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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转向因素的理念探讨

作者:第一论文网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26日 21:04:51

  抗战胜利后,在美国及国内中间势力“军队非党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动接受美军新闻机制,将问题丛生的军委会政治部缩编为国防部新闻局。地位更低、更受将领轻视的军队党部,亦被迫取消。学界对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北伐时期,其次是抗战时期。越往1949年延伸,成果越少。对于战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转向,海峡两岸均未见有学术论文发表。①本文以1945-1946年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转向因素为切入点,主要目的如下:第一,通过回溯国民党军队政工体制的沿革,深入剖析军权、政工、党务三者之间的关联及其不断变动的因由,以加深理解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全貌,并由此解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迅速衰败的缘由所在。第二,从军队国家化这一视角,审视分析抗战胜利前后的民盟与国民党之间的双边互动,以此深化对国内中间势力的探究。第三,从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出发,梳理探讨抗战胜利后初期中美之间的军事、政治关系,借以深入解读美国对国民党军队发展走向的影响力。第四,中国近代的军事现代化,主要包括武器装备、精神培育、后勤供给等几大因素的建设。本文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转向,放置在军队现代化的轨道上加以考察,以便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扼要对比,找寻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方案。
    一、将领对政治工作的轻视与对武力的过度迷信
    国民党自孙中山始,即一向看重枪杆子,轻视军队的思想工作与组织工作。在革命连番受挫之后,国民党接受了苏俄以党领军的模式,引入党代表制及政治部制。理论上,政治工作是国民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党与政工是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对内训练、对外宣传与对敌斗争,必先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确定路线,制订政策,提出政治口号,然后政工机构据以推行,求其实现。这是保证党对军事领导的重要环节,也是国民党掌握武力的必然途径。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因有党代表制作为支撑,政治工作的效果尚能彰显。但国民党内真正愿意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甚少,党内和军内高层都寄希望于既不诉诸组织上的严密建设,也不通过耐心地说服宣教,而只是简单地借助不加甄别的集体入党,就能够组建一支所谓的党军。②
    清党后,国民党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重建工作处于放任、停滞甚至退化状态,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魅力荡然无存。③1928年,军队政工人员提出恢复北伐时期的党代表制度与政工制度,无奈屡次遭遇各类军事将领的抵制。1929年初,蒋介石曾想补救政工体制,任命负责党务的陈立夫兼任军委会政训处主任。这未尝不是蒋对党代表制废弃后的应对之策。陈立夫起初想借助负责党务的根基,以政治工作为途径向军队渗透势力。可惜伴随党的权威的丧失,陈氏兄弟控制的中央党部实际沦为南京政府中的一个政治派别,在黄埔系的阻挠下根本不能进入军队。军队党务虽然挂着中央党部组织部的招牌,但中组部所辖军队党务处(初名军人组织科)自始即被黄埔系掌控,中组部仅留虚名。军队党务处不受中组部的过问与节制,对全部军事党务系统的人事调配有自由处理之权。军队党务实际领导机构为军委会特别党部,形成与中央组织部并驾齐驱的独立局面,等于分割了CC系独占国民党组织权力的一半。其结果,军队党务脱离了中央党部的掌控,而由军事长官统属,党在军队中完全处于从属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国民党与军队政治工作逐渐脱节,党逐渐不过问政治工作。政工人员也逐渐与党脱离,不认为与党有何特殊关系。甚至自1935年12月起,军队中的党务活动暂行停顿,军队党部一律撤销。④自此,国民党军队中仅仅保留单一的政训处。或许担心军事将领脱离自己的管束,蒋介石又明令政工部门负责人不能由部队官长兼任,而只能由不带兵的黄埔毕业生负责,这一时段的政工负责人贺衷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为适应抗战形势,1938年初军委会政训处改组为政治部。各部队政训处更为政治部,扩充编制,连队增设指导员,普及政训工作,并协助地方处理战区政务。⑤针对主张恢复北伐时期政工制度和党代表制的呼声,1938年2月,政治部长陈诚反驳道:苏俄创始政工制度是因部队素质不良,对主义没有认识,缺乏信仰,因此设立党代表宣传主义,以便人人为主义奋斗。而“国军”与苏俄红军不同,官兵都是国民党员,信仰一致,因此不需要设立党代表制。⑥
    陈诚的辩解之词,完全遵循蒋介石以往取消党代表制、弱化政治工作的例行解释套路。国民党政府既要维护军事长官的权威,又要使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党的至上权威作为依托的政工体制在各级部队中推行开来。这样,政治工作实施的结果只能如同以往一样陷入话语解释、实践操作的两难困境。更匪夷所思的是,国民党高层军事将领对组织、主义与信仰的认识太过随意与轻忽,数十年一贯制地将组织上集体入党等同于思想上集体信仰三民主义。这种把组织的接纳与信仰的皈依简单等同的恶果,早在孙中山时期,就有陈炯明属下全体党员的粤军炮轰总统府的恶例。谁能想到,国民党高层在此问题上三番五次地健忘呢?
    1938年,蒋出任国民党总裁,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发起改造党的运动。受中共快速发展的强烈刺激,1939年初,国民党召开全会,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和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⑦和中共对比,国民党在军队中的地位过于低下,为提升党在军队中的形象与地位,蒋介石1939年3月电饬恢复各级军队党部。国民党政府颁订军队党务工作实施纲要,部队分设特别党部、团或区党部、连党部或区分部三级。连党部之下设小组。稍后拟定的军队各级党部组织条例规定,工作人员“以各该级主管及政治工作人员兼任”为原则。⑧清党前,党与政工至少在理论上是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党代表的地位高于政工负责人。孰料抗战时期再次恢复军队党部,制度上党务却以政工人员为兼职。这无异于从法理上再次如同“剿共”时期那样,把党部置于政工机构之下。诚如王奇生所言:“政工人员与职业带兵官难相颉颃,政治工作成了军队的附庸,党务又成了政工的附庸。”⑨
    国民党军事将领以军控党的积习深入骨髓。1939年4月,陈诚呈文蒋介石:军队政训即党在军队中的工作,政工人员代表党在军队中工作,故军队中党务与政训应为一体,中组部军队党务处应即行结束,工作人员调至政治部军队党务管理处工作。中组部长张厉生反对陈的提案,主张保留中组部军队党务处,主管军队党部设计考核登记及党证制发,政治部执行军队党务训练宣传事宜。⑩蒋最终采纳张厉生的建议。陈诚企图结束中组部军队党务处的提案,比战前黄埔系对中组部的抵制更甚,即不仅要夺其实,甚至连其名也要除去。中组部尽管保留了军队党务处,但文人出身的党务人员被禁止干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较之战前,党在军中的地位,不仅未因恢复党部而得以提升,反而从制度上固定了党在军队中的“小三”地位,军事将领军权独大的心态更为昭彰。
    截至1945年3月止,国民党政府各军事机关成立特别党部直属团或区党部者,计特别党部712单位,直属团或区党部66单位,共计778单位,直属小组10462个,军官、军佐、学员、学生党员,凡97万2834人,士兵党员325万9184人。党在军中的事务,仅负责扫除士兵文盲、设置中山堂、中山室和党员俱乐部等。(11)蒋介石恢复党部的意图是使官兵接受政治训练,涵濡三民主义,组织党员讨论政治军事现状,解决各种问题。但因部队不加考核、集体接纳军人入党,反使屡屡受损的党的形象更为人所轻视。党的空洞无力,制度上的上下倒置,致使党务工作殊显不彰,组训军人几乎空辍。(12)“各级党部同志虽甚努力,但与军事不能紧密联系,则亦无可掩饰。”(13)
    早已沦落为一个政治派别的党,地位又因三青团的掣肘而更形跌落。党的地位愈低,在军队中的角色就愈尴尬,军事将领对党的轻视就愈甚。因此,国民党六大尽管有军队党部代表110人,(14)但却没有一位党部代表为军队党务进行辩护。回溯国民党军队党务与政工的沿革,不难发现国民党六大通过3个月内取消党部的决议,实际上是军事将领强力主导下的顺理成章之事。与以往取消军队党部不同的是,这次又挂上了实施民主政治、军队国家化的名号。军队党部的取缔,不过是给早已名存实亡的军队党务工作,颁发了一纸死亡证明书。
    蒋介石在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的抉择上,有时尽管提出信仰的重要性,但总体上,他总是更倾向于武器装备。就在国民党六大上,蒋还专门对军队代表说:“组织与信仰关系我们军人事业的成败利钝……我们就应该深切认识党是我们一切的基础,党是我们一切的力量,我们惟有抱定党存与存,党亡与亡的决心,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才能完成我们军人革命报国的天职。(15)“党存与存,党亡与亡”八个字,曾经是1924年黄埔军校开学前,蒋训勉学生的核心词汇。(16)那时的蒋,是苏俄红军党代表制和政治部制的主要引入者之一,一度特别迷恋与向往红军中的党军关系。无奈世事沧桑,党代表制废弃之后,政治部制完全处于依附地位。六大对军队代表的一席之谈,与其说是蒋介石对组织与信仰的推崇,毋宁说是蒋对军校初期党军关系的一次追溯与缅怀。同样是这次对军队代表的谈话,蒋介石接着又强调:“现在时代因为科学的发达与竞争的剧烈,各国军事上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往往一年的成就要超越过去十年的总和。”(17)蒋介石这次谈话的重心,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现代军事科技上面。
    过度相信武力,以为优势装备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几乎是国民党将领的普遍特征。1946年2月,国民党召开全国整军会议。会议中间,由何应钦、白崇禧主持,在南京城外举行陆空军联合攻击演习,目的是显耀陆空军的强大威力。白崇禧在讲评时,声称以现代化武器去打共产党不成问题。演习部队是美式装备的张灵甫第七十四军,将领们与之晤面倾谈时,张面有得色。(18)政治工作在军事将领们的眼中,一向就是卖狗皮膏药的,起不到太大疗效。正因为一贯的轻视,面对美国及国内中间势力军队国家化、废止军队党部、变革政工体制的施压,没有一位将领起来捍卫。而且,战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武力资助,又使得轻政工、重装备的念头更有市场。
    就是在高层军事将领普遍地轻视下,在美式装备的诱饵和美国政府的压力面前,政治部不得不变革为新闻局。作为党部解散之后的应对之策,原计划在军队里面成立的三民主义研究会或三民主义力行会,(19)也在将领的杯葛下,并未得以组建。
    二、政治谋略和民盟“军队国家化”的提案
    抗战胜利后,和平、民主、团结成为国内民心所向。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揭橥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旗号,渴望利用民心思和的战后良机,收束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实现与国共鼎足而三的政治设想。其开列的方案是:两党军队去党化,废止党化色彩鲜明的政工制度,实现以政治军;组建包括国、共、民盟三方力量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或联合军事委员会),会商国是,共治国家。
    1944-1946年,民盟地位的显著上升与此时国共两党对战后政治格局的规划密切相关。1944年春,美国力图迫使“蒋委员长在政权上让步和允诺组织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20)1944年9-10月,中共响应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的呼吁,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和成立联合统帅部的要求。(21)1945年1月,毛泽东提议在重庆召开有国、共、民盟三方代表参加的国是会议。(22)两个“联合”的提出,为原本力量无足轻重的民盟介入战后中国政治、军事问题的协商创造了条件。国内外政治力量围绕两个“联合”的反复交涉,大大改善了民盟自建立以来所处的政治边缘的地位,民盟逐渐走向议政的中心。议政地位的变化,又刺激着民盟对参政的渴求,和对未来执政中国的梦想。这段时期,“在中国政治中,民盟在名义上和实质上真正取得了第三方面的一席之地。”(23)政治的多元化,既是对国民党一党训政机制的破坏,又使民盟军队国家化的论调带来了更多的关注与回响。
    日本甫一宣布投降,民盟当天即以“老百姓”、“人民的名义”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吁请国共接受其“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召开国民大会,成立宪法政府,组织裁军委员会。民盟特意强调:抗战胜利,国共两党固然“尽了力”,但最主要的功劳来自“八年以来直接或间接为抗战而死了的一千万到三千万的人民,以及今日仍旧在饥饿线上嗷嗷待救的千千万万的人民。”(24)
    民盟把抗战胜利最主要的功劳归结于“人民”,有其深刻的意图:一,用千千万万付出生命代价的人民,来消解国共两党领导民众抗日的功绩,从而为民盟争取政治活动的有利空间提供正当的理由。二,民盟如此表述抗战胜利的因由,更是为其否定军队党化,要求国共两党将军队交给他们憧憬中的“国家”作了合乎逻辑的铺垫:“我们主张任何党派不得有党军,军事教育不应含有党化的成分,一切军队只能属于国家。”(25)
    民盟8月15日紧急呼吁的指导思想由来已久。早在1939年11月,民盟在《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中,即提出:一切军队属于国家;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主张现役军人宜专心国防,不宜令其参与政党活动。(26)此后,凡国共摩擦加剧之时,民盟鉴于党争导致军争、不利于团结抗战的现实,即反复提出“结束党治”、“军队属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的提案。(27)1944-1945年,民盟军队国家化及政治民主化的主张日趋系统与成熟。美国与中共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方案提出后,1944年9月、10月,民盟在其全国代表会议、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中,均声明“军队属于国家,非国防必要不得调用军队,并以法律禁止军队中之党团组织”这一原则。(28)到1945年抗战临近胜利,民盟担忧国共历时20余年的纷扰,会在抗战后爆发更大规模的党际战争,从而关系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民盟认为,要杜绝两党兵戈相向,实现国家统一,军队必须属于国家,非任何个人所得而私有,也非任何党派所得而私有。“目前中国之迫切需要,不仅须切实做到‘还政于民’,更须做到‘还军于国’。”(29)“还政于民”、“还军于国”就成为民盟针对国共两党的响亮吁求。
    10月16日,民盟再次发表宣言,认为对外战争既已结束,国共就应立即缩减军队,以节省人民负担;军人应绝对忠于国家,绝对不得担任党务工作,这样才能奠定军队国家化的基础。(30)10月27日,柳亚子吁请取消原有国防最高委员会,从速组建包含各党派的联合政府,组织由国、共、民盟三方合作的联合统帅部。(31)民盟提议,国共双方军队必须经过整编统编,扫除党的成分,组建国家军队。
    在1946年的政协会议上,国共接受了民盟军队国家化的议案,三方协定“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秘密的党团活动”。(32)民盟“还军于国”的第一要求,在于“党从军中撤退”。而党从军中撤退,首先要撤除代表党的党务与政工制度。民盟的设想非常明确,即力图通过他们心目中的军队国家化,收束两党的军事力量。并借着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消弭三民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对国共军权、政权、党权的掌控力量。一旦两党军队实现了民盟构想中的国家化,就意味着两党的军权在向民盟分流。这样,原本并无军队的民盟,却借着军队国家化的东风,享有了军权,其参政的空间自然大为拓展,未来执掌中国政权也不是没有可能。对于中间势力的一厢情愿和“损人利己”的军队国家化的用心,国共两党都有清晰地体认。在政协会议上,两党达成了罕有的默契,都坚持现役军人可以保留党籍。(33)但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并不容许两党公开地反对中间势力“军队国家化”的提案。
    民盟军队国家化的提案,对战后初期的国共两党(特别是国民党),构成了较大的压力:第一,该提案将“还军于国”与和平统一相互挂钩,迫使国民党慎重对待军队国家化这一敏感问题。对于历经国内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磨难的国内民众,和平统一的口号,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国民党政府要想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就需要响应民盟和平的旗号,认真对待民盟“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的议案。第二,该提案以民主政治为追求目标,易于得到欧美外部力量的声援。自1944年起,因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国际舆论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批评与责难大为增加,外国舆论甚至将“法西斯”的称号加之于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为此甚为气愤,认为是对国民党非同寻常的误解和绝对的诬蔑!(34)抗战结束,民盟再提政治民主化,国民政府要想取信于欧美,减少国内知识分子的抨击,不能不适度地开放政治领域。第三,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与孙中山的建军方案和建国方略大致吻合。国民党以遵奉总理遗教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蒋介石在党的六大上郑重表示:“宪政一天没有实施,便是总理的遗志还一天没有完成,也就是本党一天没有贯彻革命的主张。”(35)孙中山初建党军时,虽然没有言及由党军进为国军的具体实施步骤。但按孙设计的革命程序,进入宪政时期,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故在军政、训政时期虽为党军,一到宪政开始,即要由党军过渡到国军,以使武力成为国民之武力。(36)因此,民盟“还政于民”、“还军于国”的口号,等于抬出孙中山,逼迫国民党政府面对这一棘手难题。
    如何既能顺应民意,又不被民盟的提案削弱自身的力量呢?比较中共而言,(37)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没能组织起有效的党力与宣传力量,利用胜利之初高涨的人气为自己进行有益的辩护。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与统治合法性的结合方面,无力将信仰与民众的利益挂钩在一起,在党化军队与国家化军队的轨道上找不到交合之处。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又使得民盟“军队国家化”的议案,很容易得到国民党的盟友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政府因此陷入比较被动的境地。军队政治工作作为众矢之的,不得不调整方向:“至盟邦美国,则以欧美民主国家之常情,看中国问题之发展,更认为党在军中活动,为一不可思议之事体。故在军事调处期间,不惜以压力加诸政府,认为国民党处执政党地位,理应以身作则,先自军中撤退,立即废止代表党在军中活动之政工制度,然后始能使共党就范……促成军队真正国家化……于是,政工成为军队整编之症结,内外压力交加,必欲废除而后快。”(38)
    美方对蒋介石的施压,破中有立:其一方面要求中止军队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固有关系,变更为以政治军;另一方面又为国民党军设计了新闻局制度,以避免因政工制度的变革而导致军心的涣散。而民盟军队国家化的议案,矛头直接指向两党对军队的掌控,因此没有提出新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替换方式,其用意是只破不立;或者说是只欲破除国共对军权的统属,改而确立包括自己在内的联合统帅部对军权的调度。原本并无政权、更无军队的民盟,因缘际会,在国内外政治局势风云变幻之际,因有一定的话语能力,其军队国家化的方案给国共两党军队的政治工作都带来较大的麻烦,这就构成战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转向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三、强化控驭和美军政治工作模式的主动输出
    对军人实施政治工作,为古今中外之惯例。尽管名称、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尽相同,但目的都在培养军人对本方政治文化、社会价值、权威标准的认同与情感。(39)美国一向标榜军人不介入政治,明定军队接受文职官员的绝对领导,禁止官兵参与任何党派政治。表面看,美军既没有设置统一的政治工作部门,没有专职的政工干部,也没有“政治工作”这一专有名词,似乎没有政治工作可言。然而,从美军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从未放松过对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
    美军没有单独的政工体系,但溶合于军事体制中的从事政治工作的部门却相当健全与完备。尤其是牧师机构和新闻机构,不仅规模较大,经费充足,而且承续美国历史、文化和社会传统,是美军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部门。宗教对美军的精神教育历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军牧师被指派为部队的传道者、保护人和历史、地理及德育教授。关心生者、安慰伤者和荣耀死者,是随军牧师的三大类工作。随军牧师也要协调处理军地之间的关系,调节官兵关系和官兵人生活问题。(40)有人因此甚至把随军牧师比喻为美军中的“政委”。(41)新闻工作是美军实施政治教育的另一重要形式。为击败轴心国家,美国陆军部于1943年成立新闻局,在军中普遍实施新闻工作,对军人实施精神训练及普通教育。(42)其出发点是,士兵只有从新闻报导、阅读新闻和普通教育的训练中,才能够了解军队和国家的一切问题。由此激励官兵自动学习,自我教育。此制优点,在新闻人员与部队官兵结成一体,双方均出于自动,官兵亦乐于接受。(43)
    1944年4-12月的豫湘桂会战,把国民党军队的各种危机集中呈现了出来。其精神的萎靡、信仰的虚无、军风纪的败坏、战斗力的薄弱,遭致美英等国连篇累牍地抨击,蒋介石为此感受到屈辱和被轻侮。(44)美国之所以反对党化军队的政治工作方式和以党控军的组织模式,除了认为这种统军体制与西方民主制度不相符合,还与美军通过军中牧师制度、新闻工作制度等实施士兵思想训练、提高官兵政治认识、保持战斗情绪所取得的成效有关。
    二战的获胜和国力的强大,更使美方认为自己的各项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合理性与优越性。美国急于向国外输出美式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新闻传播等各种体制,以强化对其他国家的渗透、影响和控驭。对于独裁的、问题成堆的国民党政府,“他们迫切的希望我们中国在政治上采取他们同一的方式,同一的制度。”(45)对于美国的针砭,蒋辩解三民主义的精神与美国的民主精神是一致的,认为美国对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必要性没有深刻的认识。蒋介石表态,未来采取与美国同一的制度,“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事情”。(46)
    1945年3月28日,提倡新闻自由、得到美国两大政党及国会共同认可与支持的美国主笔协会,(47)派出由福勒斯特等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中国重庆。1945年4月初,福勒斯特一行向蒋介石举荐美式新闻制度。该代表团强调,广播事业对于国家政治文化关系至大,政府可藉此对国民实施教育,传达政令。自清党后,蒋介石对政治工作的了解陷入偏狭的境地,而把宣传看作政治工作的重心。是故,主笔协会代表提出广播的重要性之后,蒋介石接过话说:“广播与报纸同等重要。然就中国战后之环境而论,发展广播事业,尤为先着。”(48)美国主笔协会是官方认同的文化机构,其传达出的对广播教育的积极态度,同样能够让人感受美国政府对新闻工作的高度重视。蒋介石对广播报纸效果的首肯,既给主笔协会,也等于给美国政界明确的信号,他不会排斥战后相关领域对新闻工作的改革。
    与美国政界高层施压国民党政府采行民主政治、新闻自由等制度一样,美军因在二战中有上佳表现,军界高层对美军精神教育方式自我感觉甚好,极力想把其中的新闻体制输送到中国。美国军方的这种考虑,包含以下因素:其一,美苏在二战后,分别成为东西方世界的领头羊。美国武器弹药的输出和美式政治军事制度的输出,可以增强抑制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其二,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体制和军队党部,虽然早已变异得死结难解,但它毕竟渊源于苏联红军。一旦接受美方的新闻机制,等于把国民党军队中残留的苏军体制的余韵彻底清洗干净。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控驭力度,就会因此大增。其三,美国军方想独控中国,排除英国对中国的拉拢。英国为了维持大国地位,希望战后中国不附美,不靠苏,而与英国联合,在美苏之间形成第三势力。为此开出:归还香港、(49)供给国民党军队30万人的武器、帮助组建沦陷区的地下军等优渥条款。(50)在美国军方驻华代表魏德迈的抵制下,蒋介石经过多日考虑,决定一心一意依靠美国,既接受其军援,也引入其军制。其四,美国军方意识到,中国不像美国那样,大多数人都有宗教信仰,随军牧师制度在中国缺乏民意基础。但新闻体制不同,它与国民党军队中的宣传模式有不少的共性,较易被其接受,阻力最小。
    因为以上缘故,美国特别注意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既要其开放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政治;又要其放弃早已变调、仅余外壳的苏式党军体制,变革政工制度,撤销军队党部,改行美式新闻体制。同时,以美国先进武器供给国民党军队,作为蒋介石接受美方军事制度的回报或激励。美方希望借此为国民党政府输入新的血液,强壮其力量,从而遏止中共势力的扩张,避免中国变赤。这样,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的势力,就会被大大压制,美国太平洋的安全就不会失去保障。(51)
    美国的压力与美式新闻模式的主动输出,是蒋介石决意变革政工体制、撤销军队党部的重要原因。那么,到底是美国军界何方“圣贤”,向蒋介石建议采行全套美国军事体制的呢?国民党政府首任新闻局长邓文仪曾说:“国民政府筹划实施民主宪政,军事上接受美国顾问的建议,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因而军委会政治部也就随着改组为国防部新闻局。”(52)郭汝瑰回忆,国民党政府中央军事机构的改制,采用了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的建议。该建议以美国政治制度为基础,拼凑“二战”中的一些经验概况提出,其特点是政治可以控制军事。(53)综合邓、郭二人的忆文,大致可以推测,“圣贤”就是魏德迈。另一位美国在华军事人员戴维斯亦曾提及:魏德迈雄心勃勃,把自己和美国与蒋介石和中华民国的存在视为一体,陷入了中国的大漩涡之中。(54)《国军政工史稿》对蒋介石接受美军新闻制度给出的结论是:“国军乃为缓冲客观要求与主观愿望而采行新闻工作制度,欲易名存实,因旧布新,汲取美军制度之优点,保存国军政工之精神。”(55)其中的“客观要求”主要即指美国军方的执意植入,“主观愿望”则指蒋介石对美式新闻宣传工作效能的期待。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大会声明,为表示实行宪政的真诚与决心,兼以保证未来宪政的顺利推进,军队中原设党部一律于3个月内取消。(56)至于政工部门,因国民党政府多次有过大战结束后停止或者裁减政工机构的故习,即使没有美国的施压,战后政工部门的压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就蒋介石而言,接受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军事体制,整编军队,既能提高战斗力,又可以进一步获取美援。况且,美军的新闻制度颇有成效,也不是不能为国民党军队提供借鉴。(57)
    1946年8月,在军队高级政工会议上蒋介石说:“外国的军队没有政工的组织,而以宗教牧师代替政工人员。我们今后的政治工作,也应该带有宗教性。宗教的特性是热诚、容忍、服务、利他,其对人对事,只知有义务而不知有权利;只知有牺牲而不知有享受,只知有供献而不知有攘夺。所以一个虔诚笃行的宗教家,就等于一个圣贤。军队政治工作也惟有具备圣贤的怀抱和热诚,才能胜任愉快。政工人员要作军队的保姆、民众的导师,必须具备宗教家一样高尚的德性……不争权利,不慕虚荣,以牺牲刻苦为本分,以利他服务为目的,然后才能圆满达成自己的任务。也必须如此,才真正不愧为我们总理的信徒、三民主义的斗士!”(58)这段话语表露出的对政治工作的误解,在蒋介石清党以后对政工人员的训话中多次可以体会到。概括起来,蒋的言谈包含如下几层意思:一、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懈怠与无力,与党务及政工制度没有关系,特别是与党权的倾塌和取消党代表制无关。二、政治工作的绩效,主要取决于政工人员的“德性”。政工人员应只有义务、牺牲、贡献,而不能有权利、享受、攘夺。政治工作流于形式,都是因为政工人员争权利、慕虚荣。蒋介石如此表述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于把自己作为统帅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相反,没有实权、没有地位的政工人员,在蒋的眼里却承担着异常繁重的职责,只有圣贤才能胜任愉快。军事科班出身的蒋介石,总是力图用军事手段解决一切问题。他眼中的政治工作,很少与底层民众的切身利益相互联结,三民主义成了蒋挂在嘴边的空洞的政治名词。可以想象,蒋介石这般对政工人员训话,能够收到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蒋介石对西方军中牧师制的赞美,更重要的还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表态,在军队建设上,国民党将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马首是瞻。但是,国民党军人中信奉基督教的毕竟是少数。有鉴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因素,军中牧师制很难引入到国民党军队。在蒋的心目中,政治工作的实际价值尽管有限,却又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美国的军中牧师制和苏俄以党领军的政工体制,前者缺乏生存土壤,后者又受制于国民党的政治态势而趋于式微,且又正受到美国的攻击。权衡多种因素,在物质武器与思想精神武器的抉择面前,蒋决意接受美军的思想武器——新闻工作模式,以便源源不断地赢得美方的物质武器——先进的军事装备。蒋介石希望借用优势的美式武力,辅之以美式的新闻宣传等政治工作,“剿除”中共势力。美国强化对中国控驭的战略意图和蒋介石对美式新闻制度实用主义的接受,构成战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转向的第三个因由。
    结论
    在战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控制力量增强的大背景下,在和平、民主、团结成为国内外人心所向之时,在国内中间势力成为多元政治中的一方之际,蒋介石不得不面对军队国家化这一难题,并力图与军队现代化的建设相互结合。经过反复考量,蒋决定一心一意依靠美国,“并为促进军队现代化,制订整军方案,整个军事体制与机构均予变革。”(59)国民党军队的军事体制因此几乎对应复制了美国一整套的先进军事制度。军队政治工作,尽管历来被国民党军事将领所轻视,毕竟也是军事体制中的一个环节。在整个大局变动之际,政治工作转师美制成为不可更改的注定结局。问题在于,在美军中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模式——新闻制,“其基础则建筑在先进工业国家的自由民主思想上”。(60)受制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立场,新闻制引入后,军队政治工作不仅没有丝毫的起色,军心反而加速涣散。
    近代以来,在内外危机交迫之下,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之路(包括编练、装备、思想控驭等)异常坎坷。从清末的师德,到国民党建军初期的师俄,转至1927-1938年的师德,到1945年后再变为师美,一直变幻不居。变幻的背后,既说明国外不同政治力量对中国政局的巨大影响,也揭示出国内统治者没有找到消化国外建军模式的良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路线的转向,既是国际国内力量博弈的结果,也反衬出国民党政府没有一套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成熟方案。与此相对比,中共的党军模式,不仅未受到苏俄红军数次取消政委制、改行军事长官制的冲击,反而更加强化党组织对军队的控驭,更加注重主义对军心凝聚的巨大效能。1940年代末期,国共两党地位的更易,恰恰说明在军队现代化之路的探寻方面,国民党过于重视军备的单骑突进式的现代化道路,远远不敌中共兼重军队思想武装和物质武装的双向平衡式的现代化道路。
    注释:
    ①有关这一阶段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转向的研究,鲜见专题论文发表。著作方面,台湾1960年出版的《国军政工史稿》,是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断代史巨著,相关章节探讨了1945-1946年的新闻局。
    ②李翔:《主义治军、以党领军与以军控党——论1923-1926年国民党军队政工制度的引入与变异》,《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③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页。
    ④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3年版,第58页。
    ⑤《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二十七年度工作报告》,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七二/340。
    ⑥陈诚:《政治部之使命与职权》(1938年2月对政治部工作的演讲),《关于军队政训工作之指示》,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藏号:E22/48,第46-55页。
    ⑦《政治部工作报告》(1938-194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七二/340。
    ⑧《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会向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党务报告》(1945年5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00页。
    ⑨王奇生:《“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⑩《政治部军队党务实施附三青团团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七二/387。
    (11)《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会向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党务报告》(1945年5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第725、701页。
    (12)《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1941年4月2日第五届中执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第556-557页。
    (13)《吴铁城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党务检讨报告》(1945年5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第778页。
    (14)《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会第276次会议通过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法》(1945年1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第681-688页。
    (15)《革命军人与革命党的关系、中外军人受欺于共产党的教训与事实》(1945年5月22日对六全大会军队代表讲),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35页。
    (16)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7册,1936年版,第17页。
    (17)《革命军人与革命党的关系、中外军人受欺于共产党的教训与事实》(1945年5月22日对六全大会军队代表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演讲,第137页。
    (18)《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19)《政工人员对于时局应有之认识与努力》(1946年8月8日对高级政工人员会议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演讲,第378页。
    (20)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21)周恩来:《如何解决》,《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2日。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72页。
    (23)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24)《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1945年8月15日),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
    (25)《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1945年8月15日),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62页。
    (26)《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1939年11月),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页。
    (27)《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1941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致蒋介石书》(1943年),分别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8页、17页。
    (28)《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1944年10月10日),分别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0页、34页。
    (29)《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对最近国内民主与团结问题发表谈话》(1945年3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8-42页。
    (30)《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45年10月16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9页。
    (31)柳亚子:《解决国是问题的最后方案》,1945年10月27日《新华日报》。
    (32)《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281页。
    (33)《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8页。
    (34)《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致开会词》(1944年5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62页。
    (35)《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会词》(1945年5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第732页。
    (36)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台北)“国防部总政治部”1960年版,第33-35页。
    (37)中共对民盟的应对游刃有余,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声明,不能“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必须二者同时并进。这就把军队国家化的压力甩给了国民党。中共找到了反驳民盟的最好法宝:军队国家化是要使军队成为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个因应之策,使民盟的一厢情愿基本落空,因为中间势力与农民等底层民众的联系极为有限。在使军队成为“人民的军队”这点上,中共通过土地改革等利民措施,赢得了占人口最大比重的农民的支持。中共极具斗争智慧地将军队国家化与人民的利益相互链接,再将党组织塑造为人民利益的先锋队,将地方政府型塑为民众利益的服务者,既正当又合法地把军、党、政、民粘结为一体。这就为中共在抗战胜利后强化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找准了立论的制高点。
    (38)《国军政工史稿》,第1040-1041页。
    (39)余一鸣:《国军政治教育内涵与界定之研究》,《复兴岗学报》2004年总第82期。
    (40)张煜、李书吾译:《美国陆军随军牧师制度发展简史》(续一、续二),《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3期。
    (41)《美军“政委”:随军牧师,美国大兵的精神支柱》,《环球时报》,2010年7月22日。
    (42)新闻局隶属于后方勤务总司令部,任务在协助部队长官保持部队战斗精神。各级部队到连为止,均设有新闻处。主持人称新闻军官,为幕僚人员。各单位每周至少有1小时的新闻训练,内容分为新闻报导、普通教育、判断训练等项。美军新闻报导的基本原则是将真实情况,利用军中报纸、收音机、电影及其他书刊迅速传布,增益士兵知识,启发士兵发扬战斗精神。
    (43)《国军政工史稿》,第1045-1048页。
    (44)《青年团成立之目的与任务》(1946年9月1日在庐山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演讲,第407-408页。
    (45)《如何消灭我们最后的敌人》(1946年7月18日在庐山对青年远征军复员工作检讨会开幕时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演讲,第357-358页。
    (46)《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演讲,第357-358页。
    (47)1944年4月,美国357家报纸主笔组成的“美国报纸主笔协会”召开大会,研究推广新闻自由运动。大会决议,主张战后和平条约,将国际新闻自由定在上面,并规定为签约国家义务。美国两大政党都将此运动列为各自政策,国会上下两院均通过决议案,主张向各国建议实施新闻自由政策。为使该运动能为各国了解,并在新闻自由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美国主笔协会派出由福勒斯特、麦吉尔、亚更曼组成的代表团在世界各国进行积极鼓动。1945年3月28日,该代表团来到中国重庆。参见马星野:《拥护新闻自由》,《中央日报》,1945年3月30日。
    (48)《对世界新闻事业之发展极为重要》(1945年4月2日与美国主笔协会代表福勒斯特等谈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八谈话,第180-181页。
    (49)1944年6月,中国派出的驻英军事代表团到达英国,郭汝瑰是前往英国考察的三名挂名武官之一。英国工党认为,希特勒必倒无疑。战后,将形成美、苏两大巨头主宰世界,英国要再想回复到1936年以前的状况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为了维持其大国地位,就暗中与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商谈,说工党选举获胜,愿将香港交还中国。参见《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170页。
    (50)1945年1月4日,英国派人与唐纵接洽,愿供给国民党政府三十万人武器,在沦陷区组织地下军。蒋介石久未答复,英方催复甚急。唐纵判断,英国人的企图在于争取沦陷区市场,以期先美军进入上海各重要城市。1945年6月23日,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赴英国回任。桂之归国,原为英国一部分人士主张中英邦交改善、中英军事合作、经济合作、政治合作。蒋介石反复考虑(两三个月之久)桂永清带回来的英方开列的合作方案,仍未给以肯定回复。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页、521页。
    (51)《目前时局之分析与本党同志应有之努力》(1946年2月14-17日在上海及南京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演讲,第242页。
    (52)《从军报国记——邓文仪先生从军回忆录》,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365页。
    (53)《郭汝瑰回忆录》,第221页。
    (54)《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62、369页。
    (55)《国军政工史稿》,第1049页。
    (56)《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1945年5月17日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32页。
    (57)1923年蒋介石赴苏俄考察红军,在苏方和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引入了党代表制与政治部制。1946年蒋面对美方的压力,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接受美军新闻制度。两相对照,对于军队政治工作,蒋介石远不及往昔创建军校时那般慎重和专一。
    (58)《政工人员今后努力的要旨》(1946午8月1日在庐山出席高级政工会议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演讲,第374页。
    (59)《国军政工史稿》,第10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