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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辨动机和效果,解构当政者的权力博弈及政策取向

作者:第一论文网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26日 21:11:14

 历史教学和考试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统治者激烈的政治角逐和博弈,频繁的国策制定及调整,其深沉的动机是什么,又有何影响?近现代执政者频频出台政策,不断调整方略和推进改革,其着眼点是什么,有何实质效果?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倘若表述不当,也会出现一些偏差。本文由一篇论文的失误说开,从政治博弈和社会效应两大维度探讨中国的大一统;再结合近年高考,从目的和效果两大维度审视统治者的权力分配、政策取向,从政治需要的角度探究近现代中国执政者的若干方略;最后强调关注政治不等于拘囿于政治,还要多维度挖掘影响历史的各种动因。 
  一、从政治博弈和社会效应两大维度再话中国的大一统:由本人论文的失误说开 
  笔者曾在《历史教学》(中学版)2012年第2期发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教学分析与对策研究》一文,从学术考辨、课标解读、教材分析和高考研究等角度,解构了社会形态问题的由来,比较了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模式,提出新课堂情境下如何把握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脉络。尤其对2011年高考上海历史单科第6题的解析,以商王与周边邦国的关系为切入点,简明扼要地阐释了夏商西周的总体社会特征和政治演变轨迹,并成功“前瞻”了2013年高考上海卷对中国古代三种政治模式的考察。 
  遗憾的是,论文在探讨中国传统政治心态中的大一统思想时,出现了不该有的败笔。这里原文摘录如下: 
  中国不同时期政治体制虽有很大不同,但“天下一家”“大一统”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西周时期“天下一家”虽然强调诸侯服从天子,但客观上也承认诸侯的相对独立性;而西汉以来“大一统”思想,则强调皇帝在统一的帝国内对各地实行直接有效的管辖,成为专制帝制时代维护君主统治的国家意识形态,即便遇到帝国分裂或皇权衰落时期,帝王也往往以统一“天下”或恢复对地方的有效管辖为己任。 
  上述引文在最后的话语表述中,明显对帝王实现一统和强化皇权的意愿有种道义上的过高褒扬,似乎这体现了统治者以天下安乐为己任的博大情怀和高尚品格。 
  众所周知,中国历代帝王,诸如秦始皇、光武帝、晋武帝、隋文帝、宋太祖,发动统一的战争,结束分裂割据,根本动机都是拓展其统治疆域,化解潜在的统治危机,本质上是权力乃至政治的角逐和博弈。传统中国的政治心态中,“家天下”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上中国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江南地区,多是平原、丘陵地带,难以像古希腊城邦那样依托广袤的山地形成一个个独立自主、小国寡民的稳定的政治实体。在对中国主宰权的争夺中,明显强势的政权往往难以容忍其他政权的存在。处于分裂时期的帝王,凡是满足于割据自保的,至多只能在短时间内保境安民,保全家族,最终要么向获胜的一方投降,要么国破家亡。①譬如,五代十国末期宋朝建立后,很多政权自知不是赵宋的对手,幻想以归顺换取安宁,维持割据的现状,结果都逃不脱覆亡的命运。尤其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唐后主李煜,将自己的家属献给宋室做人质,后来干脆把南唐的国号都去掉,即便李煜做出最大让步,并派人向宋太祖赵匡胤提出要像儿子孝敬父亲一样侍奉宋朝,得到的答复却是“父子者为两家乎?”①最后李煜在国破家亡的惨痛中,过早结束了凄怨哀婉的生命。《新五代史》就此作出评价:“盖王者之兴,天下必归于一统。”②中国古代那种生死博弈的争战中,位于中原、江南、四川这些政治要塞或者富庶地区的弱势割据政权,即便名义上的臣服和归顺也是不可能的,必定要划归中央政府版图,或者被相对强势的政权统一。 
  由此可见,帝王结束分裂、实现一统,或者维护统一,往往是严酷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的,都着眼于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各方面利益。因此,不必上升到一种崇高的道德层面,对统治者这一政治博弈给予过高的赞赏。当然,就客观效果而言,这往往拓展了中国的疆域,最终有利于社会的相对安定,减少内部战乱,促进各地经济文化的正常交流,便于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抵御外来入侵和从事浩繁的文化典籍编撰整理。这也是教科书充分肯定那些为统一做出贡献的帝王将相的原因。其中秦皇、汉武在“文革”中还因政治的需要,几乎成了贤德的化身,尤其秦始皇,在当时的很多画册中换成一副笑脸仁君像。而不可回避的是,中国的大一统政治,往往和极权统治紧密相连,长期漠视民权,无视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秦始皇发动数以百万计的劳工(占当时人口的十几分之一)建阿房宫,修骊山陵墓;并且焚书坑儒,禁锢思想;施行惨无人道的刑罚。清朝的康雍乾盛世中,为维护清朝的利益,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捕风捉影,制造恐怖政治氛围,影响中国学术的正常发展;并且推行“海禁”“闭关锁国”政策,使举国闭目塞听,与外界几近隔绝,使中国错失了向近代转型的良机。这都进一步说明,统治者实现一统或巩固统一的主观动机,绝不是电视剧的主题歌唱的“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2001年出品的《康熙王朝》片头曲)。 
  传统的历史课程,多少受制于现实的政治需要。因此,处于官方中心话语体系的诸如维护统一、爱国主义等等,都有机渗透在历史学科的课标制定、教材编写与课程设置中,影响着人们的历史理念和叙事模式。传统的历史观,赞扬开疆拓土的圣君贤臣、良将勇士,讴歌统一,颂扬爱国,斥责丧地辱国的昏君奸臣、懦夫佞人,这都是人之常情,也是基本的历史观,当然,复杂的历史并不是好人与坏人、是与非的简单组合。③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区分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并且评价客观效果要恰如其分,不夸大,不缩小,更不能歪曲。 
  二、从目的和效果两大维度审视统治者的权力分配、政策取向:由两道高考选择题说起 
  2016年海南历史单科第5题: 
  西汉初年,刘邦封置诸侯王国,封子弟为王,功臣为侯,并规定“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这表明刘邦推行分封制意在 
  A.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B.继承西周的政治体制 
  C.确保皇位传承稳固 
  D.否定秦朝的政治体制 
  答案为C项。汉高祖刘邦既非照搬西周政治体制,也不是全盘否定秦制,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继承秦制又有所损益。刘邦认为秦代二世而亡,是由于没在一定区域分封子弟,使朝廷缺乏屏藩,于是刘邦仿效秦朝在地方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广封同姓子弟为王,建立封国,形成“郡国并存”局面,希望以此确保刘汉江山永固。④ 
  2012年山东文综第10题: 
  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高宗时,打破宰相任用资历限制,允许三省中四品以下官员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义行宰相权,参预朝政。其目的是 
  A.重用人才,推行科举取士 
  B.分割相权,加强君主专制 
  C.分工协作,提高行政效率 
  D.缓和矛盾,抑制朋党之争 
  答案为B项。三省分工协作,确实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并且一定程度减少决策失误,但题干中没有明确体现。更重要的是,唐初这种做法的本质意图在于通过分割相权以加强君权。 
  以上两题都考查统治者的权力分配,分别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内部的关系。无论是加强中央集权,还是偶尔出现的地方分权;无论是通过启用身边近臣组成决策中枢以削弱相权,还是对相权直接进行分割,或者最后废除宰相制,都是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希图王朝的长治久安乃至千秋万代。这里特别强调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从邦国时代的夏商周,到帝制时代的秦汉唐宋元明清,无论统治者推行兼具地方分散性和等级从属性的分封制,①还是实行中央垂直管理地方的郡县制,或是把“封建”(分封)和“郡县”交叉使用,都是要维护“家天下”的王(皇)权。历史是复杂的,一项措施或制度,其利弊可能很快显现,也有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后全面呈现。譬如汉高祖刘邦分封子弟、晋武帝司马炎分封同姓王、明太祖朱元璋分封子侄为藩王,都在几十年内导致内乱。而更早的时候,西周推行分封制,由于顺应了当时的经济水平、社会差异,并且周王室拥有重兵,又有完整的礼制规范,②使得西周的疆域得到拓展,社会也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安定。这就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政治发展演变轨迹。 
  除权力分配外,统治者推行改革、出台政策,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适度把控。2016年高考上海历史单科第33题:慈禧有条件地支持变法,即“凡以图富强”,巩固江山社稷即可,但“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2016年高考新课标文综全国卷Ⅲ第29题:张之洞1903年拟《奏定学堂章程》,禁止学堂里使用一些新潮名词,其意图就是维护传统的意识形态,从而巩固清朝统治。作为晚清中兴名臣的张之洞,曾经参与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技术和培养近代人才方面,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先河,但张之洞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仍然很保守,与慈禧如出一辙。谈到晚清的改革变法,还必须提一下20世纪初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当时,清政府面对汹涌的革命潮流,试图通过编练新军、增派留学生、奖励实业这些改革措施,和通过在中国逐步实行所谓的“宪政”,化解空前的统治危机。2016年高考新课标文综全国卷Ⅱ第45题就考查了“新政”中编练新军的影响:提升军队战斗力,推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军事改革未能加强清政府统治,新军成为推翻清廷的核心武装。2014年高考新课标文综全国卷Ⅰ第46题,考查了“预备立宪”的目的和效果:清政府意图化解统治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 
  总体而言,历朝统治者无论是政策取向,还是权力分配,其影响可从两个维度分析:第一,是否满足了统治者的需要;第二,起到怎样的社会效果?就第一个维度,有些制度或措施确实达到维护和扩大统治的目的,比如郡县制、三省六部制,科举制;有些则适得其反,比如汉初、西晋和明初实行的分封,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第二个维度就比较复杂了:有些措施如清末“新政”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客观影响是积极的;有些做法譬如清朝的文字狱,明显是消极负面的;有些措施比如宋朝的集权,改变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状况,但又造成冗官、冗兵和冗费局面,降低军队战斗力,使北宋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可谓积极与消极并存;有些制度,譬如汉朝察举制由重人品道德到重门第族望,隋唐科举制到明清衍变为八股取士,都由积极转为消极。 
  倘若还要对历朝历代的措施或政策挖掘一种“现代意识”,这往往涉及:应对危机或变局,解决现实困境,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增强政权的社会认可度。2014年高考新课标文综全国卷Ⅰ第45题,就是魏晋时期从现实需要出发对法律条文删繁就简。2015年高考海南历史单科第8题,雍正帝指责地方官吏在青黄不接的灾年不主动报告,体现地方稳定与政权巩固的关系。尤其2016年高考新课标文综全国卷Ⅲ第40题,比较中国明清时期和英国近代救济制度的共同目的:救济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政权的认同。这类涉及古今比较或中西贯通的主观题要注意变通表述,譬如提到近现代西方民主国家施行的民生方案,就不能说“维护统治”,而应该说“增进政权的社会认同度”或“提升民意支持度”。 
  三、从政治需要的角度探究近现代中国执政者的若干方略:由三道高失分率的选择题展开 
  2015年高考海南历史单科第15题: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实行总统制,赋予总统很大权力;其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对总统权力做出严格限制。这一变化主要反映出当时 
  A.立法服从于政治 
  B.行政服从于司法 
  C.从人治走向法治 
  D.民主政体臻于完善 
  答案为A项。民国元年,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基本依照美国模式设计了总统制共和制,试图以总统制的名义加强集权,迅速结束辛亥革命后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但此时,南京临时政府面临袁世凯势力的武力逼迫,临时政府内部又矛盾重重,孙中山被迫让出临时大总统职务。①在复杂的权力博弈和政治角逐中,根据孙中山的提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规定改总统集权制为内阁制,希望通过扩大总理职权和缩小总统权力以防止袁世凯独裁。②立法的前后变化,都受制于政治需要。当然,幻想通过议会政治限制武人袁世凯的权力,最终不可能实现。

  2014年高考新课标全国卷Ⅱ第29题: 
  1926年,有报纸评论说:“自从蒋介石抬出三民主义,大出风头以后,许多人都觉得主义是值钱的,于是乎孙传芳标榜三爱(爱国、爱民、爱敌),东三省有人主张三权(民权、国权、人权)。听说四川有些军人到处请教人替他们想个主义玩玩。”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 
  A.政治宣传促使各界思想趋同 
  B.标榜主义成为军阀自保的主要手段 
  C.民主思想已经成为社会潮流 
  D.各地军阀对三民主义理解存在差异 
  答案为C项。这里隐含着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民国以来的政府、政党和地方势力,为增进社会的认同度,纷纷声称顺应民意,宣扬民主自由。20世纪20年代的北洋时期,在中国局部执政的军阀,出于政治需要,也适应这一变局,迎合这种社会潮流。 
  2015年高考海南历史单科第25题: 
  1971~1978年,我国共援助37个第三世界国家建成了470个项目,超过1955~1970年建成的援外项目总和,对外经济援助的支出为前16年总和的109%。这反映了 
  A.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 
  B.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 
  C.世界殖民体系彻底瓦解 
  D.经济援助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手段 
  答案为D项。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典型的政治需要影响外交方略。尤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领域的“左”倾思潮影响到外交领域:宣称“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强调中国要发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倡导“中国革命中心论”,这种思维支配下的对外援助,强调政治和战略利益,无视中国国内的经济困难。③这种出于政治需要的外交援助,提升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的同时,严重脱离了本国的经济实力,增加了财政困难,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以上三题,表面考查的是立法修订、舆论宣传和外交战略,其实都落脚到深沉的政治需要。在党派林立、战乱频仍的民国时期,中国的当政者,其政策制定、方案变更,往往和政治需要紧密相连:孙中山短暂执政期间颁布临时约法,北洋军阀内部关系的变化,国民政府与地方军阀关系的调整,国共关系的几度变迁,国民党的经济方针及文化、宣传政策等等,莫不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在毛泽东时代,内政、外交、文教、宣传等各个领域,更是打上鲜明的政治烙印。以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战略为例,固然有借用苏联帮助促进经济恢复和致力于工业化的考虑,也还是有着深沉的政治需要,那就是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获取苏联在政治上的支持。2015年高考文综新课标全国卷Ⅱ第31题提到的建国初期各地掀起的学俄语热,就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其中就含有政治需要。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教育政策,更是要明确构建服务于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便于对全国进行有效管理。2013年高考新课标全国卷Ⅱ第31题:建国初期全国高校遵照中央规定,以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作为指定教科书,并且提倡劳动,便是构建与国家政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2016年高考海南历史单科第24题: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规定对所有公告和公告性新闻统一管理,就是要建立集中统一的新闻宣传制度,而这种对新闻的统一管理,一直影响至今。 
  总体而言,中国近现代的执政者,其方略的制定,经常涉及一定的政治需要,通常的立足点是:根据时局变迁调整内外政策,增强政权的社会认同度乃至国际影响力,建立有利于政权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有利于政权的国际关系网络,构建服务于政权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文教宣传体系等等。 
  四、留心政治又不囿于政治,多维度挖掘影响历史的动因 
  综上所述,历朝统治者的政治博弈、权力分配及政策取向,近现代中国执政者的重大方略和内外政策,往往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增进政权的社会认同度;应对时局的变迁,化解潜在的矛盾和危机,在权力乃至政治的角逐中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建立或完善有利于政权的管理体制,构建有利于政权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这些措施可能达到了起初设想的目的,也有可能事与愿违,或者差强人意。就社会影响而言,有些产生积极影响,有时效果是积极与消极并存,有的则由积极转为消极,还有的因脱离实际而没实质效果或者效果是消极的。 
  历史是复杂多样的,留心政治需要对历史的影响,绝不等于拘囿于政治因素,而是要综合经济、思想、社会等诸要素,对历史问题全面审视,动态分析。2016年高考上海历史单科第40题,就考察了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开辟新航路在目的上的区别:前者侧重于宣扬国威,交流文化,主要出于政治目的;后者是为获取财富和传播宗教,表现为经济利益的驱动和精神力量的推动。这两种价值取向的背后,则是社会环境尤其经济因素的巨大差异。 
  可见,我们要在关注社会传统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多维度研读历史,既要宏观把握历史概貌,又要在细节处理上多留一个心眼,要直面历史发展中的多样性,要在分析历史时保持恰如其分的尺度,避免用简陋的分割从事研究,避免用刻板的概念解释复杂的事件,切忌过度拔高或贬低人物,从而在理性的审视中恢复历史应有的温度,并在古今贯通中适度挖掘历史问题透出的“现代意识”,让课堂更加有声有色,让学术成果既接地气又仰望星空。 
  【作者简介】陈卫华,中学高级教师,武汉西藏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课标分析、教材解读和高考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出处:历史教学·中学版  作者:陈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