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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中“悉如外人”之说辨疑

作者:第一论文网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26日 21:04:51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人们熟悉和喜爱的名篇,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这是一句质朴无华的叙述,貌似平淡无奇;且夹在描写桃花源美妙境界的精彩语段中,却与之无甚关联,似乎是不经意之笔,甚至显得“多余”,因而往往被人忽略。然而,仔细思量,又令人颇觉“逆情悖理”。 
  首先,不合情理。正如《桃花源诗》所云:“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从桃花源人的先世为“避秦时乱”而“来此绝境”,到渔人闯入时的“晋太元中”,时达五百余年。此时,桃花源外的社会在生产、生活诸方面皆已发生了重大变迁,包括“种作”“衣着”等,均无例外。而文中却云“悉如外人”,岂不怪哉? 
  其次,不合诗意。《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文,是为该诗作诠释和补充的,在说法上理应与其保持一致,可是该句却与诗的有关内容相左。《桃花源诗》云:“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明确指出桃花源人在祭祀、衣着等方面保持着古制,意即与外界迥异。而此文却云“悉如外人”,岂不抵牾? 
  “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吕氏春秋》)作者为何采用这种“逆情悖理”之说?用意究竟何在?进一步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正是作者在构思上的用心良苦之处,可谓大有深意存焉。具体言之,其用意和作用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暗示主人公的来历。在本文中,桃花源人是故事的主人公,渔人仅是旁观者和见证者。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乐园里的桃花源人是一群什么人?他们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渔人在与其接触交流之前,毫不知晓,一头雾水;文章开头也并未作任何交代,读者未读下文时也会纳闷。但作者通过这句话分明在暗示读者:桃花源内外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具有难以割断的历史渊源;源内人不是什么原始部落或蛮荒异族,不是什么天外来客或海外奇人,而是与源外人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的群体,甚至可能就是源外人的一部分。聪明的读者可能也会由此有所领悟。同时,这句话又与下文桃花源人对自己身世和来历的自述形成了前后照应,并相辅相成:前者为后者作铺垫,作伏笔,使源内人的自述更为“可信”;后者又为前者作诠释,作解答,说明源内人何以如此(即“悉如外人”),从而为读者消弭了疑问,揭开了谜底。那么,强调桃花源人来自外界有何意义呢?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即:作者欲以此表明,是外界频繁的战乱、严酷的剥削和压迫让广大百姓走投无路、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将他们“逼上桃源”,逼上“绝境”。正如汉末曹操《蒿里行》所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晚唐杜荀鹤《山中寡妇》所云“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陶氏也认识到,战乱和苛政皆猛于虎,只有逃至与世隔绝之处,才能躲避人世间的灾难。 
  其二,暗寓与外界的对比。既然“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就说明桃花源人与外人是相同的,两者是同一种人。然而,他们的境遇却是天壤之别,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外界存在“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吗?存在“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吗?应该说,少有。与之相反,频频出现的却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战乱惨象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而且,两者境遇之悬殊既非“种作”“衣着”方面的差异所致,那就一定是另有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原来,桃花源里无战乱,无压迫,无剥削,人人劳动,个个平等。正如《桃花源诗》所云:“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换言之,是社会制度的差异,使两者的境遇迥然不同。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桃源行》中亦云:“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道出了桃花源里没有君主统治和阶级差别的实质。与此相应,此说也暗寓着作者的幸福观,即:和平自由的劳动生活,即为理想的幸福生活,比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而并非要像剥削阶级那样整日不事稼穑、寻欢作乐,那是一种空虚无聊、寄生虫似的生活;更遑论要像神仙一样超脱尘世、不食人间烟火,那也是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幻想。正如作者曾经发出的宣言:“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辞》)这也委婉地表达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朴素愿望。 
  其三,增强故事的真实感。基于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作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构思是独具匠心的:既要暗示故事是虚幻的,又要表明故事是真实的,最终欲达到亦幻亦真、亦虚亦实的艺术效果。所以,其情节是按照真幻融合、虚实相间的思路来设计的。在文中,桃花源起初让人感觉是“洞天福地”,神秘无比,但随后出现的却是一幅活生生的、平凡普通的人间生活的景象,并无什么神秘性可言。尤其是这句“悉如外人”的叙述,十分突出地表明,他们并非什么殊异之人,而是一群与外人相同的普通人,两者毫无二致。如此就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甚至给人一种亲切感,从而营造了亦幻亦真、亦虚亦实的氛围,也增强了文章的艺术魅力。所以,在文中,读者可以看到,虽然源内人“见渔人,乃大惊”,而渔人见源内人却未“大惊”,甚至欣然接受邀请,前往各家做客。魅力所及,使后世很多士大夫对这个亦幻亦真的桃花源饶有兴致,心向往之,甚至深信不疑,积极探访,并留下了诗词之作,寄托景仰之情,抒发难寻之憾。对于陶渊明虚构的这个世外桃源,毛泽东亦曾在《登庐山》一诗中遥问道:“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对陶氏的理想寄寓了深切的认同,并含蓄地表达了建设新社会“桃花源”的决心。陶渊明如此渲染故事的真实性,可谓苦心孤诣,寄托了对桃花源这种理想社会的热切向往,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悉如外人”之说虽然“逆情悖理”,却体现了作者的诸多写作用意,并具有诸多表达效果。或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作为诗序的记可以如此叙写,而诗本身却未如此表述呢?两者的说法为何如此大相径庭呢? 
  与《桃花源记》相反,《桃花源诗》却“如实”地描述了桃花源人与外界差异甚大的“真实面貌”:“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虽无记历志,四时自成岁。”一派上古社会的古朴风貌,而并非如《桃花源记》所云“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为何会出现这种严重差别呢?究其原因,当是两者的文体殊异所致。《桃花源记》是记叙文,采用了传奇故事的形式,试图通过设计亦真亦幻、亦实亦虚的情节,来虚构一个美妙动人的故事,描绘一幅古朴社会的风俗图景,寄托作者的社会理想。正因为情节的虚幻性,所以该文曾被学人列入志怪小说一类。这种传奇故事、志怪小说之类的文体在内容上往往具有一定的“荒诞性”,所以当然允许文中存在一些“逆情悖理”的说法。而《桃花源诗》则是叙事诗,采用了“纪实”的手法,其中未讲故事,未设情节,是“客观”地描述桃花源内的大体景象,“如实”地记叙桃花源社会的基本状貌,并直接抒发作者的向往之情,故不宜采用“逆情悖理”的说法。换言之,“诗”是从桃花源的“历史”的角度来写,而“记”是从旁观者(渔人)见闻的角度来写,两者角度不同。“诗”和“记”彼此照应,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比较完整地展现了作者心中的理想社会图景,并恰切地寄寓了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桃花源记》中“悉如外人”之说虽有上述表达效果,但毕竟与社会现实、与客观情理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顾此失彼的问题,以致于存在着“逆情悖理”之嫌。但这并非属于写作上的疏漏问题,而是作者的刻意为之,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写作意图和写作效果而“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未能完全顾及现实和情理问题。这是本文在构思上的一个矛盾之处。 
  [作者通联: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