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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视阈下民间艺术的功能发挥及其现实启示——以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为例

作者:第一论文网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30日 10:03:34

延安时期,在“民众启蒙和乡村革命”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下,中共十分重视革命文艺工作,尤其注重发挥传统民间艺术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功能。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并强调要发挥秧歌等民间艺术的重要作用。此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学习《讲话》精神、深入群众,在“走向民间”的过程中,对传统秧歌加以革命性的改造,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由群众的自娱性活动到中共与群众的大联欢,由旧秧歌到革命新秧歌的转变,新秧歌运动成为中共宣传政治话语、教育民众、社会动员的重要载体,在构建革命文艺新秩序,丰富边区民众生活,动员群众支持抗战与参加生产,巩固和发展边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究新秧歌运动发展历程,揭示其有效运作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助于传承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而且对新时期搞好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延安时期文艺发展概况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在中共中央抵达之前,就有着十分浓郁的民间艺术积淀。中共中央进入延安以后,大力加强边区多元文化建设,发展边区文化事业,边区各种传统民间艺术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边区民间艺术包括秧歌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服务抗战、面向群众,以《讲话》为界,新秧歌运动在边区逐渐兴起,实现了传统文艺向革命文艺的转型。

1.文艺座谈会前的延安文艺。陕北地区自古以来有着丰富的文艺资源,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曲艺,种类繁多,有平剧、说书、练子嘴、剪纸、木刻、秧歌等。这些民间艺术在群众中世代相传,较为普及,深受群众喜爱,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党的文化理论和政治纲领的指导下,为了充分挖掘群众在抗战、生产中所发挥的巨大潜能,广大知识分子以文化团体和报刊为依托,以传统民间艺术为载体,展开了一系列革命文化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挽救民族以及民族文化的危亡,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作为一个群众性的文化组织,其内部机构较为健全,设有社会科学部、文艺部、自然科学部及编委会等相关部门。边区文协在学校、工厂、农村、城市中开展文化活动,编辑出版了《边区文化》《五月的延安》等刊物,开办了民众木刻培训班,发起了街头诗运动,推动了边区文化运动的蓬勃展开。在边区文协的影响下,1938年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在延安创立,主要通过戏曲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以豫剧、秦腔等形式进行创作和演出,先后编排了《两兄弟》《官逼民反》《八千马》等剧目,每次演出的观众均在千人以上。1939年成立的延安文抗积极开展边区文化工作,派出文艺工作团,组织文艺讲座,先后出版了《街头文艺》《文艺战线》等刊物。伴随着革命文艺的发展进程,怀安诗社、延安平剧研究院、西北文艺工作团等大量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在边区迅速成长起来,《怀安诗刊》《解放日报》等刊物广泛发行,延安逐步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文化阵地。

知识分子在参与革命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将文艺与政治相结合,将文艺创作与政治抗战宣传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多以歌颂、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凸显了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然而,也有很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的创作和演出中仍然没有遵循艺术走进大众生活的发展要求,他们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大众的真正需求,不了解农村的生活和农民的思想感情,只是在为追求大众而大众,往往过多地从个人爱好出发,单纯追求高雅脱俗的艺术形式,而忽视农民文化水平低下的现实,忽视了民间文艺对民众的教化功能。

2.文艺座谈会后的延安文艺。文艺创作无法根植于民众之中,就无法充分发挥革命文艺潜在的政治功效。要落实中共所倡导的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方针,文艺工作者就需要创造真正通俗易懂、明白畅晓的大众文艺。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出席并发表了《讲话》。《讲话》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艺术原理同中国革命发展实际相联系,对延安文艺发展的方向、政策、原则等作了系统的阐述,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宗旨。

在中共政治政策引导下,延安文艺工作者摈弃了之前偏颇的创作理念,深入到农村、工厂学习、考察,通过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完成文艺为群众服务、为抗战服务的政治使命。如,诗人萧三、艾青联袂前往南泥湾考察、访问,作家周立波、黄树走入农村采风、取材,音乐工作者贺敬之等人深入边区各地学习、观摩、体察。戏剧界开展“秧歌下乡”运动,在乡村排练、演出,美术工作者深入敌后,走向普通民众,以农民为创作对象。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民间”的过程中,创作了大量符合新形势、充满革命气息的作品。

在延安戏剧舞台上,平剧《三打祝家庄》、秦腔《中国魂》、话剧《抓壮丁》等作品,颇受群众喜爱,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秧歌把式杜芝栋指导镇靖乡俱乐部集体创作了《新烧窑》《安边事变》《破除迷信》等秧歌剧,群众在观看完他们“接地气”的演出后,都赞叹道:“老百姓也能闹新戏了,老杜他们真能成。”[1]与此同时,在文艺工作者的改造和创新中,一大批优秀的文学、美术、音乐作品相继问世。丁玲的短篇小说《入伍》,展现了知识分子在参军入伍后的变化。军民集体创作的《红军长征记》,记述了长征的艰辛历程,再现了红军英勇无畏、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木刻作品《狼牙山五壮士》《区政府办公室》,简单别致的构图和蕴意,记录下珍贵、真实的历史场景。歌曲《南泥湾》《延河曲》更是百唱不厌,经久流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文艺不断走向成熟,起到了抗日生产宣传的作用,增进了延安军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发掘了文学艺术在鼓舞斗志、普及知识、促进团结、教育民众等方面的潜能,使原本落后的“文化荒漠”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新气象。

二、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展历程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自由、民主的社会环境,淳朴、清新的党风、民风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各种革命文艺在解放区竞相绽放,争奇斗艳。中共将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的民间舞蹈——秧歌作为载体,在继承传统秧歌的基础上,根据抗战、生产、拥军需求,遵循毛泽东同志“民族化”“大众化”指向,将中共政治诉求与传统民间艺术相结合,对旧秧歌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开启了一场兼具革命及娱乐色彩的新秧歌运动。

1.“发现秧歌”。在陕北黄土高原广袤的土地上,秧歌是流行于乡村的一种民间舞蹈,也是传统社会民众主要的公共文化娱乐方式。据考古研究表明,早在宋金年间,陕北地区已经有类似于秧歌的民俗活动,是古代风俗祭礼的演化,对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影响较大。秧歌集歌、舞、剧于一体,以诙谐逗趣为主要风格,形式灵活多变,内容以表现民间疾苦为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是民众庆贺丰收,祈求福祉,驱鬼辟邪,表达喜悦之情的一种民间文艺活动,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情感,在广大群众中颇具影响力,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艺术”。但就艺术水准和内容旨趣而言,无论是秧歌的人物形象的粗鄙化处理,还是表现形式的插科打诨,都与中共所提倡的“革命的艺术”相距甚远。

秧歌作为源于民间的草根文化,虽然在广大群众中很有影响,但起初并未引起文艺工作者的重视,而是以其原有状态顽强地生长。当时以鲁艺为主的延安文艺工作者热衷于高雅艺术,将中西方著名的歌剧、话剧作为创作的主要来源,如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曹禺的《北京人》等所谓的大戏。虽然这些作品艺术水准较高,却在边区曲高和寡、备受冷落。文化人的这种境遇归根到底在于没有真正地深入群众,与群众联系甚少,没有消除与群众之间的隔膜。文艺工作者轻视民间艺术的现象,不仅阻碍了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发展,而且缺乏“革命的政治的内容”会使文艺“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脱离现实斗争”的局面愈演愈烈,亟需从根本上加以扭转和克服。

2.“改造秧歌”。边区知识分子在接受《讲话》的洗礼后,“无不感到这种在民众面前的自卑和改造自我的迫切要求”,[2]无论是情感方式、价值观念,还是创作实践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们在改造自我和改造民间艺术的过程中,逐渐将立足点转移到工农兵群众中来,很快他们发现土生土长在陕北、深受群众喜爱的传统秧歌具有巨大的开发潜能,能够作为宣扬边区政府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于是他们将目光由“阳春白雪”的洋戏、大戏转向了“下里巴人”的传统秧歌,积极投入到新秧歌的创作和演出中。

秧歌这种老少咸宜的文化娱乐方式,同时引起了党的领导人的注意并开始运用这种形式为党的宣传服务。毛泽东也在各种场合对于秧歌的发展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引导。他要求,“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3]1012于是秧歌这一兼具娱人、育人功能的文艺活动,以其在文化领域的导向作用及政治领域的动员功能,成为引导和调动民众革命情绪不可替代的最佳形式。从轻视到鼓励,从旁观到参与其中,张庚作为延安时期党的文化宣传的“旗手”,对这次转变感触颇深。他指出,“先要做老百姓的学生,然后才能做他们的先生”,知识分子要挖掘民间艺术的潜力,就需“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4]为了实现对旧秧歌这种艺术形式的利用,边区文艺工作者将革命意识形态与传统民间艺术相结合,对其内容和形式加以改造,一大批富有革命气息,反映农村生活的秧歌剧应运而生,受到边区民众的热情欢迎,一场具有“革命”色彩的新秧歌运动在边区轰轰烈烈的展开。由传统的“骚情秧歌”转化为革命的“斗争秧歌”,由民间世俗的狂欢转变为官方的政治教化,延安文艺工作者对传统秧歌进行革命化的改造,重新编排、演出了一系列符合新形势、符合大众审美情趣的新作品。剔除了旧秧歌中“骚情”的非理性成分,增添了许多新的艺术形象,强调了观众的参与性和演员与观众的互动性。“许多源于男欢女爱的情词,也悄然指向阶级之爱、同志之爱以及对革命理想的欢愉。”[5]这种“集体化了的新的农民的艺术”,[6]很快在边区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成为“人民的集体舞,人民的大合唱”。[6]

随着新秧歌运动的深入发展,文艺工作者和广大民众的创作热情不断高涨,为了响应中共所倡导的“乡下秧歌”和“秧歌下乡”的号召,各党政机关、学校、社团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秧歌队,以生产劳动、减租减息、军民关系为主题,共同创作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秧歌剧作品。描写生产劳动的有《兄妹开荒》《变工好》《好庄稼》;叙述军民关系的有《军民鼓》《革命大家庭》;突出自卫防奸主旨的有《冯光琪锄奸》《瞎子抓特务》《抗日英雄杨铁桶》等。“所有的秧歌都能正确宣扬党的政策,对于群众的影响之大,超过了过去所有的文艺活动。”[7]其中由王大化、李波所表演的《兄妹开荒》以马丕恩父女的典型事例为原型,摒弃了枯燥的说教模式,代之以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生动塑造了积极开荒生产、支持边区抗战的年轻兄妹的感人形象。《兄妹开荒》不仅契合了当时中共倡导民众开荒自给、生产自救、迫切需要一批劳动英雄来树立榜样的需求,而且深入民心,增强了民众对党的政策的认同感和执行力。

1945年2月延安八大秧歌队进行了集中汇演会演,其中包括“识字秧歌”“拥军秧歌”“生产秧歌”等大量优秀秧歌剧作,乡亲们频频点头称赞,人群中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称赞秧歌队唱的好听,演得逼真,节目新鲜、亲切又感人,说出了百姓的心里话。这是自《讲话》发表以来,对“延安文艺运动新方向的一次检阅”,并充分说明“革命文艺已和广大群众逐渐密切结合起来”。[8]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和顽强拼搏,最终获得了革命的胜利。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听到胜利的消息后纷纷起舞欢庆,当晚延安街头挤满了人,有军人、农民,有老人、小孩,他们扭着秧歌,高举火把,举行夜间游行。锣鼓声、鞭炮声、歌声、笑声长啸夜空,到处是一片欣喜欢腾的景象,新秧歌成为边区军民在获取抗战胜利后表达喜悦心情、宣泄激动情绪的途径。伴随着革命胜利的步伐,新秧歌所蕴含的不朽的民族精神和力量,对建国后文艺工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新秧歌运动的现实启示

在党和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相结合,新秧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不仅在陕甘宁地区得到发展,而且还传播到其他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强化了中共对乡村文化的影响,实现了民间文艺启蒙民众、教育民众的目的,为革命的凯歌行进提供了精神动力。新时期,繁荣农村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需要坚持传承革命时期新秧歌运动的历史经验,结合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创作出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大众文化优秀作品。

1.坚持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新秧歌运动是文艺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是一种“政治的舞蹈”。[9]65“当政党意识形态开始把文学艺术作为政治组织和动员的手段时,文学艺术便不可避免地被作为了这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10]中共借用政治力量引导和主导着民间文艺的发展方向,将革命规训与民间艺术有机结合,使其意识形态与民间话语保持高度一致。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也对传统秧歌进行了革命化的再创作,赋予了秧歌以新的教育功能。新秧歌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渐取代了娱乐功能的主导地位,完成了对边区民间艺术的改造和对知识分子及其文艺观的改造,有力地配合了地方政府的工作,社会风气焕然一新,极大地推动了边区民众生活的变革,对于构建和谐的乡村秩序起到积极的作用。

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乡村文化,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要吸收和借鉴革命时期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促进文化的发展繁荣。习近平在新一届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担当意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11]指明了文艺创作的方向。文艺工作者作为文化建设主力军,要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创作时要将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市场需求、人民需求有机结合,注重发挥文化正向教育、引导功能。

2.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3]862普及是基础,没有普及也难以提高;提高则是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群众中普及基础的提高,是普及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结果。如果说大众化就是普及的话,那么提高则是使工农兵逐渐实现知识化的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来自民间的艺术家一道,通过“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创作和改良了一大批精彩纷呈的革命秧歌。他们在深入群众的实践中,剔除了旧秧歌中“骚情”的成分,增添了许多新的艺术形象和反映抗战和生产的新内容,借助秧歌剧中所呈现的草根英雄的形象,号召边区民众向劳动模范学习,发展生产,拥护政府。如《夫妻识字》描述了刘二夫妇在农闲时间相互监督、共同识字学习;《一朵红花》赞颂了辛勤劳作的胡二妻子,批评了好逸恶劳的胡二。这种仪式化的规训使得广大民众实现了由个体向集体的转换,完成了中共对乡村民间意识形态的改造。美国学者冈瑟·斯坦认为新秧歌已经“成为乡村和市镇的男女老幼大感兴趣的东西,成为推广新民主主义各种政策的最有效方法”。[9]206

随着人民日常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当代文艺的接受对象、创作主体、创作条件等都发生了巨变。习近平同志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创作时要适应人民的现实文化需求,通过创作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来提升人民的精神文化境界。在农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文艺工作者仍需要“眼光向下”,充分发挥革命文艺所延续的张力,坚持服务群众的核心理念,坚持创新表现形式,根据农民实际文化水平和精神需求,将现代艺术与民间草根文艺相结合,将艺术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不断开拓创新,丰富表现内容,创新文艺形式以满足文化多元化需求,用积极向上、健康优秀的作品引领人民群众、引领社会思潮。

3.创作属于人民大众的文艺。新秧歌作为服务大众重要的形式,坚持文化创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经历了由“秧歌下乡”到“乡下秧歌”的转变,知识分子与民间艺术实现了真正的结合,开创了工农兵群众集体创作、参演秧歌剧的新局面,开辟了一条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的新路径。在中共的领导下,工农兵群众与文艺工作者互相配合,加入到这场红色的“狂欢”,共同创作了“受苦人自己的秧歌”,许多不识字、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群众,成长为优秀的艺术家。这些新秧歌,题材源于群众生活,与群众没有隔阂,演员、创作者和观众三者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紧密联系,周扬认为:“这就是秧歌的广大群众性的特点,它的力量就在这里。”[6]

艺术创作离开人民后,就会变成无水之鱼、无本之木。当代文艺工作者仍然要坚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遵循,这是文艺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延安时期革命文艺实践的宝贵经验。新时期人民大众的知识素养和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对艺术创作的要求也相应提升。因此,凡是能反映人民群众真实生活、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都值得支持和推广,而凡是背离了人民群众的审美旨趣、脱离了群众和生活的艺术作品都应该杜绝和取缔。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11]广大文艺工作者作为艺术创新的先锋,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文化立场,牢记社会责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服务人民群众的本领,将人民群众的要求作为文艺创作的动力,创作出更多为老百姓真心喜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

结语

总而言之,延安新秧歌运动既是普及的文艺,又是在普及的基础上不断向提高的方向发展的文艺,不仅完成了文化创作与群众路线的结合,而且实现了政治与艺术的互相配合,较好地处理了文艺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既满足了民众基本娱乐需求,又将宣传教育融入到草根文化,渗透到民间艺术中,支持了党的中心工作,实现了文艺革命化、大众化,发挥了文艺团结教育人民,积极生产抗日的战斗作用,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3]870历史昭示我们:传承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经验,借助包括新秧歌运动在内的革命资源,不仅有利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正确前行,而且可以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内容,最终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从更深层次而言,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历史不仅昭示出昨日革命文化的辉煌,而且为我们审视和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路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文教会艺术组.杜芝栋和镇靖乡的秧歌活动[N].解放日报,1943-10-26.

 

[2]李静.新秧歌运动中延安知识分子话语的消解与重塑[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李开方.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724.

 

[5]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209.

 

[6]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N].解放日报,1944-03-21.

 

[7]立波.秧歌的艺术性[N].解放日报,1944-03-02.

 

[8]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1937年1月-1948年3月)[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490.

 

[9]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0]李静.“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化阐释[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