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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文明观的话语叙事及其当代启示

作者:第一论文网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30日 10:03:34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在唯物辩证法的引领下,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繁荣景象和社会关系在摆脱封建羁绊上的进步性和纯粹性,一方面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文明悖论”,即生产力和技术的进步生发了劳动异化、人的异化、技术的异化、社会关系的异化等全面异化的事实。而技术的异化,又进一步引起了两种不文明的表现:一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人对自然的“不文明”行为愈益普遍化,以至于反过来“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二是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为资产阶级大肆开展征服“野蛮人”和“野蛮的民族”的野蛮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撑。为了彻底消除资本主义文明进程中的“野蛮”事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提出了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的新社会的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状况的叙说

马克思恩格斯遵循着客观辩证的历史主义逻辑,来叙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现状,既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意义,又全面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负向功能。

1.技术进步与生产关系变革中的文明状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带来了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在此基础上又引发了一系列的文明连锁效应。一方面,技术的巨大进步所造成的“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1]277“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266意思是说,在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交通通讯技术的巨大改善和生产技术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造就了“世界历史性的交往”,这完完全全打破了人们以往封闭的、分散的、未开化和半开化的生活状态以及“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社会关系。不得不说,这是资本主义文明社会较之于以往一切文明社会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另一方面,他们也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用法术”所创造出的无法估计的生产力。恩格斯讲道:“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2]他们进一步补充道,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已经达到这种地步:“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1]278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更高阶段上的物质文明和世界历史性的交往,以及由这种广泛而普遍的交往所带来的人类开化程度的提升。

在积极肯定资产阶级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意识到资本主义文明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不文明”的现象。在他们所叙说的这些“不文明”现象中,最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财产的存在所导致的全面异化。在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私有财产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成为劳动借以对象化的手段,它使得“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1]42而劳动的异化又进一步导致了“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而“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马克思语),即“人同人相异化”,其意思是说,工人自身的活动及其所创造出的劳动产品不属于自身,而是作为“一种异己的活动” “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视角来叙说的这种“异化”现象(不文明现象),反映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就是他们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和《资本论》中所叙说的“剩余价值” “雇佣劳动” “剥削”这一类“不文明”现象。除了上述劳动异化所造成的非人状况,资本主义体系下,技术异化则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尖锐对立。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3]此外,另一野蛮行径便是资产者永不满足的贪婪本性和强烈的“仇外心理”驱动着他们在全世界大肆推行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先进文明。他们用残暴的手段侵占落后国家、落后民族的市场,掠夺他们廉价的原材料,并凭借技术优势毫不留情地挖掉古老民族“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迫使他们眼中的“野蛮人”和“野蛮的民族”跟在自己的后面亦步亦趋,不容许世界上有异己的存在物。

2.资产阶级婚姻家庭视角中的文明状况。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资产阶级的婚姻家庭形式是一夫一妻制的,这是家庭形式演变的最高阶段,所以,资产阶级的婚姻家庭状况较之于专偶制家庭形式下“丈夫方面是大肆实行淫游,妻子方面是大肆通奸”的婚姻家庭状况来说,无疑是一种文明的进步。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婚姻家庭状况仅囿于婚姻形式上的积极进步,实质上却是使婚姻“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1]289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尽管在形式上把“家庭”这一微观场域牢固地固定下来了,但究其实质,它仍脱离不开资产阶级权威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以及享乐主义的影响,于是,“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1]275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从此成了资产阶级家庭婚姻关系的实质要义。他们进一步补充道,不仅如此,资产阶级的婚姻家庭还“使妇女地位恶化”,即“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而且“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1]290由此可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环境中,资产阶级的婚姻绝不是建立在以“´充满爱意的拥抱´为旨归的性” [4]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和统治基础上,使“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成为一种“单纯的生产工具”,进一步说,资产阶级的婚姻与马恩所说的“性爱”是相互对立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之“性爱”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一问题上,恩格斯有明确的指示,他说,虽然“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等,曾经引起异性间的性交的欲望,同谁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对男子还是对女子都不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5]但是“这距离现代性爱还很远很远” 。意思是说,“性爱”远不止生物学意义上的肉欲,它更加强调男女双方在精神上的契合与共鸣,然而,事实却是让人大跌眼镜的,因为那时资产阶级的婚姻与“性爱”之间似乎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自愿和平等基础上的婚姻对于那个时代的无产者和广大妇女来说,只能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景。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文明的展望

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批判“旧世界”中,成功预见到“社会文明”的未来走向,即人类社会将会沿着“私有制的消灭”“国家消亡”“阶级不复存在”的脉络演进,直至达到更高阶段的文明。这个更高阶段的文明,在他们的“社会文明”叙事中被明确表达为“共产主义文明社会”。

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行,到共产主义文明社会的阶段,一些旧的文明要素和文明现象会自然而然地被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的文明要素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遵循着这一文明演进的规律,在批判旧世界中描绘出未来共产主义文明社会的蓝图:设想在这个处于更高阶段文明的社会里,产品会如同泉水一般充分涌流,在每个人都能均等地接受普遍教育的条件下,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人们能够彻底地同传统旧观念实行决裂,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具体而言,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文明社会涵盖了如下特征:在共产主义文明社会,生产资料将实现社会占有,按需分配成为应有之义。先就生产而言,共产主义文明社会里,整个生产不再为个别私人企业主所掌握,代替这种情况的是公社及其管理机构来共同管理社会生产,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社会占有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这样一来,按照公社成员们的需求来调节社会生产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再来看看消费,当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在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完全具备的时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情形,已经不单单是隐约浮现在个别人物或某个派别头脑中的特殊事项,言外之意,按需分配已从幻想的彼岸到达现实的此岸,具备了必要的和外在规定的现实可能性。其次,社会分工逐渐消失,人也将在这一阶段成功跃升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由于在社会生产和分配方面,人们的利益是共同的并同等享有生产和分配的条件,所以人们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既然人们的经济利益在共产主义文明社会里能够达到高度一致,那么竞争的消失必然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竞争的消失又会带来阶级差别的消失,因为没有了竞争,就谈不到小生产者的破产,当然也更不会谈到穷人与富人的差别,所以说竞争的消失终将使阶级对立成为历史的泡影。阶级对立的消失意味着农民、资产者、无产者的界分已成为徒劳的无意义的事情,社会对全体成员只有一种划分,即将全体成员划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人”,从此,所有生活在共产主义文明社会的人们身上都贴着这样的标签: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这些具备各方面发展能力的人,当然具备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能力,这样看来,个人囿于特殊活动范围的状况将会消失,换言之,社会分工将会告别过去的工业文明社会而逐渐走向消亡的境地。再次,在共产主义文明社会里,现代社会的国家机构将无限简化。之所以会有如此情形,是因为在共产主义文明社会,社会和平占据了上风,代替了旧社会的由于一切人与一切人的敌视、竞争所引发的普遍的社会战争。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由于社会战争所带来的犯罪(包括侵犯人身的犯罪和侵犯财产的犯罪)就会大大减少,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文明的增进,代替庞大而复杂的旧社会的国家机关的将是无限简化的共产主义组织——公社或共产主义的管理机构。最后,人力自由回归劳动岗位也是共产主义文明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竞争的存在,加之,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使广大劳动力成为旧社会“老爷们的癖好的奴隶”,这些方面导致浪费劳动力的现象更加严重。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这一社会问题进行无情揭露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科学预见:“我们也有理由预期,由于当前的社会制度从社会那里夺走人手的事情不再发生,劳动力将会增加很多。”“在共产主义的组织中,现在由于……而从文明的人民那里夺走的无数的人力就将重返劳动岗位……”[6]605-612意思是说,在更高阶段的文明社会中,劳动者能摆脱旧社会制度的束缚,使个人可以在任何活动范围内,自觉自愿地从事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并使“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

三、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文明观的当代启示

历史的力量总是熔铸在现实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文明的叙说为当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层面的文明交往以及社会文明建设提供了发展范式。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内化为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旨归;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仇外心理”的批判,启示我们要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树立“协和万邦的国际观”;“自由人联合体”的文明形态叙说在当下转换为“以人为本”的社会文明建设叙说。

1.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到“生态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急剧破坏进行过揭露,指出:“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1]90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叙说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负向功能,这种负向功能直接地表现为一种极强的破坏性。关于这种破坏性的具体描述,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资本论》等文献中见识到。其中,有一处提到:“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场,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聚集在艾尔克河里,此外,这条小河还要接纳附近污水沟和厕所里的东西……所有这些房屋都是被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窗玻璃破碎不堪,窗框摇摇欲坠。”[6]331人类生产活动对生态和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反过来又影响和吞噬着人类自身的健康,恩格斯讲道,在工厂、产业工人的居住地和贫民窟,随处可见“脸色苍白、身形瘦削、胸部窄小、眼睛凹陷的幽灵,这种虚弱无力、萎靡不振、没精打采的面孔”。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自然观,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马克思曾在自然界中为人类寻找定位,认为人既不是自然的征服者,也不是自然的奴隶,而是自然界中的“自由存在物”。作为“自由存在物”的人在自然界中进行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并且“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47马克思在这里传达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科学地阐述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不是“征服者”,也不是“奴隶”,而是“自由存在物”。这种地位一方面使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本质在自然中进行着“自由自觉的活动”,一方面人还要受其自身的“内在的尺度”的约束。如此,人与自然便实现了和谐共生。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为我国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恩格斯曾经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7]这里,恩格斯从侧面阐明了“自然环境”与“经济生产”之间的关系,强调不能只是一味发展生产、疯狂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这种生产行为所导致的较远后果即晚些时候才会显现出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传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一生态理念,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8]230明确阐述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不能将两者完全对立或者割裂开来的思想,大力倡导“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推进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 [8]234同时,习近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提出“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与马克思提出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既然生态环境是人的无机的身体,那么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它则是应有之义。此外,我国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这一点,同样能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寻求到其理据。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及如何消除技术的负向功能时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9]

2.从对“仇外心理”的批判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就对资产阶级顽强的仇外心理进行了揭露,指出:“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0]404这里,马克思批判了资产者在经济领域中的“不文明”行径——资产阶级为了转嫁经济危机或攫取更大的利润,疯狂地夺取国外市场、倾销本国商品。这种价格低廉的商品在相对落后国家的大量输出,对该国民族工商业的冲击无疑是毁灭性的,这种毁灭性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使得落后民族的“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野蛮行为是资产阶级国家仇外心理驱动的结果,这种仇外心理发展到极致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力图在全世界强势推行它们的发展模式,构建资本主义一元化的世界格局。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进一步指责道:“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0]405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时代对资产阶级大肆宣扬“征服野蛮人”、强势推行自己文明的做法的批判,为当下的世界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征服” “夺取”和“战争”从来都是野蛮人做的事情,在今天文明世界的大背景下,习近平传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呼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8]264他具体叙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据和路径,认为,当今世界各国处在普遍性的联系交往中,闭关锁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境况下,构建一个“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已成为每一个国家的殷切期待。就构建路径而言,习近平提出,一是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反对任何用强制手段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二是“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8]266在他看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新道路,远胜于毁灭性的战争、“落后的阴霾”和普遍的贫穷。所以,在新形势下,习近平大力倡导国际社会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3.从“自由人联合体”到“以人为本”。何为“以人为本”?黄楠森曾指出:“以人为本指的是人们处理和解决一个问题时的态度、方式、方法,即指人们抱着以人为根本的态度、方式、方法来处理问题,而所谓根本就是最后的根据或最高的出发点与最后的落脚点。”[11]这种以人为根本的态度、方式、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可以找到理据和依归。

恩格斯在给卡内帕的回信中讲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这里,恩格斯彻底扬弃了以往唯心史观关于“每个人”与“一切人”之间关系的论断,科学地叙说了社会个体与整个社会(“人类”)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中个体成员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只有社会中的个体也就是“人”实现了“自由发展”,作为人的集合体的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发展。马克思在这里通过对“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叙说,比较隐晦地诠释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反杜林论》一文中,他在叙说未来新社会的特征时还讲道:“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2]此处,恩格斯从侧面强调了社会成员也就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的重要性,强调要关注人的体力和智力等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这也是以人为根本的理念、方式、方法的重要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理论中彰显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方式、方法在当代中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阐述社会主义本质时讲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显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立足于人民利益的理论;走得是群众路线,为的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地位的平等、关系的和谐以及共同富裕。他的“两个文明”的思想,也很好地诠释了“人本位”的理念。他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培育“四有”新人的目标,致力于实现人的良好发展,使人达到纪律化、道德化、知识化、积极进取的状态。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他全面阐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和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4]即是说,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始终围绕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和首创精神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人的发展和享受是党为之不懈奋斗的永恒目标。习近平关于“民本位”的论述增添了新的时代蕴含。他将“人本位”或“民本位”的思想诠释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8]127他认为,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治国理政的态度,同时也是一种方式方法。这种“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的新发展理念,表征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8]129在经济领域,习近平等同志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不懈奋斗的目标,注重改善民生,让人民得到实惠。他科学阐述了“改善民生”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抓民生也是抓发展。经济发展是前提,离开经济发展谈改善民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民生是做好社会经济发展工作的指南针。” [8]213所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项没有终点的长期工作来开展,在“精准发力抓好就业工作”,“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及“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等切实关乎百姓福祉的事情上下功夫。在政治层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党历来坚持的政治发展模式。对此习近平指出:“不论行政体制怎么改、政府职能怎么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接地气、通下情,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实现服务。”[8]178由此可知,在政治场域中,习近平等党的领导人始终把“人民主体、人民至上、人民首创”的理念奉为圭臬,切实推行人民民主,反对形式上的虚假民主,无论是其政治立场还是政治旨趣都脱不开“以人为本”的价值依托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文化领域,习近平倡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8]198意在强调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旨趣是为人民服务,文艺的内容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以人民对文艺的鉴赏为文艺工作发展和改进的指南,彰显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导向作用。

“以人为本”是文明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引下,人的地位的提升、能力的进步和素质的提高,无疑会将一个社会的文明状况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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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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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757.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