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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风险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第一论文网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30日 10:03:34

苏涛 李文雨

摘要:政治体制改革风险思想是邓小平改革风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内容上包括改革有风险、改革风险来自何处以及如何有效化解改革风险等三个方面。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风险思想启示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要有辩证思维,一方面要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有风险,为此改革必须立足稳妥、有序推进;另一方面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有风险就不支持改革,在改革面前止步不前、等待观望。邓小平关于化解政治体制改革风险的基本遵循、关键环节、重要方法和根本保证等思想对于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着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风险;全面深化改革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化视域下邓小平改革风险观及其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意义研究”(15BKS012)

中图分类号:A849;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9-0076-05

作者简介:苏涛,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李文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7。

邓小平改革风险思想内容丰富,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其中政治体制改革风险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一、改革有风险的判断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风险思想的立论基础

早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清醒地认识到改革过程中会充满风险,并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作出了预判,提出了应对方案。

1. 要认识到风险

风险,是某一特定危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风险的实质是其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既源于风险事件与行为本身的随机性,也源于我们对风险影响理解与把握的不确定性。大量的现代化和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的过程充满着风险。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①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西方社会已经进入的后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改革开放近40年的今天,中国同时面临着两种风险:一方面,发达地区已经在较大程度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出现了类似于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风险。另一方面,不发达地区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在国内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深入总结国内外风险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关注风险,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的建设等领域,他都强调了风险的存在。比如,在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指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②。在政治建设方面,邓小平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③,“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④。在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注意精神文明建设,就有很大危险”⑤。在社会建设方面,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⑥,“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⑦。在党的建设方面,邓小平认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⑧

2. 改革会带来风险

改革,是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改良革新,相较于革命是以暴力的方式推翻原有政权以达成改变现状的目的,改革是在现有的体制之内实行的变革。简单地说,改革就是除旧布新的过程,就是要破,要立,就是打破一种状态,建立一种不确定性、不平衡性的状态。而这种不确定性、不平衡性就构成风险的来源。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对改革风险的思考,并且有着许多精辟的论述。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类风险的与日俱增,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有风险的事情”⑨。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一项新事业,中国怎么改革,马克思没有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⑩,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存在很大的风险。

3. 改革风险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相伴随

邓小平论述的政治体制改革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全局性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包括党政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改革,也有具体制度的改革,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还包括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如实现干部年轻化。可以说,邓小平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上层建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之中的改革。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论述,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而展开的,其对改革风险的认识也正是在思考这些突出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邓小平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确定为处理“文革”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严重、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特权现象。在大量老干部回到工作岗位时,邓小平认识到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实现干部的年轻化,否则“错过时机”,“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在邓小平看来,政治体制改革中存在风险,改革中忽视这些风险是会犯大错误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推进,出现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协调,邓小平较为集中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重要性、目的和内容。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邓小平又着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保持社会主义的优势,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在邓小平眼里,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防范的风险,一直是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如影随形的。

二、改革风险来自何处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风险思想的核心内容

应对风险,首先是发现并正视风险。邓小平站在改革全局的高度,深入分析了政治体制改革风险的主要来源。

1. 改革风险来自不能正确处理改革渐进性与紧迫性的矛盾

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范围的复杂性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1989年,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 邓小平认为,只有确定政治领域改革的内容并逐步开展,才能防止出现混乱的局面。

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极端重要又使其具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性。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多次指出,如果不能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会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风险:“中国为推进四化建设,当前正在抓两件大事。一是搞体制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精简机构,这是‘拆庙搬菩萨’。这件事搞不好,我们就会丧失民心,四化也没有希望。”“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在干部年轻化问题上,邓小平尤其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他指出:“这项工作,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都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很显然,在干部年轻化问题上,邓小平觉察到了改革推进的渐进性与紧迫性之间的矛盾,强调在这种关系到党和国家的事业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重大事情上,要对可能产生的风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2. 改革风险来自积习太深

在邓小平看来,改革要清除有害于党和国家的积习,这种积习首先来自于封建社会的影响。邓小平指出:“中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影响至今还有,也要在改革中逐步消除。” 邓小平细致地分析了封建主义残余的危害性,他认为官僚主义严重、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 等等,这些积弊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至今仍需警惕。

其次,还有一些积习,其弊病在“文革”中大量爆发,且具有长远影响,最突出的就是对于法的不重视。邓小平指出:“没有法制不行。我们历史上的缺点就是法太少。” 没有法治的民主,会造成无政府主义。没有法治的集中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人治高于法治,且权力不受监督。

再次,有的积习除了历史的原因,也与我们实行的管理体制相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官僚主义。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

邓小平认为,积习太深最终会导致改革难以形成共识,使改革阻力加大。他指出:“中国的体制改革不容易,积习太深,习惯势力大得很。明确表示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一旦遇到实际问题就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革的人。” 这会直接引发改革措施的变形和走样,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改革推动乏力,加剧改革风险。

3. 改革风险来自腐败

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的积习,加上利益集团的存在,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一方面是集中且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制度缺失为腐败的产生留下了空间;一方面是官僚主义的作风替代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思想层面的“开关”松懈为腐败开了口子;此外,利益集团形成局部的小圈子,盛行的圈子文化为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对于腐败及其危害,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他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联系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他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4. 改革风险来自不能坚持党的领导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对此,邓小平多次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三、有效化解改革风险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风险思想的主要目的

1. 坚持从实际出发,在走自己的路中化解改革风险

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国情为基础,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

在改革的过程中,既有阻挠者,也有不成熟的幻想者,加之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输出,一些人认为应当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针对这种倾向,邓小平指出:“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优势,这些优势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得到保持和发扬。邓小平多次强调民主集中制,还有国家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表现,而资本主义过度强调相互制衡,存在着其弊端,不能简单地模仿。

2. 坚持步子要稳,在自上而下、有序推进中化解改革风险

邓小平认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在内容上难以确定,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所以“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 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渐进式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确定政治领域改革的具体内容后逐步开展。

邓小平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的基础上,稳定、有序地推进。他多次强调:“中国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尤其是在社会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较为突出的时候,邓小平格外强调稳定的重要性:“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我们有过‘大民主’的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种灾难。” 在稳定的基础上,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要更稳。必须是有领导、有秩序、自上而下地进行。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力求我们国家的政策和实行这些政策的步骤、方法合乎我们自己的实际,力求及时总结经验,有错赶快改。”

3. 坚持改革,在统筹协调推进中化解改革风险

邓小平坚定地推进改革,提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对于改革中的风险,他态度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改革风险要靠改革来化解,充分展现了邓小平作为世纪伟人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强调:“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可见,在邓小平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唯有不断推进改革,才能有效化解风险。

邓小平高度关注政治体制改革风险,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在一些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难以完全区分:“经济体制改革、权力下放、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主要方面。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不够理想。权力下放、调动企业积极性,不只是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因此,如不能及时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他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就会面临风险。正是基于此,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由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注重统筹协调各项改革就成为化解和防御改革风险的必由之路。

四、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风险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由此吹响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总结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风险思想,无疑对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有现实意义的。

1. 贯彻执行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握化解政治体制改革风险的基本遵循

邓小平理论的最大贡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政治成果则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梳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风险思想,他谈得最多的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也再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因为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的政治遗嘱,也是他提示世人化解改革风险的基本方法。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同时鲜明地指出,它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即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偏离和动摇。贯彻执行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求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也是当前有效化解和防范改革风险的不二选择。

2.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特别是司法体制改革进程,抓住防范政治体制改革风险的关键环节

长期以来,中国的改革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某些历史积习的不良影响。在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结束一个世纪的历史坐标点上,我们要时刻牢记邓小平提醒的,封建主义的残余仍然对当代中国具有一定的影响,最为突出的就是政治领域的人治色彩。由此,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既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法治建设不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也对政治改革的其他领域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法治建设对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转变具有引导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要发挥法治对转变政府职能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既要重视通过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来固定转变政府职能已经取得的成果,引导和推动转变政府职能的下一步工作,又要重视通过修改或废止不合适的现行法律法规为转变政府职能扫除障碍。”其次,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推动司法体制改革进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将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司法体制改革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3. 全面深化改革中兼顾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掌握化解政治体制改革风险的重要方法

如前所述,改革的各个领域之间是紧密联系的,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既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重合,又相互依赖、相互制约。邓小平甚至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但是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依然处于一种相对滞后的状态,这势必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习近平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强调了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

政治体制改革中要高度关注行政体制改革。这不仅在于行政体制是权力寻租现象大量出现的直接诱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对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成熟先行,抓住主要矛盾和重点问题,把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既巩固以往的改革成果,又着力破解重大难题。这方面,我们也要讲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条件成熟、形成共识的就先推进,能改的先改起来。”这实际上为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方法指导。

4. 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落实抵御政治体制改革风险的根本保证

在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邓小平提出应实行适度分权,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指出制约领导者的权力关键靠制度,强调共产党员要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治理腐败必须“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从制度建设入手,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特别是“着力改进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督”。要充分发挥各级纪检部门的监督作用,“保证各级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要理顺纪检工作体制,“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同时,要“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这不仅是治理腐败的需要,也是各级党和国家机关有序、高效运行的保障。要使“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个人行使,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以此降低国家运行和改革的成本以及风险。

注释: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327、327、327、334、327—328、341—342、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