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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近代女性社会角色的建构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8年08月07日 10:25:54

  摘要: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女性迎来了女性意识觉醒的时代。社会局势对女性角色定位有了新的需求,女性政治意识觉醒、女性社会价值重估、女性家庭角色重塑和女性主体意识增强等,都是近代女性在实现自身角色诉求过程中带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近代女性社会角色意识觉醒主要是由于社会观念的变化、西方“天赋人权”说的传入、女性刊物的创办、妇女社团的兴起和女子教育的发展等推动。


  关键词:社会角色;妇女参政;主体意识;辛亥革命;


  作者简介:沈蓓绯(1972-),女,江苏常州人,河海大学地方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河海大学人文社科部副教授,硕士。


  一、辛亥革命时期女性社会角色意识之特征


  在中国近代史上,显示女性社会身份的语汇很多,如贤妻良母、“女国民”、新妇女、新女性、女同志、女战士等。女性这种多元化身份,反映了不同时期和不同范畴社会对女性角色、地位、身份的认定。辛亥革命时期,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女性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把国家的前途命运与自身的义务、权利联系在一起,努力追求“国民”这一角色定位,希望成为理想中的国民。社会局势对女性角色定位有了新的需求,女性自身又有了新的角色诉求。


  (一)以妇女参政为目标的女性政治意识的觉醒。


  近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政治觉醒并非历史的偶然,它是先进女性面对灾难深重的历史变局而产生的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与迅猛而来的近代西方文化在特定的时空点交叉碰撞的产物。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妇女在封建礼教的沉重压迫下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成了繁衍后代的单纯工具,女子参政被视为国家的不祥之兆。历史上一些有谋略的女性被当成了败国丧邦的祸乱之源。直至步入近代,在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下,资产阶级维新派才为之鸣不平,提出了女子参政的主张。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为妇女争取自身解放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和广阔前景,备受摧残的中国妇女在民主共和的热浪中举起了妇女解放的大旗。广大妇女在爱国救亡热潮的激励下,捐资募款踊跃参加革命,妇女们或是走上战场,和男子一起与清军浴血奋战;或是在红十字会里不畏劳苦救护伤员;或是在后方辛勤奔走,为军需后勤募集经费,涌现了许多像吴淑卿、林宗素一样杰出的妇女活动家。因此,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先进女性的政治意识与时俱增,明确表达了要求实现男女平权的迫切愿望,向参议院提出妇女参政的要求,进而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妇女参政运动,第一次掀起了由妇女自己领导的争取女子参政的高潮。这一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妇女已基本完成了对自我社会角色的认识。她们认识到了妇女参政是“天赋之权利”。她们要冲破男权社会强加给她们的精神枷锁,纷纷把原有的军事、救护团体改为要求参政的政治团体。例如,1911年11月社会党女党员林宗素在上海发起成立“女子参政同志会”,这是民国初年出现的第一个女子参政团体,该会以“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待国民完全参政权”为宗旨,并为改善和提高妇女的参政素质采取了许多措施,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群英等人在南京成立的“女子参政同盟会”,以“男女平等,实行参政”为宗旨,成为当时女子参政运动的领导核心。她们谒见总统,要求女子参政权;苦心请愿,争取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地位;联袂北上,要求确定女子选举权。但是,守旧势力对妇女起来打破男子统治的状况惊恐万分,极力设置障碍,阻止妇女的参政活动,他们公开发难,并问罪于孙中山:“女子参政之说,果合社会习惯否,虽未敢知,取舍之宜,必应待于众论。”[1]在守旧势力的极力诋毁和阻挠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和国民党政纲公布时仍未有妇女参政及男女平权之规定,在革命过程中产生的声势浩大的妇女争取参政的运动最终被彻底扼杀了。尽管辛亥革命女子参政活动均以失败而告终,一些参加革命的女子结局也比较凄惨,但是争取女子参政权的运动,唤醒了女性的政治觉悟,使男女平等、女子参政的观念得到了张扬。


  (二)以“女国民”意识高涨为特点的女性社会价值的重估。


  20世纪初,随着国家意识以及人权与女权意识的觉醒,在“国民之母”概念的基础上延伸出“女国民”观念。最早提出“国民之母”称谓的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金天翮,他在1903年出版的《女界钟》一书中提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与立者国民之谓也。而女子者,国民之母也。”[2]“女性被定位于‘国民之母’,是艰难的社会时局促成人们达成的一种共识,是人们对培养出具有健全体魄和理想完美人格的国民来挽救时局,以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状况的一种期待。人们把这种期望寄托在承载着生养教育使命的女性身上,是对女性社会角色定位的肯定与赞誉,更是对女性提出的承担社会角色的要求。”[3]但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先进知识女性认为“国民之母”还不足以表述男女平权,不足以体现女性的权利与义务,于是在“国民之母”的基础上提出了“女国民”的角色定位。1905年《女子世界》刊载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不特养成今日有数之女国民,且以养成将来无数之男国民”。首次提出了“女国民”这一称谓。1907年的《女子世界》第六期上刊有“女国民歌”,号召女性成为20世纪“女国民”,追求自由,具有独立的精神意识。一时间,“女国民”成为先进女性向往、心仪的社会角色。“女国民强调男女平等的权利,认为女性只有取得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各种权利,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才能尽女国民之职责。……在女国民的呼唤声中,涌现了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追求平等、自由、权利,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女革命家,如秋瑾、何香凝、唐群英等。”[4]在“女国民”意识的鼓舞感召下,辛亥知识女性弃脂粉,事铁血,投身反帝反清斗争,她们不仅积极策划、组织起义,而且主持秘密机关,担任掩护、联络等任务,筹措经费,制造弹药,运送武器,为推翻封建帝制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在全国各地还先后成立了以女学生为骨干的“女子北伐队”、“女国民军”、“女子敢死队”、“女子经武练习队”以及“赤十字会”等组织,奔赴前线服务战地。在后方,一些女子组织了“女子后援会”、“女界协赞会”、“劝募手工御寒品会”、“女子募饷团”等团体,筹捐募饷以利后援。


  (三)以突破传统婚姻观为主题的女性家庭角色的重塑。


  家庭角色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身份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它是婚姻角色、亲子角色和不断变换的日常生活角色构成的角色系统。自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开始,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以新的目光来重新审视女性在社会家庭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希望赋予女性合理的角色定位,以期发挥女性在国家民族事务中的作用。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倡导女性:“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岂不然哉!”[5]这种“新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观在对女性相夫教子提出新要求的同时,还强调女性“强国保种”的功能与义务,要求女性成为独立自养之人,接受一定的教育,具备一定的劳动技能。但“新贤妻良母”这一女性角色定位并没有赋予女性权利,而只是强调了女性应尽的义务。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后的10余年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进一步催化下,女性独立自主意识日益彰显,积极争取自由、平等、权利,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谋求女性的自由与解放,女性家庭角色定位也由此发生了变化。辛亥革命时期女性首先从批判和冲破传统婚姻观出发来使女性的精神和形体得到解放。传统婚姻制度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突出的特点是家长包办,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性在婚姻中处于依附的地位。因此,20世纪初妇女解放思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婚姻家庭问题认识的深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批判旧婚姻家庭制度的同时,较系统地提出了新的资产阶级婚姻家庭观。金天翮在《女界钟》里疾呼,女子应该争取交友、出入自由与婚姻自由的权利。辛亥革命时期新婚姻观的一大表现就是实行“法制婚姻”:男女可以自由择偶,自由离婚,妇女可以改嫁,一夫一妻,男女同受教育,共同参加社交活动。在思想界先进人士的感召下,社会上出现了女性对传统家庭角色的冲击,新女性家庭形象已在部分青年知识女性以及个别家庭女性身上展示出来。带有“离婚”特征的已婚女子离家出走现象也时有出现,如秋瑾离家赴日本留学就是其中典型一例。寡妇再嫁在辛亥革命时期已不足为怪。1912年10月,陆绍芬、刘清扬等女性于北京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家庭改良会。其宗旨为“本人道主义,改良家庭习惯,实行男女平等,以谋社会之发达”。以上表明,“辛亥革命时期女性家庭角色出现了现代化的初变。虽然这种变迁只以城市知识女性为主,农村女性尚鲜有介入。但变迁的趋势一经形成,便会成为不可遏制的滔滔东流水,常奔不息”[6]。


  (四)以经济独立意识萌芽为标志的女性经济角色的变迁。


  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女性认识到,女子地位卑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自营生计,因此她们热切关注并身体力行地改造中国传统女性经济角色,发出了恢复女性“营业之权利”的呼吁,从而使中国女性中出现了向社会求职乃至创业的新型经济角色,开创了中国女性经济角色变迁的先声,为女性社会价值的重估奠定了经济基础。当时的妇女刊物以西方女性独立经济角色为参照系,积极宣扬对中国女性进行职业教育,以此作为构建新女性经济角色的基石。这一时期,对女性经济独立角色的期待已包含了女性如何谋职和如何兴办实业两个方面。在一片呼吁女性实现经济社会人的声浪中,中国女性步履维艰地开始了经济角色建设的实践活动。1894年前,全国女工约3.5万人,占当时产业工人总数的35%左右。到1914年前,女工人数已达23万人,占全国产业工人(不含矿山)的37%。她们主要分布于几个大中城市的百余个大厂中,在纺织工业、缫丝工业、烟草、火柴、造纸等轻工业部门做工,其中尤以棉纺织业为最[7]。民国创立以后,女界又掀起了女子实业运动,向工艺、农业、商业、金融等方面进军。例如,1911年6月,北京女学界人士孔劳湘、刘世宜、张绮等创办了女子工艺研究所,1912年4月,张锡麟创办蚕桑讲习所,招集女子研究养蚕方法,培养蚕业人才,1912年12月,俞植权在上海创办女子兴业公司。这些女子实业团体的相继出现,为造就女性经济角色提供了场所,它折射出城市中上层知识女性对自我经济角色的深深追逐,它包容着觉悟的职业女性实业救国的爱国情怀,展示着职业女性开创女性就业先河的气魄和才智。然而,由于女性教育的滞后性等多重原因,辛亥革命时期就业妇女的素质整体偏低,拥有社会就业角色的妇女只占全国妇女的很少一部分,而且妇女就业环境得不到根本改善,妇女就业处于不稳定状态。可见,这一时期的妇女就业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显示出女性追求经济角色和社会价值之初的不足和偏差。但“尽管如此,部分女性尤其是都市女性对独立经济角色的领悟和实践,使得女性经济角色从家庭的依附性走向社会的独立性,从社会的劳力领域向劳脑领域拓展,成为女性整体角色转换的强大推动力,昭示出了女性经济角色变迁的现代化方向”[8]。


  (五)以自我解放为内涵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


  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具体地说,就是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的改造,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和价值。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知识女性在危机面前的主体意识才真正觉醒起来,一批接受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洗礼的时代女性,在对男性思想家关于妇女解放的号召积极回应的同时,她们的自我解放意识日渐增强。她们不仅痛快淋漓地对压制妇女的男权势力进行揭露和批判,而且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女子自己的力量去谋求自身的解放;她们不仅表达了“女界革命”、“女子家庭革命”的强烈愿望,而且从女性自身的实际出发,开始努力探寻“革命”的方法和途径,使妇女在文化、教育、经济、政治、家庭诸领域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乃至人格的自由与独立。先进知识女性认为要实现男女平权,首先,必须摆脱对男子的依赖。不仅从思想上摆脱对男子的依赖,而且应在经济上为女子独立奠定基础。其次,必须尽国民之义务。她们认为,国家兴亡,女子不能辞其责。如果不能与男子尽同等之义务,就不得与男子享平等之权利。再次,必须具备平权的学问和能力。在她们看来,平等的教育是男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平权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实行平等的教育,才能获取平权的资本。可见,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在解放自身的过程中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达到了相当自觉的程度。


  二、辛亥革命时期女性社会角色意识觉醒之归因


  (一)社会观念的变化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使得当时的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政治经济生活的急剧变动,带动了社会移风易俗。临时政府建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改用公历,以中华民国纪元;限期剪去辫子;禁止妇女缠足;严禁吸食鸦片,禁止赌博;废止跪拜,等等。辛亥革命带来了人们在社会观念、思想意识、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气质、精神风貌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新的、合乎人性的、合乎科学的社会习俗和思想观念开始取代落后的、腐朽的、讲究等级的封建习俗,使辛亥革命后的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民初妇女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期: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确立了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基本原则;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妇女的经济地位得以改变,从而为妇女婚姻法律地位的提高打下了基础;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民初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使更多的妇女自觉地投身到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去,从而导致民初妇女的婚姻法律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就业、求学、社交方面,妇女们也有了初步的自由,生活范围之广远非昔日妇女所能比。


  (二)西方“天赋人权”说为妇女参政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武器。


  辛亥革命的爆发为这一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提供了契机,而西方“妇女解放”思想和“天赋人权”学说的传入,为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思想武器,并推动着这场运动不断前进。20世纪初,西方女权运动尤其是英国妇女的斗争进一步高涨,国际妇女的参政要求在中国一部分知识女性中引起了共鸣,触发了中国的妇女参政运动。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也成了这一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指导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妇女争自由、复女权的斗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学说与中国的封建礼教的论战。中国先进妇女抨击封建礼教,要求恢复女权,贯穿其间的中心思想或理论依据,就是“男女之权”均为“天赋人权”,剥夺女权就是剥夺“天赋”女子之权。


  (三)女性刊物的创办为妇女独立意识的增强提供了平台。


  振笔墨、洒墨泪、创办刊物、唤醒女性主体意识,为妇女解放呐喊助威是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政治觉醒的又一重要方面。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早期的中国妇女报刊呈现某些共同的特点。“报刊的主编、主笔大多是中国妇女的最早觉悟者。从创办早期妇女报刊的人员结构看,以知识女性担任主编、主撰者居多。她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接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女性”[9]。她们把妇女报刊看做是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批判封建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启发妇女觉悟、激发爱国热情、指导妇女解放运动的“神灯”。因而,她们不遗余力地从事女子报刊创办工作,利用报刊向广大妇女宣传革命思想,在女学运动、女权运动、拒俄运动、反美爱国运动中,在报刊上刊载了一系列宣传文章、评论以及报道等,为当时的社会革命摇旗呐喊,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当时颇具影响的有陈撷芬创办的《女报》、丁初我创办的《女子世界》、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燕斌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张汉昭等人创办的《神州女报》等。这些妇女报刊成为先进女性宣传女权、倡导民主革命思想的主要阵地。此外,在这些报刊中,由女留学生创办的妇女刊物达到30多种。独立的留学生活,培养了女留学生独立的意识,她们所办的妇女报刊,不仅在女性解放认识上思想激进,而且还主张妇女自身的解放必须和争取民族的解放紧密结合,才能最终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1907年,留日回国的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虽仅出版两期,第三期因秋瑾的被捕而未出,但这份刊物集中代表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思想的精华。


  (四)妇女社团的兴起为女性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结团体、争权利、启动近代参政生活,是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政治觉醒的重要方面。女性社团与女性意识的发展是考量近代中国妇女阶层如何变化的两个角度。妇女社团的活动提升了女性自我性别意识和自我参与意识,它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妇女阶层在社会发展中的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辛亥革命期间妇女社团在追求女性解放的道路上完成了从对男性团体的附属性、依赖性,到与男性团体分庭抗争的不妥协性,最后到与男性团体并肩战斗的平等性的三步走。求得自身发展和为国尽义务这两项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在妇女社团的宗旨和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北京的“中国国民妇女禁烟会”、天津的“中国女子禁烟会”以及上海的“女子青年会”等女子社团,以“社会改良、倡导教育”为主旨,希望通过改良社会风俗、提高妇女教育水平以及提高妇女生活技能来实现女性发展;伍廷芳夫人发起的“上海女界协赞会”等社团也以“盖欲提倡女界公益,以实行自立立人、慈善博爱之美德也”为己任,通过创立各种劝捐会和慈善会来支持国民革命。辛亥知识女性在革命前共组织了40余个妇女团体,这些团体许多是应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政治色彩很浓。诸如共爱会、赤十字会、对俄同志女会、国耻会、爱国社、女子国民会、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等女子社团,大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清斗争的烽火中诞生的,与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带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更强调女子的国民意识,显示出这些社团的政治意义。中华民国成立后,一些先进的妇女团体又组建了各种参政团体。这一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先后形成了“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女国民会”五大团体。各种妇女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1911年10月10日到1913年底全国共组织了58个妇女团体。按照其活动的主要内容分:参军12个,参政9个,募捐9个,慈善3个,改良风俗7个,教育7个,实业6个……这些妇女团体有三部分人发起:一是留日归来的女学生,如唐群英、林宗素、吴木兰、张汉英等;一是国内女校毕业的学生,如薛素贞、尹维峻、吴淑卿等;一是贵夫人,如伍廷芳夫人、程德全夫人。”[10]从民国初年妇女团体活动中可以看出,妇女们自始至终把自身的解放融合在反帝反封建中,妇女们为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尽了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也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五)男性革命家和思想家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发挥了启蒙作用。


  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中男性革命家和思想家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将斗争的锋芒直指封建的伦理纲常,直接指向夫权和宗法关系,亲自兴办了禁缠足会和女学堂,从而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但最终因变法失败而告终。1903年被誉为“中国女界之卢梭”的著名思想家金天翮怀抱拯救妇女脱离苦海的愿望,著成《女界钟》一书。该书一经出版,振聋发聩,为沉沉黑暗的中国女界指出一条光明之路,在中国女权主义思想史上树起一道丰碑。该书从女子的道德、品性、能力、教育方法、权利、参与政治和婚姻进化论等方面展开论述,猛烈抨击了封建中国奴役女性的旧思想、旧制度,宣传男女平等观点,敲响了女界革命的钟声。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妇女解放方面也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孙中山先生不仅把“男女平权”作为他民权思想的组成部分来加以倡导,而且注意把妇女吸引到风起云涌的革命洪流之中,使妇女解放和反清革命合流,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引上同民主革命相结合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邹容在《革命军》中,明确“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不得侵入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11]。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号召妇女起来参加民主革命斗争,与男子同心协力,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因此1905年同盟会在制订政纲时提出了禁蓄婢、废缠足、男女均权的主张,以后又在政纲中明确提出“男女权利平等”。这股革命洪流培养、教育、锻炼了一代女性,造就了一批妇女英才。“据不完全统计,参加同盟会的女知识分子约有200人,其中有姓名可查的计有105人,她们或公开、或秘密、或个人、或团体,以各种形式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12]


  (六)女子教育的发展为妇女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兴办女子教育,让女子和男子一样有同等受教育的机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封建的重要课题,也是妇女解放运动争取的目标之一。在辛亥革命前后,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意识的先进妇女界大张旗鼓地宣传女子受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秋瑾在《白话》第一期中指出:“要尊贵女子的权,必须先兴女子的学。”[13]《女子世界》写文章指出:“女子既不学,则天性本驯者,日以顺从为事,依赖之外一无所称。”[14]1913年5月,吴木兰发起组织男女联合教育会,并呈文参议院,请求政府实行男女平等之教育。20世纪初女子教育的发展,是戊戌维新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标志着妇女被排斥于学校教育之外的历史结束。“通过留日女学生对女学的宣传和实践,有利地促进了国内女学的发展和女子师范教育制度的创立。……女校的发展,使一批妇女走出闺阁,为妇女参加政治、经济活动,提高社会地位开辟了道路,也为妇女进一步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创造了条件。”[15]辛亥革命爆发后几年,由于法律上确认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和社会观念的进步,也由于女性自身争取教育平等权的强烈要求,女子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女子受教育机会的扩充,使得女子的知识范围扩大,其智力及人格都得到了发展,这为她们不再受旧礼法的严格限制、不再囿于家庭、争取男女平等、争取提高婚姻地位等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三、辛亥革命时期女性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历史影响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突破了戊戌变法时期改良派把对妇女的解放仅限在“贤妻良母”的范围内,而是鼓励与发动妇女走出家庭同男子一起革命,承担保家卫国的责任。这场运动是中上层知识妇女群体觉醒的起点,它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而产生并得以发展,其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对妇女的震醒作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它对封建宗法制度下妇女所受压迫的揭露和对封建伦理纲常的猛烈抨击都是前所未有的。在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洪流中,中国妇女第一次结成团体。她们开始认识到妇女解放必须通过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来争取,使妇女运动同革命运动合流,这是过去革命从未有过的姿态,开创了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篇章,是“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以秋瑾、唐群英等为代表的妇女英杰为民主革命而奉献的精神和建立的功勋将彪炳千古。以妇女为主体、有纲领、有组织、有一定规模的妇女政治参与行为所提出的妇女解放的各种主张和观点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桎梏,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深化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封建的内涵,为以后更大规模、更系统的妇女参政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在中国妇女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惯性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人们的头脑,男尊女卑思想依旧根深蒂固,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仍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近代女性的政治觉醒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显示出相当的狭隘性和不稳定性。客观上,社会的普遍认知使妇女参政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在当时整个社会中,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社会舆论,都对妇女参政表示漠视,甚至不支持,尤其是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其中的大多数官员都对此采取反对态度,这是导致这场妇女参政运动最终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宋教仁斥责妇女参政为“无理取闹”。章太炎则称许可女子参政一事,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在种种阻滞和压力下,对女子参政,孙中山除了口头与精神上的支持,在实际行为中也无能为力。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无力保住自己的政权,无法也不可能消除封建毒素,旧的封建伦理观念未能打破,笼罩在妇女头上的封建网络依然存在,妇女的解放也只能是一场幻想。从主观上说,中国妇女本身人格与素质上的缺陷也是导致这场运动具有极大局限性的根本原因。“长期的封建压迫使得占女性绝大多数的劳动妇女更是还处于沉睡状态中,在她们身上,自主意识还没有觉醒,权利对她们来说还很陌生,所谓国民新思想、新观念还远没有被广大女性接受。女国民所蕴涵的女性在国家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享有这些地位、权利和义务应具备的素质,还不是广大女性能理解和接受的。女国民还只是理论形态上的一种观念,一种社会思潮,一种理想的人物范式,因而呈现出一种曲高和寡的状态。”[16]当时女子参政运动仅局限在少数中上层妇女的小圈子中,核心人物不过数十人。作为女子参政的组织机构“女子参政同盟会”组织上十分涣散,远不是一个统一强大巩固的团体。因此,在盘根错节的反动势力和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面前,几个激进妇女的行动是很难成功的。先进女性和女子参政同盟会自身的这些弱点和缺陷,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妇女的软弱、妥协以及不成熟,也折射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