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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学术信息共享意图影响因素研究

作者:第一论文网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30日 10:03:34

摘 要:文章以扩充的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理论框架,同时结合“信任”因素构建了微信学术信息共享意图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到213条样本数据对模型进行分析验证。研究结果表明:被共享较多的两类学术信息分别为方法、工具、技术类信息和机构类信息;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是用户获取学术信息最主要的来源,朋友圈是最主要的学术信息分享渠道;感知兼容性、助人的乐趣会正向影响共享态度,自我效能显著正向影响感知行为控制,自我效能和感知行为控制会显著正向影响共享意图。

关键词:学术信息;信息共享意图;学术交流;计划行为理论;微信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7045

A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eChat Academic Information Sharing Inten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extend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and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WeChat academic information sharing intention with the "trust" factor simultaneously. The model was validated by collecting 213 sample data by questionnair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two kinds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sharing more are methods, tools, technical in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formation. WeChat public number and the circle of friends are the main sources which make the users get access to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the circle of friend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cademic information sharing channel; Perceptual compatibility, the fun of helping people will positively affect shared attitudes. Self-efficacy ca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s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Self-efficacy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haring intention.

Key words academic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sharing intentio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WeChat

1 引言

学术交流本质上是对学术信息的传播与共享,传统上分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两大类。其中,正式交流以科学文献出版系统与机构为主要渠道,非正式交流以面对面交流和个人为主要渠道。随着Web2.0服务理念与相关技术的发展,所造就的社交媒体服务与工具为学术交流带来了新的机遇。首先,社交媒体为科研工作者创造了非正式学术交流的新平台,在这样的虚拟空间里,学者们能创造和向其他学者展示自己的个人学术形象,能够跨越地理和空间上的限制与具有相同科研兴趣和研究领域的人快速建立联系、进行合作、共享自己的学术观点以及未正式出版的科研成果等;其次,社交媒体对正式交流进行了补充[1],能够帮助各利益相关方(作者、出版社、科研机构等)扩散已出版的科研成果,缩短出版物到达读者手里的时间,有助于避免“睡美人”现象[2]。

微信是腾讯公司2011年上线的免费即时通讯工具,其支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聊天,支持一对一聊天和群聊。同时,微信还提供公众平台、朋友圈、消息推送等功能。据2016年3月企鹅智库发表的微信报告称,目前微信月活跃用户达6.5亿,已成为人们最主要的资讯获取源,并预测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平台将成为新媒体传播的核心渠道[3]。如今,国内很多学术期刊、学术信息服务提供商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都意识到微信对于学术交流的巨大潜力。如一些学者从理论上探索和论证如何将微信用于学术期刊运营[4-6]。如:殷建芳等[7]以《中国激光》杂志的微信公众号为案例介绍了微信在期刊出版中的应用;郑辛甜和毛文明[8]对国内医学期刊微信公众号的开通与运营情况进行调研,发现这些期刊已经意识到微信对于推广期刊、提高期刊影响力的价值。除学术出版外,一些学术信息服务提供商也纷纷开通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如科学网、唧唧堂、博士圈等[9]。

从学术交流渠道提供与信息传播共享看,不管是学术期刊还是其他学术信息服务提供商,其主要受众是广大学者。所有的微信公众号都希望粉丝可以向其好友分享自己推送的内容,从而吸引更多的新粉丝,以达到通过信息交流并扩大影响力创造更多传播价值的目的,这一点于学术类微信公众号来说也不例外。因此,对于所有学术类微信公众号来说,了解学术交流过程中微信用户共享学术信息的习惯,识别影响微信用户学术信息共享意图的因素显得尤为必要。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拟以扩充的计划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对微信学术信息共享意图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问题具体如下:

(1)在微信上进行学术信息共享的用户都有哪些人口统计学特征?

(2)在微信上共享的学术信息主要包括哪些类别?

(3)在微信上共享的学术信息的主要信息源和共享渠道是什么?

(4)从计划行为理论的角度来看,影响微信学术信息共享意图的因素有哪些?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从信息传播的发出者看,信息共享是一种主动的有目的的行为,而如何行动主要取决于行为的决策。已有的研究也表明,微信环境下的学术信息共享行为是一种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人际传播行为,虽然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并非完全理性,但是人们对于人际传播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计划性,人们对自己要做什么是有想法的[10]。同时,从学术严谨性来看,用户在分享学术信息时会考虑自身行为的意义和后果。而扩充计划行为理论(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DTPB)就是从计划理论模型(TPB)发展而来的,以研究那些经过思考的较为理性的行为和结果。因此,本文选择DTPB用来解释与分析学术信息共享意图。同时,信任在用户学术信息行为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对信息的信任和对信息源的信任会正向影响用户的认知和情感反应,认知和情感反应进一步正向影响用户的学术信息搜寻行为[11]。所以,将信任纳入到研究模型中。

2.1.1 计划行为理论及其应用

(1)计划行为理论。Ajzen[12]于1991年在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的基础上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他认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会影响人的行为意图,行为意图进而会影响人的实际行为(见图1)。

  

 

 

 

 

 

 

 

 

Taylor和Todd[13]他们认为对于任何给定的产品,个体对于三个维度(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会有不同的评估标准。为了更好的理解信念结构与意向前提的关系,他们提出了一个扩充版的TPB 模型即DTPB(见图2)。在原始的DTPB模型中:①态度可以被解构为三个维度,即相对优势、复杂性、相容性;②主观规范被解构为两个维度,即同伴影响和上司影响;③感知行为控制包括3个维度,即自我效能、资源便利条件以及设备便利条件。他们在另一篇文章[14]中通过实证证明DTPB比TAM(技术接受模型)和TPB对个体的信息系统使用行为有更好的解释作用。

(2)计划行为理论在知识共享研究中的应用。通过对已有研究的调查与分析发现,计划行为理论应用到信息共享中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于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分析。从信息与知识的关联看,知识共享是在信息共享基础上实现的。信息共享的主要基础是信息技术支撑的标准化、规范化与法规,而知识共享除此之外,还需要协调人的心理、营造组织文化与制定组织激励制度等。相对来讲,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研究比信息共享要复杂。所以,本文借鉴计划行为理论在知识共享中的应用成果来探讨相关变量的选择。

目前,TPB以及DTPB在知识共享中的应用研究包括解释虚拟社区知识接受与共享等信息行为。如Ryu等[15]同时使用了TRA和TPB对医院内科医师的知识共享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TPB对知识共享行为有更好的解释作用,这与Taylor和Todd的研究结果相一致。Tohidinia和Mosakhani[16]使用TPB对知识共享行为进行了研究与预测。以上研究结果均表明,TPB模型中的三个主要变量,即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都对知识共享行为有积极影响。

Hung等[17]使用DTPB对专业虚拟社区中的积极贡献者和潜水者的知识共享态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共享态度与感知自我控制对知识共享意图有显著影响,而主观规范对知识共享意图没有影响;Cho等[18]使用DTPB对维基百科用户知识共享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态度、知识自我效能以及互惠对知识共享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Hung等的研究结果一致的是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没有影响;Ho等[19]使用DTPB对中文版的维基百科用户知识共享意图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知识共享意图会直接受到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与此同时预期的互惠关系、帮助他人的乐趣会积极影响知识共享的态度,自尊感和同伴的作用会显著影响主观规范,而自我效能感和资源便利条件会显著影响感知行为控制;彭科等[20]使用TPB对微博用户信息共享意图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信任和互惠两个因素对微博用户的共享行为有明显的影响。

结合以上研究成果来看,已有研究表明TPB模型中,态度、感知行为控制这两个因素对知识共享行为和意图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在DTPB中对主观规范能否影响知识共享这一点并未达成共识。主观规范指的是个人对于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这些社会压力主要来源于对个人决策有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在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环境下,个人选择共享学术信息与否几乎完全出于自愿,不会受到太多外界压力影响,因此本研究暂时不考虑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图的影响。

2.1.2 信任及其在知识共享中的作用

以往的很多研究都证实信任可以加速在线信息交易决策[21-23]。近几年的一些研究将信任引入了对知识共享行为与意图的解释。本文列出了5篇将信任考虑进网络环境下知识共享行为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对各项研究中信任的定义进行了解释,并将各研究中关于信任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汇总(见表1)。

(1)人际信任,即相信虚拟社区中其他成员的意图是好的,在共享知识和使用他人共享的知识时这些人是能够胜任并且可靠的[17]。

(2)对服务提供商的信任,即相信服务提供商提供了安全、可靠的知识共享环境[24]。

(3)对信息的信任,被定义为用户对通过Web收集的信息的可靠性、可信性和准确性的信念[25]。

(4)基于经济的信任,指在共享信息时所持有的与经济有关的信念,如相信通过共享信息可以帮助自己节省时间以及其他成本[21]。

(5)对网络的信任,即对互联网结构保障的信任。如,相信互联网有足够的安全措施让自己能够安心地使用网络,相信有恰当的法律和技术结构保护自己远离互联网中的各种问题[24]。

以上文献的研究结果表明,信任尤其是人际信任在知识共享研究模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知识共享行为和意图都有积极的响应。因此本文认为,应该将人际信任结合进DTPB用于对微信学术信息共享意图进行解释。

2.1.3 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理论基础,以及对相关研究的回顾,本研究构建出微信学术信息共享意图研究理论模型(见图3)。

 

 

 

 

 

 

 

2.2 变量定义与研究假设

2.2.1 信息共享态度

(1)共享态度的定义。态度会影响一个人对某项特定行为的评价,态度是认知系统的主要部分,具有影响知识分享意图的可能性[15]。

(2)互惠性的定义。互惠是指各方在交换过程中一系列被大家所认可的社会性准则,即一方为另一方提供帮助或给予某种资源,后者有义务回报给予自己帮助的人[29]。Wasko与Faraj[30]通过对员工在组织虚拟社区中的知识共享原因进行研究后发现互惠是员工开始在虚拟社区中共享知识的原因之一。Tohidinia和Mosakhani[16]对石油行业从业人员行业内部知识共享原因进行研究后也发现,预期的互惠关系会对知识共享态度产生积极影响。此外Hung等发现,互惠对虚拟专业社区中活跃用户的知识共享态度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不活跃用户的知识共享态度影响比较大[17]。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提出研究假设H1。

H1:互惠性对学术信息共享态度有积极影响

(3)感知兼容性的定义。感知兼容性是指一项信息技术或创新适应现有价值观、以往的经验和潜在用户当前需求的程度[11,20],本研究中感知兼容性是指,在微信上进行学术信息共享符合信息共享者的价值观、个人需求以及过去的信息共享经验。Hung等[17]的研究结果表明感知兼容性对虚拟社区成员知识共享态度具有积极影响,但是Chen和Hung[27]的研究结果却显示感知兼容性对知识共享行为没有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感知兼容性对知识共享的影响,本研究决定保留这个变量并提出假设H2。

H2:感知兼容性对学术信息共享有积极影响

(4)帮助他人的乐趣。这是一个由利他(altruism)诞生的概念。当人们帮助他人不求回报并从这种助人为乐的行为中获得内心的愉快体验时利他就会产生助人的乐趣[31]。有研究证实,帮助他人带来的乐趣会对知识共享态度具有积极影响[17,31]。人们会愿意与他人共享知识和信息,因为他们能够从帮助别人的行为中获得快乐,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

H3:帮助他人的乐趣会积极影响用户的微信学术信息共享态度

2.2.2 感知行为控制维度

(1)感知行为控制的定义。感知行为控制是指关于获得执行某行动所需的资源和机会的信念,或者对可能妨碍行动进行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信念。DTPB中认为感知行为控制受到自我效能、资源可用性和便利环境三个变量的影响[14]。同时,在对知识分享进行研究时,很多研究都证实自我效能和资源可用性对感知行为控制有显著影响[17]。

(2)自我效能的定义。自我效能与人们对他们所拥有的技能可以做什么的看法有关,指人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推测与判断[31]。本文中的自我效能指的是用户对自己是否有能力识别、分享有价值的学术信息资源的判断。对专业虚拟社区知识分享的研究发现,高的自我效能会显著的积极影响感知行为控制[17],因为在专业虚拟社区环境下分享有价值的专业对分享者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要求,一个有高自我效能的人会更相信自己有能力为他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同样,在微信上进行学术信息分享时对分享者也有一定的学术知识积累要求,有高自我效能的人会感到对自己的学术信息分享行为有更多的控制。基于以上理由提出假设H4。

H4:自我效能能够积极影响感知行为控制

(3)资源可用性的定义。资源可用性即知识分享者对知识共享所需资源如时间和机会进行的评估[14]。对于个人知识分享来说,需要的资源主要为时间和机会[32]。没有时间和资源的限制社区成员会更有信心和能量控制自己的知识分享行为。Hung等[17]也证实资源可用性会对感知行为控制造成积极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5。

H5:资源可用性会积极影响感知行为控制

2.2.3 信息共享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与信息共享意图

(1)共享态度与信息共享意图。在知识和信息共享的研究中很多研究都将行为意向作为最终变量,并发现知识共享态度对知识共享意向有显著地积极影响[15,17-18]。当行为是由个人意志决定时,行为意向是用来预测行为的最好的预测变量[32]。而微信环境下的学术信息共享行为就是一种由个体自身意志决定的行为。基于以上论证本研究得出H6。

H6:共享态度对信息共享意图有积极影响

(2)感知行为控制与信息共享意图。Ajzen[12]认为感知行为控制是指个体感受到的施加在其行为上的内部和外部约束。如果一个人认为分享信息很容易,他便会感到分享信息这一行为完全在自己的掌控内。一些研究已证实感知行为控制与信息分享意图显著正相关[17,32]。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7。

H7:感知行为控制对信息接受行为有积极影响

2.2.4 信任与信息共享意图

信任即相信对方是诚实、可信赖、正直的。信任在社会知识转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2]。但是,以往的研究对信任中应该包涵的具体组成部分却没有达成统一,有的研究只验证了人际信任对共享态度的影响[17],有的研究验证了信息信任对知识共享的影响[27],还有的研究认为信任应该包括多个维度,如Chai 和Kim[24]认为信任包括对其他博主的信任、基于经济的信任、对网络的信任和对博客服务提供商的信任;Chai等[28]则认为信任包括人际间的信任、对信息的信任(其他人分享的信息)、以及对服务提供商的信任。但所有的研究都认同人际信任是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同时考虑到微信自身的特点,本研究认为应将人际信任纳入本研究,并将信任定义为,相信其他微信好友的意图是好的并且其他人在分享和使用知识时是胜任和可靠的[17]。

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信任对知识共享行为有积极的影响如,Chai和Kim[24]发现对其他博主的信任对博主的知识共享行为有积极影响;Chai等[32]也证实信任会对博客环境下的知识共享行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8。

H8:人际信任对微信学术信息共享意图有积极影响

3 研究方法

3.1 量表设计

为保证量表的内容效度,本研究采用的量表皆源于相关领域的成熟量表,同时结合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对量表进行改善。接着对量表进行了预调研,将表意不清和有歧义的题项进行了修改,同时删除了结构效度较低的问项。最后的问卷采用的是李克特7分量表(见表2),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很不同意”,3表示“有点不同意”,4表示“不确定”,5表示“有点同意”,6表示“很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

3.2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的问卷数据收集方法为网络调查法。首先,将问卷发布在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网站“问卷星”(http://www.sojump.com)上,获得问卷填写链接。然后根据样本选择要求确定调查对象,发放问卷收集数据。

问卷发放时间为2016年11月6日到2016年11月30日,总共回收问卷223份。剔除无效问卷10份共得到有效问卷213份,有效问卷数量符合结构方程分析对于样本量是题项(26项)至少5倍的基本要求。所以本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如可以通过信度、效度检验则可以用来验证本文研究提出的模型假设。

4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本研究主要釆用SPSS19.0软件和Mplus7软件来完成数据分析工作。用SPSS19.0软件完成问卷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一级问卷的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用Mplus软件完成模型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4.1.1 样本基本情况

(1)年龄、学历及职称。参与问卷调查的一共213人,其中男性158位(74.2%),女性55位(25.8%),这一性别比例与最新《微信报告》中微信用户男(67.5%)女(32.5%)比例相一致[3]。笔者对样本的详细的年龄、学历以及职称/职历分布进行了划分(见表3)。

(2)学科分布。本研究中按照大的门类对学科进行了分类,样本中理学人数最多,共有73人,其次是工学44人,管理学41人。再依次是经济学(12人)、教育学(11人)、医学(8人)与文学(7人),艺术学(4人)、军事学(1人)、历史学(1人)、法学(4人)、哲学(2人)等学科背景的人参与较少。

(3)科研经验分布。通常来说,主要是从事科研工作的微信用户才会分享学术信息,因此本研究对样本从事科研的时间进行了统计。样本中42%的人有3年以上科研经验,42%的人有1-3年的科研经验,16%的人有1年以下科研经验。总的来看绝大部分(84%)的参与者都有较为丰富的科研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研究所调查对象具有代表性。

总的来说,从样本的性别结构、学历、职称/职历、学科背景和科研经验几个角度分析,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4.1.2 样本微信使用经历

为了确保参与调查的用户都有一定的微信使用经历,问卷中对调查对象使用微信的时间进行了记录。其中,42%的人有3年以上的微信使用经历,37%的人有2-3年的微信使用经历,使用微信时间不满一年的参与者仅6%。以上数据表明,本研究中绝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有丰富的微信使用经历,这些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参与本次调研的人熟知微信中可以用来获取和分享信息的各种基本渠道(如公众号、微信群、朋友圈)。

4.1.3 微信中分享的学术信息类别、信息源以及分享渠道

(1)分享信息的类别。本研究设置了一个多项选择题请参与者选择他们经常在微信上分享的学术信息类别。在王宪洪和王玉玫[35]从内容角度对网络学术信息资源分类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微信中可能被分享的学术信息资源分为以下8个类别:①学术机构信息:包括学会、协会、研究所等信息;②学术人物信息:包括学科专家、学术带头人等信息;③项目信息:科研比赛、科研项目相关的信息;④学术会议类信息:与论坛、会议、讲座等有关的信息;⑤正式出版的科研成果信息:包括会议论文、期刊论文、著作等信息;⑥非正式的科研成果信息:个人的科研经验、教学经验、与科研相关的个人观点、思考、随笔;⑦政策类信息:与科研、学术相关的政策信息;⑧方法、工具、技术类信息:包括对工具、技术的简介、教程等。

调查结果表明,研究者们最常分享的是学术机构信息(93次);其次是方法、工具、技术类信息(90次)与非正式科研成果信息和学术会议类信息(84次);学术人物信息(77次)和政策类信息(71次)分享相对较少,分享最少的是正式出版的科研成果信息(69次)与项目信息(54次)。

(2)所分享学术信息的来源。本研究设置了多项选择题“您在微信上向他人分享的学术信息通常来源于()?”。最终确定了7个可能的信息来源,包括:原创、专业类微信公众号(这类公众号就某一个或者几个领域或主题的内容进行推送,如质化研究、唧唧堂、募格学术、大数据文摘)、机构类微信公众号(这类公众号以机构名义开设,推送与该机构密切相关的信息,如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图书馆)、朋友圈中的分享、微信群中的分享、微信好友直接分享给我的信息、其他平台(微博、豆瓣、知乎等)。

数据统计结果表明,学者们在微信上向他人分享的学术信息主要来源于专业类微信公众号(135次)以及朋友圈中的分享(136次);其次是微信群中的分享(73次)和机构类微信公众号(72次);最后是好友直接分享给他们的信息(41次)与自己的原创信息(40次)。

(3)将学术信息分享出去的途径。在参考老师同学的建议之后,本文初步确定了5个可能的分享渠道:朋友圈、微信群、特定好友、其他平台(如QQ空间、QQ好友、有道云)、自己收藏(基本统计结果见图4)。

分析结果表明,最主要的信息分享渠道是朋友圈;其次是直接分享给特定好友、分享到微信群两种方式;有81个人还选择了自己收藏,虽然自己收藏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是信息分享,但是这也是对获取的学术信息的一种处理方式。最后是分享到其他平台,选择这种方式的人最少。

4.2 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路径分析和假设检验。使用的分析软件为Mplus。Mplus主要通过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拟合指数(Normed Fit Index, CFI)、矫正指数非规范拟合指数(Tucker-Lewis Index, TLI)来判断模型的拟合情况。当RMSEA值小于0.08时表示模型拟合可接受,小于0.05为良好模型的阈值,小于0.01表示拟合非常好,理想的CFI值应大于等于0.95、建议的TLI值范围为大于等于0.9[35]。

笔者通过SPSS将问卷数据另存为Mplus可识别的.dat文件,并根据Mplus语法编写结构方程模型,模型运行结果得出三个拟合参数值(见表4)。RMSEA值满足了小于0.08的要求,说明模型拟合度尚可。虽然CFI/TLI值较建议的取值范围略有差距,但是给参数限定临界值或划界分更多的是一种参考,而不是适用所有条件的“金标准”,因此认为本文的模型拟合程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35]。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对各个假设进行检验分析(见图5)。其中,虚线表示假设不成立,实线表示假设成立。一共有5个假设成立,成立的假设分别为H2、H3、H4、H6、H7。三个假设不成立,分别为H1、H5和H8。

5 结论

本研究将扩充的计划行为理论与信任因素相结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影响微信用户学术信息共享意图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同时建立研究假设,通过网络问卷调查收集实证数据,并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发现:

(1)微信提供的信息共享方式与用户之前的经验、习惯越相符,用户共享学术信息的态度就会越积极。这可能是由于微信是最近几年诞生的新事物,其为用户提供的功能具有很多独特之处,并且还在不断创新,所以一些习惯了在其他平台(如学术博客)上共享学术信息的用户难以完全接受这种新的方式。因此,对于这部分用户而言,他们感知到的微信提供的信息共享方式与自己过去共享信息方式的相符程度会影响他们在微信上共享学术信息的态度。

(2)从助人为乐的行为中能够体验到更多乐趣的人对微信学术信息共享也会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这与Jeng等[36]的研究结果相符。

(3)个人的知识水平、能力越自信的人对自己共享学术信息的行为控制能力越强。这主要是由于学术信息不同于生活信息和娱乐信息,它具有严谨性。科研工作者的微信朋友中会有一些跟他从事相同领域科研工作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判断某条科研信息是否真实可靠就将它分享出去,一旦这条科研信息是不可靠的或者虚假的,就很容易被其他从事相同科研工作但是有更强的学术信息判别能力的微信朋友识别出来,从而会导致不实学术信息共享者的学术形象遭到损害。

(4)越是认为在微信上共享学术信息是一种愉悦的体验并且是一种有价值的行为的个体就会有更强的微信学术信息共享意图。根据强化理论,人类的行为会依据行为结果的反馈得到强化,愉悦的体验和价值感都是积极体验,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正向强化作用。因此,通过共享学术信息体验到更多愉悦和价值感的个体(即有更积极的共享态度的人)会倾向于在将来继续共享学术信息。

基于以上结论,相关的微信公众号运营商或者个人可以从以下几点对其提供的服务进行改善:①适当多提供科研机构与技术、工具、方法类信息,满足学者信息需求;②开通更多接口,迎合学者的信息共享习惯;③设置更多正向反馈机制,帮助学术信息共享者体验到更多助人的乐趣;④精简信息、缩短阅读时间,提升用户学术信息共享行为控制感。

由于笔者研究能力的不足和时间、科研条件的缺乏,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一些不足:(1)本文忽略了研究样本的个体特征,但是在对以往的研究进行综述总结时发现,用户的学科背景、人格特质、性别、文化背景也会对其信息共享行为和意图造成影响;(2)样本结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考虑研究时间以及抽样的可行性,本文采用的问卷调查法为便利抽样法。样本主要集中在周围的学生好友和自身社会网络的延伸,导致某些学科背景的样本偏多。今后的研究中希望能够采用更为科学的抽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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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曰芬,女,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情报研究与信息分析、知识服务与知识挖掘;贾新露,女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在线学术交流、用户行为研究;李冬琼,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计量与学术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