikoChūzō认为,在地方自治政府中任职的绅士既保守又对西方化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想通过立宪改革来保存自己的利益。所以,辛亥革命只是一场更替朝代的革命,它没有带来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动。EdwardJ.M.Rhoads对辛亥革命前后广东的研究也指出,清政府的改革牺牲了农民大众的利益,却增强了地方精英的权力。虽然辛亥革命前夕广东出现了反绅士、抗租税和其他的社会动乱和武装斗争,广东绅士们设法压制了反对力量并比从前更加强大,所以革命的继承人是旧帝国的精英即官僚文人。DavidBuck,RobertKapp和PhilipKuhn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了上述的观点。可是MaryWright的观点却完全相反。她认为,绅士并没有孤立于当时的社会潮流,他们是地方自治运动协会的领袖并主导了省咨议局,而各省咨议局的会议记录表明,有关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如抵抗西方入侵、国内社会改革、立宪政府等主导了他们的议题。Wright的观点得到了MarkElvin和RogerDesForges的支持。JosephW.Esherick觉得,Kuhn把绅士精英按区域区分开来的观点非常重要,因为Chūzō观察到的保守的地方绅士精英有可能只对保护和扩展地方利益感兴趣,而Wright关注到的中央绅士精英就有可能对城市性的西方化和现代化更感兴趣。对辛亥革命中绅士角色的辩论,也引入了对新兴资产阶级的讨论。Marie-ClaireBergere认为,在20世纪末,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即绅商阶级,他们是地方上有影响的地主,但也在现代商业投资中获利。在辛亥革命之前,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变得流行起来,资产阶级在抵制外货和呼吁建立议会政府的运动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当革命最终真正来临的时候,地方商绅阶级却显得过于软弱而无法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他们往往跟地方绅士没有什么两样。Rhoads也指出,废除科举导致“新绅士”的出现,可是Esherick发现,Rhoads对广东绅士的分析并没有证明商绅阶级已经在辛亥革命中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势力。至于辛亥革命的后果,一部分学者如MichaelGasster、RogerDesForges、MaryBackusRankin、MaryWright、EdwardFriedman和JohnLust都从思想意识的角度从辛亥革命中看到日后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和力量的起源,但IchikoChūzō、FranzMichael、JohnFincher等却都看到辛亥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分裂和军阀统治,这才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所以,Esherick下结论说,辛亥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是以“省份主义”为形式的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是进步的,在社会上却是倒退的[16]。


  台湾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兴趣和热点大体与大陆相同。除了上述谈到的几个方面之外,台湾学者还对辛亥革命中的地方战役如汉阳战役、阳夏战役、荆沙战役等以及保路运动、海军、辛亥革命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等给予更多的关注。


  三、辛亥革命再议


  辛亥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是西方学者最关注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在辛亥革命问题上最有争议的课题之一。对此,国内外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归纳起来,无非有以下两种主要看法:第一,是认为辛亥革命胜利了,它结束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是一场有群众广泛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它成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道路。一场亘古未有的民主革命运动之后,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反复,但社会的最后进步必然会伴随着历史的代价与步伐而逐步来临;第二,辛亥革命失败了,因为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追求的民主共和没有实现,民主观念没有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的使命没有完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内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革命引发的却是长期的军阀混战,革命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严重背离[17]。


  当进一步分析辛亥革命为什么成功抑或失败,即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应该如何评价时,学术界也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


  其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开启了中国社会意识现代化和思想解放运动,造成了国民观念的深刻转变。它不仅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颁布了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宪法,为近代政党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基础,把中国民族工业纳入了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提高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和实业救国的使命感,为资本主义因素的发育提供了环境与土壤,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并造成了中国社会在移风易俗、婚姻变革和妇女解放乃至城市化、社交、娱乐、饮食等各个层面的深刻变化。辛亥革命还大大促进了民族的觉醒、革命的继续以及世界各民族的解放斗争。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性质国家的意义上,辛亥革命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所以它是胜利了。辛亥革命之后所面临的改造旧社会、旧政体和建立新社会、新政体的艰巨任务,自非一日之功,不是由短时间、急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所能完成的。所以,不能以辛亥革命是否完成了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才能完成的巨大社会变革来判断其成败。


  其二,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其时机不成熟,结果中断了中国近代的改良进程。它只不过赶跑了一个皇帝,资产阶级共和国有名无实,换汤不换药,只剩下一块招牌,是填补权威而非推翻权威,其结果导致军阀混战。革命的破坏性更大,因为它助长了激进主义,救亡压倒了启蒙,中断了思想解放的正常进程。辛亥革命之后的新政策,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满足农民最迫切的“平均地权”的要求,所谓“黄金时代”的到来并非辛亥革命的成果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打断清末“新政”的进程,中国则有可能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演变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一定要推翻帝制,君主立宪比民主共和更符合中国国情[18]。


  在分析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时,学术界提出了若干具体细致的研究结论。罗列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因为辛亥革命本身是一场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具有很多与身俱来的弱点,如革命派在理论、政治、经济、军事和组织上的准备不足,其目标不远大、决心不坚定;革命派没有发动农民革命、实现“平均地权”;孙中山不成熟的国家观和五权分立说以及对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和国家的政体形式、职能以及军队作用的认识不清或不足;孙中山及一些革命派人士对旧官僚和立宪派如袁世凯等的认识不清及妥协退让;新兴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局限性和误解、不能充分认识中西文化的冲突和矛盾、不能很好地解决这种矛盾反而受制于它;革命阵营崇洋、惧洋、靠洋的殖民地意识以及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让步:帝国主义列强的牵制与干涉;棘手的关税问题和财政困难;革命派民主素质不高、内部分化;一些革命党人经不起权力和地位的考验,很快封建化;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弱点使得会党的弱点不能被有效地控制却被带进革命队伍,结果导致革命阵营的分裂;反满目标的局限性——革命派过于注重反满宣传,忽略了向大众灌输民主共和思想;革命之后,国民回归传统,崇拜权威,迷信皇权;武昌起义后包括清廷汉族官僚、立宪派、地主和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纷纷加入革命阵营,但他们只是为了倾覆满清政权而不是为了实行民主共和、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在推翻满清政权的斗争中起了一定作用并在中华民国各级政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最后却成为真正实现民主共和的阻碍,等等。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学术界也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诸如: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领导的共和革命、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场由处于上升时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拯救国家、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障碍而进行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场中下层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场以城市为主要基地、由城市革命党人群体和新式学生群体倡导、以新军士兵群体为革命主力军、以一般市民大众为群众基础、由革命党群体和绅商群体出于偶然而暂时联合领导的城市社会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场由新兴的知识阶层、华侨爱国人士、会党团体、新军和少数下层群众参与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场反满的国内民族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场由平民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全民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场现代化过程中短暂的反现代化运动[19]。


  笔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早产的资产阶级革命。具体来说,它是一场由拥有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和理想的革命派所发起的、由具有反对满洲封建贵族专制统治之共同目标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改良派及其在政界、军界、商界和知识界的精英代表所支持和主导的、有中下层社会团体参与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还不能称之为一场正常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作为预备和发动这场革命的主要角色即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只是一群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活力超凡但为数有限的先知先觉,他们的革命纲领不是建立在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发展成熟。至1911年,全国民族资本企业总共才不过462家。资产阶级尚未拥有能在全国范围内根本改变政治体制、实现他们政治主张的力量,这也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民主不能真正建立起来的原因。辛亥革命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外极端的民族危机(包括满汉危机)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刺激。革命派领导的反清起义,失败过多次而最后成功的武昌起义,如果没有后来各省地方军政势力的支持,最终恐怕也躲不过失败的命运,决定武昌起义能否走向全国胜利的关键,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改良派联合组成的地方军政势力,他们才是决定辛亥革命成败的关键力量。他们最终在清廷和革命派之间的决斗中选择了革命派,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清政府新政的基本理念,而是因为满族统治者将他们排除在新政的权利分享之外。他们虽然在武昌起义后支持了革命派,但在基本的政治理念上其实与革命派相左。所以,辛亥革命其实是一场在外来因素影响和诱发之下早产的资产阶级革命。既然是早产的,就会有许多令人痛苦的、需要长期治疗的后遗症;既然是提前的,所以后来出现的反复与滞后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历史是公平的,历史有它以年代甚至世纪来变换的节奏,而这又是以年月度量社会的人们往往无法深刻领悟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