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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情表》:儒者的言语人格

作者:第一论文网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26日 21:04:51

  一 
  《陈情表》乃李密传世之作,百代名篇。人教版语文课本将其归录于高中必修五之“抒情散文”单元,教参以“引导学生感受古人的真情真性和品味课文丰富多彩的语言艺术”作为教学重点。此论自有其历史的可接受性,然窃以为,为达成此教学目标,更当设置“儒者的陈请智慧”作为另一个相应的教学重点。愚意陈于《陈情表》系列论文之《〈陈情表〉:儒者的陈请智慧》一文中。今续其文,再论儒者的言语人格。 
  人教版教参在“问题探究”栏目中设题两道,第一道题颇有探究价值。实录如下: 
  “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文中几次说到类似的意思,作者为什么要说这些贬低自己的话?是不是有什么言外之意? 
  原题答案较长。撷其要义:“李密这些话都是真话,而且也是非说不可的。古代的名士在政权更迭之际往往被逼表明政治态度,并与统治者合作,否则往往会被认为别有用心,招来杀身之祸。……(李密)赶紧上表陈情,恳切地再三声明自己之所以一再推辞的理由,以免遭杀身之祸。”① 
  这道题牵涉到我们真实的阅读疑问:该如何看待李密陈请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贱名节卑微顺媚的奴性的“言语人格”?如今非议此文之论者意见多集于此。李密的陈请,可谓哀请:其情可悯,其请实卑。他的匍匐陈请,让我们在纯孝的动人情怀之外,更见古代士人在专制皇权下人格之萎落与言说之不易。教参就此设题,自是慧眼;教参对此解答,只有避祸存身的利害角度,却嫌单薄。而且如此解释,从课程价值引导的角度来看,则多有疑问:其一,按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课程目标”的要求,学生在高中语文的阅读和鉴赏过程中,目标之一为“陶冶性情,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养”;在“必修课程”的“阅读与鉴赏”中则称要引导学生“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以此标准为参照,则此题解答价值导向堪忧:以李密为利害计而不惜屈身降志自贱人格之事迹为教,则如今本已功利化的学生又如何能学到“高尚情趣”与“完善人格”?其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课程目标”中要求,学生要“学习用历史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必修课程”的“阅读与鉴赏”中则要求学生“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这些要求当中,很重要的一点都是要有“历史”意识:回到作品的历史时空中,回到作者的历史身份中去认识、理解与评价。以此标准观照,教参的解答示范仅是一种心理动机性的分析,难称合格。 
  这种问题其实是教材编选的普遍难题。我们既然希望以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来教育引导学生,那么编者就不能不先熟读审视古代选文背后的文化身份与历史观念,了解蕴涵于其中的文化精髓与历史局限,从而予教学以适切的解答与正确的引导。对此,或可引用宋代许顗在《彦周诗话》中的一句话作为箴言:“古人文章,不可轻易,反复熟读,加意思索,庶几其见之。”如此熟读深思、谋定后动,则编写时自然多一份文化的清醒与历史的冷静。 
  二 
  有时,古文解读的最大困难并非文本自身,而是历史定论与今人立场:历史定论因先贤智慧的沉淀结晶而拥有了思想上的权威性质,但同时也意味着视角的僵化与结论的固化,意味着探索的排异和终结;而今人立场则易于让我们不见历史无法还原,让我们易于师心自用以今释古——这两种解读均因偏执而难得真相。如今《陈情表》的解读即是如此:教参编者大体袭用旧说,囿守其孝情动人之见,而忽略其言语人格之问题;而有些论者则鄙视抨击表文中的奴性、伪饰人格,竟至全盘否定其文之教学价值。 
  消弥偏执的方法便是立心中正,调和古今。古之人事必置之于历史文化之当时,历史地理解历史,避免因历史文化的无知与偏见而造成的误解、强求、苛求古人的弊端。因此,对于《陈情表》言语人格的理解也应在其儒者之文化身份与时代思想的基础上来进行。 
  李密是当时蜀地大儒。《晋书·李密传》中载:“师事谯周,周门人方之游夏”,李密师从当时蜀地著名的儒学大师谯周,人们视李密为孔子学生子游、子夏一样的出色人物。《华阳国志·后贤志》中载:“(李密)治《春秋左传》,博览五经,多所通涉。”浸染儒学既久而深,则其儒家的伦理人格气质明显:在生活中,他奉事祖母,其行孝谨,其情真纯。《晋书》与《华阳国志》皆记载他衣不解带亲侍祖母的动人事迹;他为养亲拒仕,讲学忘疲。而在《陈情表》中,他的“缓仕尽孝,先孝后忠”的忠孝处理策略体现了儒家的原典精神与政治智慧,他的“化理为情、以情为理、情中带理、理中蕴情”的情理策略体现着儒者的言说智慧与谦抑感性的儒者气质。这些人格气质在《陈情表》的行文中表现为某种程度上的谦卑顺媚、自贬自贱而招致今人反感,然其置于当时、置于儒者语境中则均有其合乎人心伦理之必然。以下从两个方面简析,尝试着建立起多维的历史文化的理解背景。 
  首先是儒者“柔道”的人格气质。这种人格气质非李密独有,而是儒者群体性格。胡适先生1934年在《说儒》一文中称儒学为“柔道的人生观”。他以《周易》《易传》为据来诠释儒学:“全书处处表现一种忧危的人生观,教人戒惧修德,教人谦卑巽顺,其要归在于‘无咎’,在于‘履虎尾不咥人’。”这种人生观是弱者的人生观,其“忠恕”的伦理哲学归属于“柔弱法则”而非“铁血法则”。鲁迅先生1936年在《出关的‘关’》一文中引用《说文》“儒者,柔也”的解释,并说:儒道两家都“尚柔”,区别只在于“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而汉晋时代,正是儒学“援道入儒,融合儒道”的时代,老子的贵柔、守雌、不恃刚强的人生哲学渗入儒家精神之中,再经董仲舒以阴阳哲学“贵阳而贱阴”“在上者为阳,在下者为阴”原则的改造,则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生活中人人都必定位处“阴性”地位,“阴柔文化”盛行。而自然地,这种文化培养起来的“阴柔人格”则必是满脸的隐忍、退让、谦卑、抑守、恭顺和屈己巽顺的人格表情。于是,这样的人格心理便融化成了李密《陈情表》里的文字,儒味四溢。他因着自己第一次不太谨慎的拒绝行为招致了新朝皇帝切竣的反应,不能不戒惕战悚,反躬自省。他彼时的处境,正如胡适先生说的“履虎尾”而希望皇帝“不咥人”。儒者生存哲学和亡国贱俘的实际处境使他很自然地选择了退让谦抑。他谦卑地俯下身子,低到了尘埃里,他不住地称臣低奏,这“臣”字里有儒者对纲纪秩序的道统的自觉维护,也有李密对皇权政统的降服认同;他不住地颂圣感恩,不住地自贬自践。在这两者构成的巨大的反差中突出强化他完全服膺全然顺媚的政治态度,从而达成将他所陈请的事件与政治完全剥离的目的;他始终匍匐在地,伏惟陈奏,但只是陈情——陈苦情、陈忠情、陈孝情再回来陈忠情,儒学塑造了他的“情理心理结构”。他只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却不争讼不求以理胜人。即便需要反驳言理,他也只是将它——“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这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据理反驳的句子,轻轻悄悄地包融在温暖高调的感恩与颂圣的情感之中。他发乎情而止乎礼,中庸调和,完全是醇儒纯孝纯忠的蔼然风度。 
  其次是汉末到西晋时代儒者人格范式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人格”,是一种关涉伦理道德的价值确认,是指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人格。今人指责批评李密自贬自贱丧失政治操守即是从此意义上说的。但倘若历史地考察这个问题,当有新的视角与更加平易的态度。汉代以来,独尊儒术所形成的儒家思想大一统的局面,塑造了那个时代的人格模式。武汉大学文学院李建中教授曾专题研究“魏晋人格”,他说:“孔孟之后,士大夫受儒家思想熏染哺育,已形成以忠君忧道为要旨,以孝悌仁义为纲纪,以中庸之道为调剂的人格模式。”②但这种人格模式经历了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与曹魏抛弃儒家“德行”标准、倡导“唯才是举”、重建了以“才”为核心的人格理论后,已悄然发生位移。晋初名臣傅玄上疏晋武帝的一句名言“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正是明证。其时,正是由“经明行修、砥砺名节”之汉代士风转向“浮华玄虚、率直自由”魏晋士风的时候。在“忠孝”名节观上,因为长时期的动乱,皇权的衰微与世族豪门的兴起,家族伦理成为人们在乱世时代安身立命的根本。再加之司马氏家族是以篡夺曹魏政权而建立新朝的,因此在“忠”字上不敢明昭大号于天下,只好力倡“孝”道以期“移孝作忠”,于是“家先于国,孝先于忠,亲先于君”便成为西晋时代的儒学特征之一。时人不以“不忠”为耻,而以“不孝”为耻。 
  正是这样的时代思想背景,让李密敢于再上表向晋武帝陈请“缓仕尽孝,先孝后忠”,让李密并不以为耻地在奏表中自贬前朝任职经历以博取晋武帝的政治信任。这种不以背叛蜀国前朝为耻的文化心理还有李密身边众多的人事作为支持的:他的老师谯周即是最大榜样。邓艾入蜀,蜀主出降。这出降的主意就是谯周提出力倡的。晋朝因此封谯周为阳城亭侯,后一再加官以示褒奖。蜀降后,晋武帝为“慰巴蜀之心”而厚抚蜀国故官后代,“弘纳梁益,引援方彦”,所以蜀地在被征服之后,蜀人入仕晋朝者众多。据张炜先生的研究统计,“共一百三十三人”,“任中央官外,大部分在巴蜀本地任官。”③故蜀降不久,晋武帝就评论说:“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晋书·华谭传》)所以,历史地看,李密的道德人格自有其时代的合理性。 
  《陈情表》上陈后还有花絮可析。《晋书·李密传》中载:“(晋武)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乃停召。”人多以为此话是晋武帝为其孝情感动的表示。但从历史理性分析,当可做更丰富复杂的理解:晋武帝诏征李密,是基于当时安抚蜀人的政策,也是基于当时选拔人才的制度。《晋书·武帝纪》载:晋武帝“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已。”他又屡次在诏书中要求:“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李密因“孝”而名动朝廷,故而皇帝诏征之。但李密其人,对于晋武帝而言,却并非必要之人物。洛阳理工学院张炜教授曾对西晋抚蜀政策进行研究,其结论是:“他优待的‘蜀人’其实并非巴蜀土著大族,而是以刘备旧部和刘璋旧部为主的蜀国旧臣。真正的巴蜀大族实际上处于被漠视的地位。”④李密恰是巴蜀大族之人士。故李密后来出仕直到被免官,均不见被重用的迹象。对于晋武帝而言,李密就是一个符号,诏征李密就是一个政策象征与政治试探。而李密精心结撰的《陈情表》极其富有策略地让他感受复杂:他试探李密的政治忠诚,李密以反复的输忠献诚与对前朝经历的自贬自贱的策略表了忠心;他需要李密完全顺服的效忠,李密却先是拒绝然后再跟他商讨妥协,没给或没给足;他需要李密为拒绝皇权因致皇权尊严受损找到合适的补偿,李密给了;李密给晋武帝的台阶是当朝大力提倡的“孝道”,这一方面说明一代大儒的驯服,但另一方面又说明李密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总带有某些狡黠和不真诚的意味……晋武帝的“士之有名,不虚然哉”里实在是含蕴丰富,而李密结撰《陈情表》时,其时代心理、士风人格、言说策略之复杂纠结亦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①《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5)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68页。 
  ②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③④张炜:《论巴蜀大族在西晋的真实地位》《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