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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军旗与兵阴阳家的关联研究

作者:第一论文网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26日 21:04:51

 本文选自《历史教学·高校版》2012年第12期,版权归原期刊和作者所有。

据《周礼》记载,先秦军旗主要有九种:“日月为常,交龙为■,通帛为旃,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龟蛇为■,全羽为■,析羽为旌。”[4] (p.2200)此九种旗帜分类标准不一,其中“日月为常,交龙为■,熊虎为旗,鸟隼为■,龟蛇为■”,是以旗面上所绘图像不同来划分。“通帛为旃,杂帛为物,全羽为■,析羽为旌”,则以旗帜的制成材料不同来划分。现在对九种军旗逐一分析。
  常,名太常、大常,是君王的专用军旗,旗杆高九仞,旗面上绘有日月或日月与龙、日月与北斗七星等混合的图像,旗面缀有十二条旒。《周礼·春官·司常》载:“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县鄙建■,道车载■,■车载旌。”[4] (p.2207)《周礼·春官·巾车》:“王建大常,十有二■。”可见,常是君王的专属旗帜,它缀有十二条旒。旗的杆高在文献中也有记载,《广雅·释天》中载:“天子之杠高九仞,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古代一仞等于七尺,周代一尺约合今19.91厘米[5] (p.64),所以地面用的常旗旗杆高约12.54米。如果旗是插在战车上则“以尺易仞”。以下各旗的高度换算均如此,兹不赘述。
  ■,是诸侯的军旗,杆高七仞,干首系铃,旗面是交龙,旗面后缀有旒饰。《周礼·春官·司常》载诸侯建■。郑玄注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覆也。洛阳北窑西周墓M453出土的铜干首和平山战国中山王墓M1、6出土的大型铜干首都是诸侯用旗的干首,干首上留有系铃的地方[2] (pp.745~748)。旗面后缀有旒饰,旒饰数目与诸侯爵位有关,“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周礼·春官·司常》孙诒让正义:“五等诸侯宾祭、会同、师田,亦同建■,唯■数各依命数。其差:公九旒,诸伯七旒,子男五旒也。”
  旃,卿的军旗,杆高五仞,独立作旗时上面不画任何图像,旗面与旒同色,旗面缀有十二条旒。旃也可以做其他旗的旗面,上面可以根据不同需要画相应的图像。《周礼·春官·司常》:“通帛为旃”,孙诒让正义:“凡旃有纟参有■,而必同色,故曰‘因章’,谓纟参■相因,不间以他色也。”朝代变化时,因为每朝尊崇的服色不同,旃的颜色也不相同。“■,夏后氏玄首,人之执也;殷白,天之义也;周黄,地之道也”。《礼记·明堂位》“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所说的就是商周所崇尚的旗帜的颜色不同。但是这并非说夏商周的旗帜都是黄色,白色或红色,而是旗帜的主要颜色为各代所崇尚的颜色,其实在具体的情况下,旗帜也会因为实际的需要而颜色各异。
  物,大夫、士所建的军旗,中下大夫旗杆高五仞,旒饰四条,士之旗杆高三仞,依据上、中、下三个爵位,旒饰分别为三、二、一条。《说文通训定声》对此也有所记载:“勿,大夫士之所建。”各级乡官、邑主也建物。《说文解字·勿部》:“勿,州里所建旗。”段玉裁注:“州里当作大夫士。”《周礼·夏官·大司马》又云:“乡家载物。”物独立作旗时上面不画任何图像,旗面为双色对半或以燕尾状的杂帛装饰旗边,旗面缀有十二条旒。物也可以做其他旗的旗面,上面可以根据需要画图像。
  旗,军将的战旗,旗面上画有熊虎。各级军吏,级别不同杆高和旒饰也各不相同。《周礼·夏官·大司马》曰:“军吏载旗。”《释名·释兵》云:“熊虎为旗……军将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周礼·春官·司常》贾云彦疏云:“析别言之,则旗为画熊虎之专名;大总言之,则九者得通称旗也。”因此,旗也可以作为旗的通称。
  ■,是朝中官员的旗帜,旗面上画有鸟隼,州里之官也可建■,杆高和旒饰依爵位而定。■是朝中百官的旗,《周礼·夏官·大司马》:“百官载■。”郑玄注云:“百官,卿大夫也。载■者,以其属卫王也。”孙诒让正义:“通■孤卿大夫士。”上大夫及卿以上尊,建■旃;中大夫以下卑,建■物。《诗·■风·干旄》首章云:“孑孑干旄”,次章云:“孑孑干■”,三章云:“孑孑干旌”。此谓建■而注以旌旄。毛传云:“孑孑,干旄之貌,注旄于干首,大夫之旃。”《诗》曰:“旄,曰■,曰旌,而无旃文。毛知为旃者,盖以彼■即上大夫所建之旃。”《周礼·春官·司常》:“州里建■”,孙诒让正义:“州里即六乡之吏。《大司马》乡载物,则此所建者当为鸟■之物。唯乡大夫为卿,当建■旃。其差:乡大夫六■,州长、党正四■,族师三■,闾胥二■,比长一■。”乡大夫建■■,以下各个等级建■物。
  ■,郊野官吏的旗帜,旗面上画有龟蛇,杆高和旒饰依爵位而定。■的旗面“用缁,长八尺,继■又有旆,旆帛用绛,亦长八尺,故■独长也”。■是九旗之中唯一在后面继接旆的旗,当■后接旆时,表示开战,即“彼斯,胡不旆旆”。《周礼·夏官·大司马》:“郊野载■。”《周礼·春官·司常》:“县鄙建■。”《诗·小雅·出车》:“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矣,建彼旄矣。”根据古制上可以兼下,下不可僭上,君王也可以建■。《礼记·王制》:“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孙诒让案:“绥、麾字通,大绥即大麾,亦即龟■之为旃制者。小绥与大绥相对,盖即■之为物制者也。”天子建■旃通常称作“大麾”,《周礼·春官·巾车》:“木路……建大麾。”
  ■和旌,没有旗面,旗干首饰羽毛或旄牛尾。关于■与旌的区别,《周礼·司常》云“全羽为■,析羽为旌”,《周礼·春官·乐师》孙诒让正义:“全羽者,以一大羽注之■首也。”■是由一束完整的天然的五彩羽毛构成。孙诒让《周礼正义》云:“析羽者,集众羽也。”旌是由许多鸟的羽毛构成,通常由两束或多束分枝状羽毛组成。《说文解字·■部》:“■,全羽以为。”旌缀旄牛尾于竿头,下有析羽,用以指挥或开道。《说文解字·旌部》:“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进士卒。”同时,■、旌又可以作为其他旗的装饰,作为旗饰。
 以上九种军旗,只是笼统的分类。实际上,在先秦的战争中使用的军旗种类繁多,名目各异,远远不止九种。《左传》记载“郑伯之旗蝥弧”“赵简子之蜂旗”,这些旗帜以蝥和蜂为画章,概蝥和蜂为他们氏族的象征。这是早期旗帜画章的残存,因为早期旗帜的画章是由原始部落或氏族标志的发展而来的[6] (p.94)。还有白茅做成的旗帜,称之为“茅旌”。《公羊传》中记载,公元前597年,郑为楚所破后,郑襄公率众投降“左执茅旌,右执鸾刀”。《太平御览》中记载武王克殷后,“微子启肉袒面缚,牵羊把茅,膝行而前”。投降时用茅旌应表示从此甘愿为战胜者充当前驱,辟邪开路,虽苦不辞[7] (p.131)。实战中的军旗大多按照军事战争的需要制成,名称多以旗帜的颜色或特征来命名。《墨子》中就提到了苍旗、赤旗、黄旗、白旗、黑旗以颜色命名的旗帜,同时也提到了菌旗、仓英之旗、(雩)[虎]旗,双兔之旗、童旗、(梯末)[姊妹]之旗、狗旗、羽旗、龙旗等以旗上所画之章命名的军旗。《管子》中记载的九章:日章、月章、龙章、虎章、鸟章、蛇章、鹊章、狼章、皋章,也是以旗帜上所画之章来命名的旗帜。可见,实战中使用的军旗数量和名目的繁多。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产生了很多派系,兵阴阳家即是其中之一。每个派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会经历漫长的过程,兵阴阳家亦是如此。兵阴阳家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萌芽,它的形成和显著发展是在战国秦汉时期[8] (pp.45~51)。直到汉代,兵阴阳家才作为一种完整的文化现象出现,有了明确的定义。《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是这样说的:“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以为助者也。”顺时而发,就是讲战争要合于时令;“推刑德”就是根据刑、德所在来判断战争吉凶的择日之术;对战争结果的预测是“随斗击”,狭义的意义是以北斗星的斗柄位置判断战争的结果,斗柄所在者胜,所指者败,更广义的“随斗击”,指代整个天官系统,即将天上的日月星辰变化与战争胜负的联系;还要“因五胜”,就是运用建立在阴阳五行理论上的五行生克原则来进行战斗;“假鬼神”就是借助鬼神的力量赢得战争的胜利。可见,兵阴阳家关注的主要包括军事中的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五行生克等内容。军旗作为战争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与兵阴阳家有着天然的联系。军旗的颜色、图案、装饰和部署与兵阴阳家的思想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兵阴阳家与军旗的形制
  1.军旗的颜色与兵阴阳家
  《司马法》中载:“()殷白,天之义也。”《礼记·明堂位》云:“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由这些记载可知,殷商的旗帜崇尚白色,周代的旗帜崇尚红色。近年来的考古资料如西周的毛公鼎铭“朱二铃”,番生簋铭“朱旃金枋二铃”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些记载的正确性。那么这些军旗颜色的选择对后来所形成的兵阴阳家思想产生了那些影响呢?
  阴阳五行理论是兵阴阳家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兵阴阳家中所谓的“因五胜”,理论依据就是阴阳五行理论中的五行生克理论。战国时期是阴阳五行理论的形成期,这种学说认为自然界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组成元素是相生相胜的,五行相胜说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五行相生说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自然界就是按照五行相生和五行相胜这样的规律不断地变化着。阴阳五行家将自然界的这一理论应用于人世间政权的兴替。他们认为社会政权的更替也和自然现象一样有着一定的规律,是按照五行生克运动的,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将禅让时代和夏、商、周各代赋予不同的“德”。各代的“德”性如《吕氏春秋·应同》中记载:“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先见大■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9] (pp.126~127)阴阳五行家是这样解释的,从黄帝到大禹时期,实行的是禅让制度,所以适用五行相生理论,黄帝时是“土德”,木生土,因此大禹时期是“木德”。夏、商、周三代之间政权的更替是通过武力来解决的,所以适用五行相胜理论。即夏代是“木德”,金克木,商代替夏后是“金德”,火克金,周代替商后是“火德”。同时认为各“德”有相对应的颜色,当朝代更替时,因为“德”性发生变化,所以崇尚的颜色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黄帝时是土德,颜色尚黄;夏禹时是木德,颜色尚青;殷商时是金德,颜色尚白;周朝是火德,颜色尚赤。上文我们也提到,夏代旗帜尚青,商代的旗帜尚白,周代的旗帜尚赤。因此,这种原始的带有巫术性质的色彩崇拜,被阴阳五行家纳入自己的阴阳五行理论之中,成为他们解释政权更替的有力论证。阴阳五行理论是兵阴阳家重要的理论支撑,因此这种早期的对军旗颜色的特定选择,也成为后来兵阴阳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2.军旗的图案与兵阴阳家
  在《周礼》“九旗”中,有图案的旗有五种:常旗旗面上绘有日月或日月与龙、日月与北斗七星等混合的图像;,旗面是交龙;旗,旗面上画有熊虎;■,旗面上画有鸟隼;■,旗面上画有龟蛇。
  常旗旗面上的日月有这样几种说法,《释名·释兵》曰:“常,九旗之名。日月为常,画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周礼·春官·司常》郑玄注:“王画日月,象天明也。”以日月代表君王,象征君王之昭昭,此种说法颇能让人信服。旗面上画日月,也有避兵的含义。例如,出土的属于战国中晚期器物的“兵避太岁”戈,戈上有“大”字形神物,它左足踏月,右足踏日。据李零研究,这里的日月图案具有避兵的意义。因为“古代的避兵符是以太一、北斗、日月为主”[10] (p.235)。军旗上以日月为章,与避兵戈上的日月图案一样,具有避兵的含义。旗上龙章与日月的混合图像如何来解释呢?《礼记·郊特牲》载鲁公以王礼祭天,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旗上画龙章,可以追溯到旗帜的起源。陈恩林认为早期旗帜的画章是由原始部落或氏族标志的发展而来的,此说甚确。龙是夏人的象征,夏朝灭亡后,殷朝继承了夏朝的部分传统即《韩非子·十度》篇云:“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以龙来代表君王即由此而来,其后各朝均继承这一传统。由此来看,旗上画龙与原始的巫术有关。《周礼·春官·司常》孙诒让正义引《穆天子传》:“日月之旗,七星之文。”郭璞注:“言旗上画日月及北斗星也。”常旗上还可以画北斗星,它的含义如何来理解呢?我们可以从后来的《史记·封禅书》中得到解释:“(公元前112年秋)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据李零研究:“‘太一’和‘北斗’不仅是古代天文体系和式法中的重要指示物,在古人看来,其顺逆向背,还有避兵的作用。”[10] (p.235)这种早期的对日月、北斗的崇拜后来渐渐发展成为兵阴阳家“随斗击”天官系统的主要内容。
  ■、旗、■、■,旗上的画章分别为交龙、熊虎、鸟隼、龟蛇。这四种画章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古代的四种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前文所引的《周礼·春官·巾车》中所提到大■、大赤、大白、大麾,根据金榜、孙诒让的考证:“大■为交龙,大赤为鸟隼,大白为熊虎,大麾为龟蛇。”在这里,鸟隼图案旗帜的颜色为“大赤”,与朱雀的颜色相同;熊虎图案的旗帜颜色为大白,与白虎颜色相同。由此来看,军旗上的画章与古代四神兽的信仰有着密切关系。而绘在旗上的龙、鸟、熊虎、龟蛇等动物图案,无一例外地是星宿的象征[11] (p.147):龙象征大火东宫苍龙的房宿、心宿九星;鸟象征鹑火南宫朱雀的柳宿之星;熊虎象征伐,西宫白虎参宿及与之相近的伐之六星;龟蛇象征营室北宫玄武室宿四星。可见,旗上的图案与天上的星宿是对应的。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军旗图案与古代的神兽信仰和天上的星宿有关,神兽信仰后来发展为兵阴阳家中“假鬼神以为助”的内容之一,而与星宿有关的部分则变为兵阴阳中“随斗击”的内容组成部分。
  3.军旗的装饰与兵阴阳家
  在上文我们提到了茅旌。茅是祭祀时能沟通神灵的器物,祭祀时垫在酒杯底下的垫子就是由白茅制成的。白茅也是古代巫常用来沟通神灵的灵物,如(男巫)主要掌“望祀”“望衍”,行礼时,按神名呼之,用白茅招之[12] (p.57)。楚国的军队先锋部队常以茅草为旗帜,在周代大夫一级的丧礼中,送殡队伍之前也使用茅旌,使用茅旌作军旗除了具有传递信息作用外,由于白茅具有与神灵沟通的能力,所以又具有开道驱邪的巫术意义[7] (p.131)。这与兵阴阳家“假鬼神以为助”也是相通的。
  ■和旌,没有旗面,旗干首饰羽毛。先秦时期■、旌的用羽多为鸟羽,其中最好的当属夏翟。《尚书·禹贡》:“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孔颖达疏云:“夏翟共为雉名。”另外还多用旄牛尾加以装饰,如《尔雅·释天》李巡注:“以旄牛尾著旌首。”《说文解字》中:“以旄牛尾注旗杆,故谓此旗为旄。”雉鸟被视为具有沟通神人的能力,因此它成为很多部落的图腾和氏族的徽帜。当古人时与神沟通时也常执干羽,模仿雉鸟来跳舞。《尚书·大禹谟》记载:“苗民逆命……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一看到雉鸟的羽毛,自然就联想到了神灵,旗干首以羽毛来装饰,也含有讨好神灵,祈求神灵庇佑之意。这就是后来兵阴阳家中所谓的“假鬼神以为助”。旄牛同雉鸟一样,在先秦时期被视为神物,旄牛头、旄牛尾在诸如祭祀、驱邪、庆祝丰收、战前誓师等上古社会的重大活动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牦牛尾具有招魂的作用,《周礼·夏采》中说:“夏采掌大丧以冕服复于大祖,以乘车建绥复于四郊。”即是说到郊外为天子招魂,要将牦牛尾挂在大杆子上挥舞一番。《礼记》中也多次提到,如果出使外国的使者死在途中,也挥舞牦牛尾来招魂。出兵打仗,一般都要离开家乡到异地去,系牦牛尾于干首,也有将战死在外的将士的亡魂召唤回来之意,不仅仅只是为了装饰旗帜。正如李零所说:“由符书的认识,可以窥知,人类的很多早期的艺术品(如石器时代的岩画,青铜时代的铜器纹饰),都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艺术品,他们除了赏心悦目,还包含着很多神秘主题,并具有一定的厌劾作用。”[13] (p.64)笔者很赞同李零的论述,这种具有厌劾意义饰物,不仅包括岩画、纹饰,也包括器物上的饰物。军旗上用雉鸟羽毛和旄牛尾来进行装饰,绝不仅仅是为了美观,而是含有“厌劾”的作用在里面。这种含有神秘意义的鬼神崇拜行为,后来发展成为兵阴阳家中“假鬼神以为助”的内容之一。
  (二)军旗的部署与兵阴阳家
  在行军中,旗帜的次序也有特定的安排。《礼记·曲礼》中载:“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14] (p.81)这是行军中用旗帜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有利于自己作战的阵法,以使自己处于有力的地位。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盖庐》被公认为是兵阴阳性质的书,在其中有这样的记载:“申胥曰:‘凡战之道……左太岁、右五行可以战,前赤鸟、后倍(背)天鼓可以战,左青龙右白虎可以战,■(招)(摇)在上、大陈其后可以战,壹左壹右、壹逆再倍(背)可以战,是胃(谓)顺天之时。’”[15] (p.50)可见,什么时候可以开战,什么时候不能开战,兵阴阳家对时空有自己的界定方式。如果处于兵阴阳家认为有利的情况下,就可以开战,认为这样可以保证战争的顺利,如果没有这样的时机,那就如前面所记载的那样,用旗帜来构造出这样的一个时空。
  按照阴阳家的理论,认为五行方位不同,配物也不同。所以方位不同旗帜的安排也不同,如《管子》中记载:“(东)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则交寒害钛。……(南)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则烧交疆郊。……(西)旗物尚白,兵尚剑,刑则绍昧断绝。……(北)旗物尚黑,兵尚胁盾,刑则游仰灌流。”[16] (pp.44~46)当有敌人来犯时,按照敌人来犯的方位,采取相应的应敌措施。《墨子·迎敌祠》载:“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驽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驽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驽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驽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17] (p.339)阴阳家将五行相搭配,东方配数为八,颜色为青,配牲为鸡;南方配数为七,颜色为赤,配牲为狗;西方配数为九,颜色为白,配牲为羊;北方配数为六,颜色为黑,配牲为彘。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战争中应敌时就己方坛高、堂密、主祭者年龄、军旗、武器、军服、祭祀用牲等就有相应的要求。
  先秦的军旗主要包括《周礼》的“九旗”,除此之外还有因实战需要而备的名目繁多的旗帜。先秦的军旗与兵阴阳家思想密切相关,先秦时期对于军旗的颜色、图案和装饰的选择及军旗在战争中的部署都有一定的规定,且有一系列的行为和技术来完成这些规定,这些规定、技术、行为,后来都成为兵阴阳家内容的组成部分,而这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思想也是兵阴阳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军旗这面小小的旗帜,给我们展示的却是有关军事史、思想史宏大的历史场景。
  【作者简介】耿雪敏,女,1980年生,河北邢台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思想史、军事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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