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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现代化呼唤“生活教育理论”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9年06月08日 08:35:35

  目前,在传统文化日趋升温的背景下人们开始提倡国学。在语文教育领域,有人不时提出回归传统语文教育的主张。甚至有人断言:现代语文教育已经“重病缠身”,语文课的出路在于“回归传统”。[1]现代语文教育的出路何在,是“回归传统”还是“全盘西化”?毋庸置疑,那种不顾汉语自身特点,“淡化语文知识”的“全盘西化”之路固然不可取,但“回归传统”,也并不是让语文教育永葆健康的“灵丹妙药”。笔者认为,在当今社会,语文教育改革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结合语文学科的自身规律,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现代化之路。在此,笔者不妨借鉴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试着找到打开当前语文教育症结的钥匙。


  作者:徐明聪


  一、教学内容:语文教学要走进生活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全部内涵。这一理论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表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又批判改造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吸收了西方教育思潮的合理因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一理论的目的是教人做全面发展的人,其原理和方法则是“教学做合一”。


  把这一理论运用到语文教育上,则是强调学生要在生活中学习。陶行知先生说:“文字只是生活的符号,要与生活连在一起教。”[2]这就要求教者和学者都要充分利用生活实践,“生活的符号要与生活打成一片去追求”“不可离开生活去教”,[3]不能单纯依靠课堂上所学的书本知识。叶圣陶先生曾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4]课本无论有多厚,都无法囊括全部语文知识。所以,教师要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就非得打破课本的束缚,扩大视野,把语文教育深入社会生活之中。古人云“处处留心皆学问”“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道理就在于此。据笔者了解,真正语文成绩“拔尖”的学生,并非单靠课堂上死记硬背所学的知识,而十有八九都得益于课外阅读。这种普遍现象,难道还不足以使那些备尝教学辛苦却劳而少功的语文教师们去认真反思吗?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学生对作文不感兴趣,那么,语文教学则至少失败一半。如果学生厌烦作文,视其为沉重的“包袱”,提起来即头疼,写起来则疲于应付,那么,这直接说明学生生活内容的贫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萎缩。诗人作诗,“功夫在诗外”,意思是说生活是写作的源泉。所以作文教学要走进学生的生活,就要教学生写他们观察到的事,说他们心里想要说的话,使他们对积累的生活经验和素材进行整理、升华及有条理的表述。作文如何能走进生活?教师应做到两点。


  其一,拟好源于生活的作文命题。学生作文的质量与教师如何命题有很大关系,命题必须能激发学生心中涌起想要说且能说的话。倘若命题与学生的生活经历相距甚远,甚至毫无关联,那么,作文教学就只能逼着学生说假话或“无病呻吟”。


  其二,引导学生细致地观察生活,深刻地理解生活。写作也不能靠“虚构”过日子,更不能靠“移花接木”来装扮。学生观察到水滴石穿,则能得到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启示;学生看到拔河比赛,必能悟出团结就是力量、坚持就是胜利的道理。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健康的生活便是受健康的教育;过艺术的生活便是受艺术的教育……过高尚的生活便是受高尚的教育。……过的是少爷小姐的生活,便是念了汗牛充栋的劳动书,也不能称是劳动教育。”[5]人们理解了“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的这个观点,就不难认识到,脱离生活的作文教学也是失败的教学,脱离生活的作文只能是干瘪瘪的、毫无生气的。因此,教师在组织作文教学时不妨在指导学生深入生活、细致地观察生活、深刻地认识生活上多下些工夫,引导学生无论对个人的生活琐事,班级、学校的重大活动,还是对社会的热点、民族发展的命运,以及对世界前进的步伐都要留心观察和思考。只有这样,学生写作文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写出的作文才能鲜活生动、血肉丰满。


  二、教学方式:变“授”为“学”,“即知即传”


  早在1919年,陶行知先生就批判了以“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并在《教学合一》中指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6]他将世界上的先生分为三种。第一种先生只会教书,只会拿一本书要学生来读它、记它,让那活泼的小孩子做个“书架子”“字纸篓”。第二种先生将注意点从书本移到学生身上,不拿学生来“配”书本而是拿书本来“配”学生了。这种办法固然比第一种好得多,但学生还是处在被动地位,因为再热心的先生也无法一生一世跟着学生,将所有新知识都传给学生。这两种先生都是以“授”为中心的先生,只能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他们教出来的学生也只能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以“授”为中心的教育也只能是失败的教育、“死的教育”。“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这就是陶行知先生所肯定的第三种先生,也可以算是合格的先生。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尽管语文教学有了很大的改进,但由于考试评价制度未有实质改变,当前的语文教学模式仍未能彻底摆脱传统教育的桎梏。即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教师写,学生抄。从时代背景到作者简介,从文本分析到写作特点,教师高谈阔论、喋喋不休,学生身心疲惫但谨遵“铁律”。


  要改变这种以“授”为中心的教育,语文教学首先应该摆正师生之间的关系,变“授”为“学”。教师要鼓励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登台当“主角”,在反复的阅读、练习中自主领悟,而教师自己甘居“配角”,正确发挥主导作用,将关注点放在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上,让学生学得主动,学得高效而有创意。


  其次,要改变这种以“授”为中心的教育,语文教学可借鉴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制”。即“教学相长”“即知即传”。这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中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调动学生主体能动性的一条有效途径。如,陶行知先生在识字教学中,就是依据“即知即传”的原则,让识字者教导不识字者:甲,成人教小孩;乙,成人教成人;丙,小孩教小孩;丁,小孩教成人。总之,“即知即传”就是会者为师,让会的教不会的。


  有人担心,这样一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发挥了,学生提出问题,教师答不上来而处于被动状态。事实并非如此。殊不知教师不是所有问题的专家,优秀的语文教师不一定非要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不一定非要能言善辩、口若悬河,教师最可贵之处在于他能敬业、乐业,善于“训导”,精于“点化”。碰到某个问题,教师能在要害之处加以点拨,在关键位置画龙点睛,学生能在鼓励和启发下相互讨论、集思广益,茅塞顿开、乐此不疲。这就是陶行知先生所提倡的“小先生制”的生动妙用,只要教师平时在教学上恰到好处地运用,就能达到教学相长、共同提高的目的。


  三、教学评价:突破标准化考试的藩篱


  众所周知,考试是语文教学评价的一个重要手段,往往也是制约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瓶颈”。因为考试,尤其大规模的学业成绩考试或选拔考试对教学活动具有导向性。只要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不变,不管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很难有大的突破。尽管新课改已实施多年,但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在目前看仍无多大变化,考试制度基本上还是沿袭着传统加标准化的方式。


  从近几年语文高考试卷中人们不难发现,语文试卷确有相当的“难度”,不过这种“难度”并不是难在实际水平的提高上,而是难在变化多端的题型选择上,这种“难度”是人为造成的。譬如,一道十分简单的判断题,学生单凭直觉本来可以不假思索地轻松答出,可在标准化考试面前却不行了。命题人为了加大“难度”,非要列出A、B、C、D等多项似是而非的选项,让答题人逐项“验明正身”,稍不留意就会掉入错项的“陷阱”。这哪是在考查学生的实际水平和思维能力,分明是把学生引入文字游戏的迷宫,对训练学生的思维和读写能力是毫无益处的。


  另一种“难度”是随意考查一些“零星知识”,譬如“课文作者的籍贯”“作品发表的年代”等这些看似简单但平时不注意的“难题”。这样的考查,意义何在?别说学生,就连教材编者和教师自己也很难考好。这样考查,其结果只能促使学生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死记硬背那些毫无意义却是必考的“知识”上面。正如当年陶行知先生所嘲讽的那样“凡会考的必须教、必须学”[7]。


  在“考试指挥棒”这样的驱使下,一些学校为了应付高考,语文课只上到高二,从高三开始,用长达一年的时间来“复习”应考。在此期间,学生除了把教学大纲规定的基本课文通通复习一遍,把教材的重点和难点“练”一遍以外,还要把近年来的语文高考试卷和模拟试卷通通“做”一遍。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复习资料在等着学生去做。于是,学生体育锻炼的时间没有了,课外娱乐活动也取消了。连续不断的考试与做题赶走了学生脸上的血色,也夺走了学生的视力和身心健康。有的学生刚从学校毕业,却住进了医院;有的学生几经“奋斗”,踏上异国他乡继续深造,却因生活不能自理而放弃学业;有的学生厌学轻生,致使校园极端事件时有发生。


  这样的标准化考试不但未能考查出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优劣,而且背离了语文教学的目标,摧残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成为束缚学生语文水平发展的藩篱。它直接导致了教师“教死书”,学生“读死书”。因为“分数”不仅是评价学生优劣的根本标准,也是评价教师绩效的根本标准,甚至还可成为决定学校生存和发展命运的根本标准。当师生都热衷于知识条文和标准化考试的高分时,哪里还有什么素质教育和创新型人才呢?


  其实,我国内地的标准化考试方法参照了1985年香港地区的考试办法。但香港从1986年起就废除了标准化考试。就连标准化考试的始祖――美国,也从1987年开始改变标准化考试的方法,以扭转美国中小学生语文能力急剧下降的局面。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却视标准化考试方法为法宝,标准化考试遍布各级各类考试,一统天下。这种不切实际、盲目照搬的考试方法给我们的语文教学带来了负面的后果,不知多少年轻学子将最宝贵的时间和最旺盛的精力,都花费在“读死书”上,这无论从财力上还是从精力上说都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上海《文汇报》曾刊发过一则消息:我国著名作家王蒙曾经做过几次中学语文标准化试卷,可成绩都不甚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也只考了60分。语文试卷难倒了大作家,这充分说明了语文标准化考试走进了“死胡同”,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语文考试究竟该怎么改?是及时废除标准化考试,取代于一种全新的语文考试方法,还是像一些“回归传统”派人士提出的,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语文考试方法――只考一篇作文或再加试一篇文言文?目前尚无定论。实践证明,“照搬照抄”这条路已渐被国人所否定,然而“回归传统”也绝对是行不通的。理由很简单:当人们在拒绝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拒绝了外国的先进经验,把自己封闭和孤立了起来,限制了自己的进步与发展。“只有第三条路――走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现代化之路,才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最佳选择”。[8]


  人们在语文考试改革的十字路口感到极度迷惘时,不妨回过头来再看看70多年前陶行知先生是怎样正确看待考试的。他在《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一文中明确指出:“停止那毁灭生活力之文字的会考;发动那培养生活力之创造的考成。创造的考成所要考成的是生活的实质,而不是纸上空谈。”[9]但愿语文教育界的有识之士,能从中悟出一点道理来,并受到一种全新的启发。这或许是探索有中国特色语文教育现代化之路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