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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满族诗学理论研究述评

作者:第一论文网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30日 10:03:34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满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文学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从目前已经发现和整理的资料来看,满族作家数不胜数,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可谓浩如烟海,卷帙浩繁,涵盖了诗、词、散文、戏曲、小说等各个领域。在创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满族文艺理论更是丰富多彩,其中尤以诗论和词论占主要地位,引人注目。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研究,几乎可以说全部集中在对汉族诗学理论的研究上,其中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对其他少数民族诗学理论的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汉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诗学理论,值得也应当给予充分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过去很少有人从民族的角度研究少数民族的诗学理论。这一现象固然无可厚非,却应当引起我们重视和反思。值得庆幸的是,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尝试着提出了解决方案。早在20世纪80年代,李德君先生就指出,“现行文学史未能把少数民族文学的光辉成就反映出来,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阐述,这同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状况是不相称的”,因此,有必要对现行文学史进行改造,以提高其本身的科学性,并使之更为充实和丰富。[1]无独有偶,李晓峰先生也认为,“民族、地域、国家等元素和概念在既往文学史观中的缺失,是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少数民族文学被弱化甚至被遮蔽、忽视、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文学史仍然未能打破“汉族文学史”或者“汉语文学史”的范式,这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2]2-9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李晓峰认为,应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并将之付诸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对满族诗学理论进行研究,便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有助于了解满族的文学传统和民族特色,也有利于完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史的学科体系,从而进一步充实和丰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艺宝库。

回顾20世纪以来的满族诗学理论研究,其发展历程按时间顺序主要可分为三大阶段:1901年至1948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至2000年为第二阶段,2001年至今为第三阶段。以下将分别梳理各个阶段的研究状况,总结研究成就,并介绍重要研究成果。

一、新中国成立前满族诗学理论研究简述

1901年至1948年,是满族诗学理论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现代的学科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学者们主要沿袭中国古代传统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于一些大规模的资料性成果和笔记诗话类成果的出现,包括盛昱和杨锺羲选辑的《八旗文经》,杨锺羲编著的《雪桥诗话》,震钧的《天咫偶闻》、《八旗诗媛小传》等等,它们在保存满族诗学理论原始文献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八旗文经》是一部八旗文人的文章选集,刻于1901年,其中收录有大量序文及题跋,内容多为八旗文人发表其对诗词等文体的看法,因此,此书堪称满族诗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史料。例如,其中收录的铁保《白山词介自序》就是一篇典型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满族文论,读之可使人了解满族和汉族文学之间的区别,对于我们研究满族文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震钧的《天咫偶闻》成稿于1903年,刊刻于1907年,其中卷四记载不为人所知的满族文人成书,工于诗而不事声誉,并录其诗作和文论,成为研究成书诗论的重要资料。此外,震钧的《八旗诗媛小传》也记载了部分满族妇女诗人的著述情况,是我们研究满族妇女诗人诗学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这一时期众多的诗话类作品中,专门著录清代八旗文人的诗词评论的却寥寥无几,仅《八旗诗话》、《雪桥诗话》两部。其中,法式善的《八旗诗话》侧重点在于保存、记录诗人诗作,在理论方面涉及较少。首刻于1914年的《雪桥诗话》,则是我们研究满族诗学理论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该书不仅详细收录了八旗作家的作品,而且记载了大量满族文人和汉族作家交往的资料,对研究满族诗歌发展原因及满汉诗学思想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不仅如此,杨锺羲在《雪桥诗话》中对满族诗人的评论,也反映出其本人作为一个满族文人的诗学思想和审美趣味,这一点,民国时期,由云龙在其著作《定庵诗话》中已经涉及:“汉军旗辽阳杨子勤锺羲撰《雪桥诗话》十二卷,诗话中捃摭最富者……盖君本辽河旧家,隶籍尼堪,居京师者九叶,食德服畴,固宜其熟于京沈掌故,记载详晰,亦犹刘京叔《归潜志》、元遗山《中州集》之意向已。论诗颇推重清初之朱、王、叶、沈,悉取正声,不甚扬袁、蒋、赵之流波。”[3]598由云龙明确地指出了杨钟羲的诗学旨归,即推崇朱彝尊、王士禛、叶燮、沈德潜诸人的诗学主张,而对袁枚、蒋士铨、赵翼等人的诗论比较排斥,这一观点对于研究杨锺羲的诗学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此外,杨锺羲的《白山词介》一书,收录八旗词人50家,不但保存了大量的满族词人词作,而且也是研究满族词学的必要文献资料。

民国时期另一部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是恩华纂辑的《八旗艺文编目》,该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辑入清代八旗满洲、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共计1034位作者的1775部作品,其中辑录集部作品书目最多,且十分详尽,是研究满族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工具书,而集部“诗文评”一目,更著录包括《八旗诗话》在内的满族诗话14种,为我们研究满族诗学理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应该说,1949年以前的满族诗学研究还处在起始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虽然不多,且大多以记录和保存满族诗学原始文献为主,尚未触及理论思想层面,但它为此后的满族诗学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其意义不可忽视。

二、1949年至2000年满族诗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满族诗学理论研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上一阶段的文献留存和整理方面,而是在文献整理、资料发掘、理论思想研究等多个方面齐头并进,且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其中,1949年至1978年可以说是满族诗学研究的空白期,此时,满族文学尚未被学界重视,各种文学史中有关满族文人的记载仅限于纳兰性德和郑文焯,且往往一笔带过,满族诗学理论更是无人问津。

1979年至2000年,满族诗学理论的研究逐步走上了兴盛繁荣的道路,大量研究成果急剧涌现,形成了一个研究的高潮。1982年《满族文学研究》创刊,1985年,由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主办的《满族研究》创刊。此后,《民族文学研究》、《社会科学辑刊》、《承德师专学报》、《黑龙江民族论丛》、《北方民族》等二十多种刊物,都刊登了大量满族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不少研究纳兰性德、铁保、马长海等人诗学理论的成果。可以说,这些刊物的创办,为开展满族诗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平台,也进一步激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

从总体上看,和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民族性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强。纵观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理论文献的整理与发掘

满族文人的创作浩如烟海,要研究其诗学理论和主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发掘,这是今后进行大规模、深层次研究的坚实基础和必要前提。不少学者在这项基础性的工作中付出了大量心血,成果突出。

在文献资料整理方面,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4]是第一本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论选。在满族文论部分,收录了纳兰性德、铁保等满族文人的诗论和词论,其中包括《原诗》、《渌水亭杂识》(节选)、《<梅庵诗钞>自序》等重要的满族诗学理论文献,并且做了详细的注释和说明。尽管由于初创性质,这一选本不可避免地存在选文不够全面、注释与解读略显粗糙等缺陷,但它的价值和贡献却是不容忽视的。199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续编,即《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5],该书收录了满族文人允礼、常安、敦诚、恒仁及多隆阿等人的序跋或诗话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一选本的缺陷。

在此基础上,到了1994年,由王佑夫主编,李红雨和许征为副主编的《清代满族诗学精华》[6]出版。该书是第一本专以满族为对象的文论选,是对满族诗学遗产进行整理的首次尝试。全书共收录36篇清代著名满族文人的理论作品,包括玄烨、纳兰性德、岳端、马长海、常安、允禧、恒仁、铁保、斌良、盛昱、杨锺羲等人的诗词评论,并附有详尽的注释和说明。可以说,该书为满族诗学理论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在古籍整理上,《八旗文经》[7]、《雪桥诗话》[8]、《白山词介》[9]的现代点校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陆续出版,这无疑为满族诗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文献资料的发掘上,马清福的《多隆阿的<毛诗多识>》一文对满洲正白旗人多隆阿所撰诗论专著《毛诗多识》作了介绍。[10]马清福注意到,《毛诗多识》在理论上颇有见地,但在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中均无记载,不为人所知。在论文中,马清福对该书进行了简要说明,并总结了多隆阿的诗论观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满族文人的诗学观念。词学方面,刘崇德《关于郑文焯批校本〈清真集〉》一文介绍了研究者本人所藏未见著录的一本郑文焯批校本《清真集》[11],这一发现对于研究郑文焯词学思想的意义不言而喻。

(二)满族诗学理论内容的研究

随着文献资料整理与发掘的深入,更深层次的研究工作逐渐展开。以文献解读为基础,探究满族诗学理论的内容与主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满族诗学理论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总的来看,此类研究普遍采取个案研究的形式,对单个满族作家的诗学思想作细致的探讨,并且首先在纳兰性德和郑文焯这两位成就卓著的满族文人身上展开,进而逐步转向其他满族作家。

这一阶段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林玫仪的《晚清词论研究》[12]、《论晚清四大家在词学上的贡献》[13],姜书阁的《满族文学家纳兰性德和他的词》[14],张佳生《清代满族诗词十论》[15],徐照华的《纳兰性德与其词作及文学理论之研究》[16],马清福的《八旗诗论》[17]、《常安的文艺理论》[18]、《爱新觉罗·玄烨的诗文理论》[19]等等。此类研究所涉及的满族作家数量众多,且身份各异,但从总体上看,大部分论著都集中在对纳兰性德和郑文焯诗词理论的讨论上。值得一提的是马清福的《八旗诗论》,该书充分关注了“八旗文人”这一群体在诗学理论上的成就,是一部以介绍满族文学理论为主体的诗学专著。马清福在该书中对数量庞大的满族宗室文人、仕宦文人、布衣文人、妇女文人以及八旗汉军籍文人的诗学思想均作了不同程度的概括和论述。可以说,《八旗诗论》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满族诗学史,尽管该书以介绍性研究为主,且对部分满族文人诗学理论的论述较为粗浅,但它在满族诗学研究史上仍应占有一席之地。

根据满族诗学的理论构成,大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对满族诗学本质论的研究。本质论是满族诗学理论的核心,也是绝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满族诗论和词论内容时无法回避的部分。可以说,对满族诗学本质论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

李金希在《清代满族诗人铁保》一文中,总结了铁保在其所作诗集序跋中表达的诗学思想,认为其诗歌理论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力主性情的理论。此外,李先生还具体分析了铁保“诗以道性情”的诗学观和袁枚诗论的异同,认为铁、袁二人诗论主张的联系和区别,充分体现了铁保诗论的民族特色。[20]马清福通过对汉军旗人刘廷玑的《<葛庄诗钞>自序》的分析,指出:诗道“抒写性灵”是刘廷玑论诗的主要观点,具体指的是“即景言情”、“望古遥集”、“因端寄慨”、“触物相思”。这就是说,诗歌的创作,无论是“言性”、“遥集”还是“寄慨”、“相思”,都是“性灵”表现。此外,马清福也分析了刘廷玑的诗歌“书写性灵”说与袁枚“性灵”说的不同,认为刘廷玑的论述跳出了前人的窠臼。[17]92-95张菊玲则通过对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和《原诗》中相关诗论的分析,明确指出:强调情的作用,是纳兰性德诗歌创作理论的核心。[21]40-45与张菊玲不同,陈水云更关注汉族文学传统对纳兰性德词学思想的影响,认为纳兰性德在汉族文学传统的熏陶下,自觉接受了“诗缘情”的文学本质观。在此基础上,陈水云还进一步指出,“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反映出清代文化总结时期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趋势”。[22]

此外,张佳生的《论纳兰性德诗的思想内容》[23]158-174、董文成的《音德讷<锄月山房吟草>》[24]等文章也对满族作家纳兰性德、音德讷的文学本质论进行了讨论。

2.对满族诗学风格论的研究。风格论是满族诗学理论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对满族诗学风格论的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也有比较多的呈现。

张佳生总结了铁保的诗学思想,认为铁保论诗的核心是“贵真贵厚”。[25]409此外,张佳生还考察了纳兰性德的词学理论,认为纳兰性德在“贵重”、“适用”之外,还要求词要婉曲含蓄,达到“烟水迷离之致”。[25]值得注意的是,白鹤龄也关注了纳兰性德的诗学思想,并且指出,纳兰性德在诗歌创作上主张“贵重”、“适用”,“兼有其美”,二者不可或缺。[26]马清福则概括和总结了玄烨在《全唐诗序》和《咏物诗选序》中的相关论述,认为玄烨看到了诗人风格的多样性,因而论诗提倡“卓然自成一家”。[19]此外,马清福还通过对岳端《瘦寒集序》的分析,认为岳端的诗歌风格论是轻视“轻俗”、重视“寒瘦”的,是重视性情并反对“以才气掩性情”的。[17]49李金希则从民族特性的角度考察铁保诗论,他指出,满族“纯朴持家,教忠励孝,不为粉饰”的民族性格影响到满族诗论,便是崇真尚实,提倡自然天成,而铁保在《白山诗介自序》中流露出的对诗之“真”的欣赏,正是其深厚民族感情的体现。[20]

词学理论方面,郑文焯的“清空”思想是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首先在台湾学者中展开。林玫仪在《郑文焯的词学理论》一文中明确指出:郑氏虽然在“寄托”、“尊体”等方面继承了常州词派的说法,且批评浙派“雕琢为工,后进驰逐,几欲奴仆命骚矣”,但在词之风格上,却膺服张炎“词要清空,不要质实”之说。在该文中,林玫仪较为细致地分析了郑文焯“清空”思想的理论内涵,认为郑氏之清空“在于骨气,不在字面”。[27]72-92

3.对满族诗学主客关系论的研究。探讨文学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也是满族诗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时期,学界对满族诗学主客关系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不少学者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铁保在《梅庵诗钞自序》中提出的“诗随境变”说。张菊玲就充分肯定了它的理论价值,认为它比“性灵说”更加深入地论及了生活是创作源泉的艺术规律。[28]王佑夫则深入分析了“诗随境变”说的内涵,指出“境”有三层含义:“一是指特定的客观环境;二是指由客观环境与个人生活经历(包括先天因素)所形成的主观心境,义同性情;三是指上述二者经过诗人的心理的组合、重建、升华为作品中的意境。”王佑夫认为,在铁保的理论中,这三者是依次决定的递进关系,因此,“铁保认识的深刻程度,不但在于看到诗中性情源于客观外物,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而且进一步阐明了性情对作品境界的决定作用”。[29]马清福在《八旗诗论》中则高度评价了文昭的诗“工”必出于“游”的思想,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的认识。不仅如此,马清福还进一步分析指出,文昭的这种思想显然是承袭了苏辙等人的观点,但不是简单地沿袭,而是有所发展的:文昭的诗“工”必出于“游”说,不仅认为“游”是写出诗歌的条件,而且进一步说明了诗写得好不好也在于“游”之广狭。[17]49-51宋培效在《试论纳兰性德的文艺观》一文中,以纳兰性德《通志堂集》中的相关表述为依据,结合纳兰性德的生平经历,总结并阐释了纳兰性德对生活实践与创作关系的认识:“生活经验对于作家的创作是第一位的,没有某方面的生活体验,就不可能写出某种内容的作品,生活经验同创作的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作家对某种生活不仅要亲身经历,而且必须有刻骨铭心的体验,这样才能写出感人至深的作品。”宋培效还在最后指出,纳兰性德的这一认识符合唯物史观。[30]

4.对满族诗学继承与创新论的研究。对于如何继承古人,满族文人多有精彩的论述,因此,对满族诗学继承与创新论的研究成为学界的又一个研究重点。

张佳生通过分析指出,铁保反对盗袭古人,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不在章句、法度上盗袭古人;反对在写作方法上同古人亦步亦趋;批评同古人争高下的倾向。在此基础上,铁保提出“随时随地,语语记实”的主张,强调“翻陈出新”。张佳生认为铁保的这种创新精神是他诗论和写作的基础。[15]409-412马清福则分析了纳兰性德《原诗》中的相关论述,认为《原诗》承袭了汉儒“诗言志”的观点,批判了“临摹仿效”之习。马清福认为,纳兰性德之所以把临摹之风比作“矮子观场”,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了临摹之风的危害——使独创风格濒于泯灭。马清福还进一步指出,纳兰性德批评“临摹效仿”并不是反对学习前人,而是主张从根本上向前人学习,即从精神实质上学习前人。[17]78-81和马清福不同,李德从满汉文化融合的角度解读纳兰性德的诗学观念,认为纳兰性德敢于向传统的文艺观点挑战并提出自己对诗词创作的独到见解。关于纳兰性德 “学古而不泥古”的诗学主张,李德充分肯定了它的理论价值,认为它体现出了纳兰性德进步的文艺观点和勇于创新的胆识。[3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界对满族诗学理论内容的研究范围较为广泛,以上四个论题只是其中论述较多者,由于篇幅限制,其他内容不再赘述。从总体上看,作为一个民族群体,满族作家在诗学和词学观念上存在不少共同点,例如,认为诗的本质是“抒写性情”的观点,在满族文人的诗论中广泛存在。“抒写性情”的本质论,几乎成为满族文人论诗的共同主张。这些相似的论述构成了满族诗学理论的主要内容,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学界的研究重点。

这一阶段,学界对满族诗学理论内容的研究成就卓著,相关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对于我们了解满族诗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风貌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研究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许多研究主要采用单一视角,关注单个作家,并且基本上都停留在对其诗词理论内容的梳理和介绍上,理论深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满族诗学理论的宏观研究

对满族诗学理论作宏观性、概括性的考察,更能凸显满族作为一个民族群体在文学批评上的特色,也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满族诗学。这一点,不少研究者都已经意识到了。随着个案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满族诗学理论的宏观研究也逐步展开,成果不断,涉及的内容也十分广泛,这些都标志着满族诗学理论研究渐趋成熟。

1.分析满族诗学整体发展脉络。清代满族诗学理论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王佑夫先生将这一问题与满族文学的发展状况联系起来,认为满族诗学直至满族文学蓬勃发展的康熙时期才得以产生,此后便伴随着文学创作一起经历兴衰沉浮。对于满族诗学的发展阶段,王佑夫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康雍年间,诗学兴起;乾嘉年间,诗学向纵深发展;道光以后至清末,诗学走向衰落。此外,王佑夫还进一步指明了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认为玄烨和纳兰性德“开创了满族诗学的先河”,而马长海、常安、恒仁等人可谓康雍时期在诗学方面贡献较大者;弘历、曹雪芹、铁保、裕瑞等人则是乾嘉时期满族诗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道光以后的满族诗学开始走向衰落,虽有不少著作问世,却缺乏理论建树,值得关注者仅杨锺羲、震钧等人。[32]毫无疑问,王佑夫的这一研究填补了前人的研究空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2.归纳满族诗学的总体特征。关于满族诗学理论的总体特征,不同学者的看法也略有不同。王佑夫的研究较为深入,他对满族诗学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归纳,认为“吸纳汉族诗学而形成自己的理论系统,独立发展”是满族诗学的首要特征,其原因是,功能论和本质论共同构成了满族诗学的内在机制,因而满族诗学在发展过程中保持了独立性,没有沦为汉族诗学的附庸;“诗学系统的开放性”,是满族诗学的第二个特征;诗学思想的民族性,是满族诗学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强烈的民族功利主义、现实主义和浓重的贵族色彩。[33]与王佑夫不同,王雪菊、高磊、王明志等人侧重于从满族文论产生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中考察其特征,并将满族文论的特征概括为开放性、亲历性、传承性、满汉融合等四个方面。[34]

3.探究满族诗学与汉族诗学的关系。关于满族诗学理论与汉族诗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也为不少学者所关注,此类研究着重探讨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有关满、汉诗学理论的差异性,张佳生曾指出,满族诗论与汉族诗论虽然都提倡“诗写性情”,但在表现上却不尽相同,总体来说,“汉人追求婉曲超妙,王士祯、袁枚是为领袖。满人则强调质朴淳厚,纳兰性德、铁保可称为代表。”[35]王佑夫的看法与张佳生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他认为满族诗论不仅以“性情”为上,而且所言“性情”又大多少有汉族学者受传统诗论影响的较深印痕,是指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伦理道德束缚的返朴归真的“真性情”。最后,王佑夫充分肯定了满族诗学的成就与贡献,认为满族诗学对“诗道性情”的拓展以及注入的民族色彩,“丰富了整个中国古典汉语诗学宝库。”[29]

关于满族与汉族诗学理论的相似性,也有多位学者论及。张佳生就在《袁枚与八旗诗人——兼谈满汉诗歌的关系》一文中,从袁枚与满族作家的交往入手,分析了满族诗论与汉族诗论的关系。张佳生发现,“在袁枚性灵说出现之前,许多八旗诗人并没有附会清初以来的种种诗派,绝大多数的诗人主张抒写自家性情,这与后来出现的袁枚诗论有很多相近之处”。张佳生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现象,是因为袁枚的诗论较之其他各家诗论更符合满族文人的需要。满族文人是在坚持本民族文化根基的基础上对汉族诗论进行取舍,而非生搬硬套。[36]王佑夫也指出,在清代,“满族文人与汉族文人常常是在一种师承关系、君臣关系、臣民关系、友朋关系中实现其诗学交流的”,他们“或协作为文,体现出一种共识;或相互继承,扩展其理论层面;或彼此发挥,推扬其观点主张。”[33]这种从满、汉文人交往角度研究满族诗学特征的工作,目前仍有继续深入的必要。

三、2001年以来满族诗学理论研究的新动向

进入新世纪,学界对满族诗学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学者们不再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满族诗学的简单介绍上,而开始从更宏观的视角多方位地解读满族诗学。和前一阶段相比,新世纪以来的满族诗学理论研究工作不断向前推进,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点。王佑夫的《清代满族文学理论批评述略(一)》[37]和《清代满族文学理论批评述略(二)》[38],鲍鑫的《清代满族文论的民族精神》[39],岳永的《铁保诗学思想初探》[40],裴喆的《晚清满族词人、词论家继昌论略》[41],陈水云的《八旗词坛与清代词论》[42],杨传庆的《郑文焯、况周颐的交恶与晚清四大家词学思想的差异》[43]和《郑文焯词及词学研究》[44]等论著均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此外,2012年出版的《满族文学史》[45]也对满族诗学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这部文学史中关于满族文学理论部分的内容主要由马清福撰写,他在此前的研究基础上对满族诗学理论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考察。

与上一阶段的研究相比,2001年以来满族诗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郑文焯、纳兰性德诗词理论研究的新突破

满族诗学理论研究在新世纪不断深入,在文献整理、理论思想研究等方面均有不小的突破。这一时期,对满族两大杰出文人纳兰性德和郑文焯诗词理论的研究依然是重点,也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在文献整理和发掘方面,刘崇德和李俊勇二人对新发现的过录本郑批《清真集》做了详细介绍,认为其中记载的交游旅迹、词论批评均对郑文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46]2009年,由孙克强和杨传庆重新辑校的《大鹤山人词话》[47]出版,此书堪称目前收录郑文焯词学文献最为全面的书籍,包括词籍批语9种、论词书 161则、序跋17种、校议及其他8种、大鹤山人遗著若干,为研究郑文焯词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在思想理论方面,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在理论深度上也有不小的提升。台湾学者卓清芬在论文中从郑文焯对张炎“清空说”的发展这一角度出发,认为郑文焯之“清空”是熔铸经史百家之后,以学问为基础而形成的淡雅风貌,文字风格属于“疏淡”、“淡雅”一类,这一理论主张“为传统的清空说增添了新的意涵”。[48]孙克强则分析了郑文焯“比兴寄托论”不同于常州派之处,即将“寄托”与词学史上的另一范畴“清空”相融通,强调寄托的“浑化无迹”,也即寓于“清空”之中的寄托。孙克强认为,郑文焯不受派别和传统成说的局限,汲取了“清空”和“寄托”这两个词学史上的著名范畴的精髓,加以重新阐释,进而融合铸成了新的词学境界,推动了词学的进步。[49]杨传庆的观点和孙克强类似,他指出,郑文焯的“清空寄托”说,其“寄托”源自常州词派,“清空”来自浙派而又别具内涵。郑文焯的“清空寄托”说有其词坛现实考虑,即反对学梦窗之晦涩,而其受常州派影响所推举的“寄托”,又防止创作者陷入浙派末流的空疏饾饤之中。[50]更有学者具体阐述了郑文焯“清空”说的理论内涵,如刘红麟认为郑文焯不仅以白石、玉田为法,而且把姜、张的清空理论予以拓展,他的清空理论是清空、骚雅、意趣、骨气的圆融,包括有:词意宜清空;语必妥溜,取字雅洁;使事用典融化无迹;清空在于骨气等。这就把郑文焯的清空说与姜张清空论既联系又区别,也指出了清空论在后代的发展。[51]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关注了纳兰性德的诗词理论。沈燕红梳理了纳兰性德的词学理念,并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尊词体、重寄托;主情致、崇境界;显个性、求独创。[52]李红雨则在《纳兰性德的词学主张与审美倾向——兼谈王国维对其“未染汉人风气”之评的认识》一文中指出,纳兰性德独到的诗学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力主创作的个性化;推重诗词“言情”的基本特征;强调诗词的现实表达。此外,李红雨还分析了王国维对纳兰性德“未染汉人风气”的评价,认为纳兰性德真切纯挚的词风,虽然关乎个人禀赋,但并不完全是其民族气质和天然心性的无意识的流露,也是其对诗词真谛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后自觉的选择,即在对词的美感的比较中产生自主的肯定和认同。[53]另一方面,对产生纳兰性德诗词理论的个人及社会背景因素的考察,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重点。张龙就认为,“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不仅受到了我国古典诗歌和词作优良传统的影响,而且与他的政治理想以及切身遭遇的感慨相一致。他在写作过程中努力实践自己的词学理论,同样是为了改变元明以来词道衰微的局面,不过他走的是另树一帜的路子,因而他的词在清代词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4]孙燕则关注儒家文化对纳兰性德思想的影响。她指出,满汉文化融合渗透到纳兰性德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构成了其与众不同的诗心。总的来说,纳兰性德诗学中满汉交融的思想特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儒经世致用的诗学思想和满族人不羁自由精神相结合;二是对儒家诗学表达形式,尤其是比兴手法的借鉴和阐发;三是将传统儒士的济世精神和忧患意识融入极具满族风情的雄浑景观描写。”[55]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这一时期的不少研究论著往往从群体的角度出发,将满族作家置于其所处的词派或词人群体之中,探讨其词学观念的独特性。杨传庆通过对郑文焯、况周颐“交恶”事件的考察,认为二人交恶与他们的个性相关,而其深层原因则是词学观念的差异:况周颐以“秀在骨”、“艳在神”的《花间》艳词为学习对象,主张“性灵寄托”;郑文焯则标举“言志寄托”,即强调词体的言志功能。[56]和杨传庆不同,刘红麟充分地考虑了其他词人对郑文焯的影响,在《晚清四大词人研究》一书中,他指出:“郑文焯虽对白石情有独钟,于词论倡导清空,但又受常州派重意格的影响,早年与王鹏运等人酬唱,论词亦重格调。故而反对词一味空灵而成浮浅,主张清空在于骨气。”[57]葛恒刚则认为,清初词坛以纳兰性德、顾贞观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的饮水词人群。纳兰性德的词论反映了崛起中的饮水词派的词学追求,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推尊词体,缘于清初词体不尊;2.注重比兴寄托,缘于清初词作因缺乏比兴而导致的寡淡乏味;3.以性情为本,反对逞才使学,缘于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因使气逞才而导致率直与晦涩的流弊;4.主张转益多师,反对模拟因袭,缘于词坛宗唐、宗宋各执一端的倾向。[58]

(二)满族中小文人广泛进入研究视野

在纳兰性德、郑文焯诗词理论研究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此前不被重视的满族中小诗人或词人开始广泛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这一现象体现出学界研究思路的转变,对于了解清代满族诗学的全貌也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新世纪初,王佑夫先生梳理了包括诗论和词论在内的大量的满族文学理论批评材料,并按照清代初中晚三个时期的历史线索,分别作了整体观照和适当评价,其中涵盖了不少满族中小文人。通过对马长海的论诗诗《效元遗山论诗绝句四十七首》的分析,王佑夫认为“性情”是马长海诗论的核心。而关于满族诗学中最早出现的专著——恒仁的《月山诗话》,王佑夫指出,恒仁在该书中提出的诸多意见对宗室诗人的创作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37]对于满族文人裕瑞,王佑夫认为,主张“自写胸臆”,表达真情,标新立异,风格手法多样,是其诗学思想的基本内容。还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王佑夫对满族女诗人多福的《与素芳女弟子论诗》进行了解读。他将多福的诗学观概括为“诗原性灵”,并认为这种思想体现了女子诗歌创作的深层心灵,完全符合其情感与地位,具有特殊的诗学意义。[38]

词学理论方面,裴喆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满族词人、词论家继昌。在《晚清满族词人、词论家继昌论略》一文中,裴喆对继昌的生年、字号、旗籍、家世及著作情况进行了考辨,并以继昌所著《左庵词话》为主要依据,将其词论思想概括为“诗余小道,写情曲尽”,“词以意趣为主”,“尚清真,反质实”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裴喆进一步指出,继昌的词论既非承袭浙派,也不能归入常州派。最后得出结论:晚清词坛既非常州词派一统天下,亦非浙、常派中分天下,而是存在大量既受浙、常二派影响又不能归入浙、常二派的词人。[59]裴喆的研究对于学界跳出研究晚清词学“非浙即常”的传统思维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将进一步推动学界对晚清词坛发展的全貌的研究。胥洪泉则关注了八旗汉军籍词人佟世南,通过对其《东白堂词选初集》的解读,认为其推崇“高朗秀艳,风流蕴藉,句韵天然”的词风,反对“雕琢字句,叫嚣怒骂,华靡浮艳”的词格。[60]此外,陈水云在《八旗词坛与清代词论》[42]一文中,结合八旗词坛的发展走向,梳理了八旗词人的词论观点,其中包括佟世南、吴兴祚、玄烨、斌良、如山、宗山、继昌等此前未被充分重视的满族文人。通过对八旗词坛的研究,陈水云指出,满族词坛对词学问题的看法与整个清代词学发展同步,从清初佟世南主张“天然神韵”到中后期斌良融合浙、常两派的见解,宗山试图构建传统词学理论体系,李佳开始关注八旗词坛的创作,他们在词的体制、词律、创作、词境、词史、体系建构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和看法,最后是郑文焯与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等一起集传统词学之大成,共同充实、发展并完善了对中国传统词学思想、理论、体系的总结。毫无疑问,这一研究成果对满族词坛作了清晰的描绘,也对满族词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大有裨益。

除了上述两点主要进展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从宏观视角研究满族诗学,探讨其民族特性与民族精神,是新世纪以来的又一个研究亮点。此类成果在数量上虽然不多,但论述较为深入,有不小的理论价值。这方面的代表,是鲍鑫的《清代满族文论的民族精神》。该文专注于对满族文论的民族精神的探讨,认为满族文论在创作和发展脉络上均与汉族文论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满族文论与同时期的汉族文论相比,对于现实的强烈关照更为明显;满族文论一直崇尚真实,提倡自然天成,是由满族“质朴”的民族气质决定的。同时,鲍鑫充分肯定了满族诗学的成就,认为“清代满族文论不仅保持了不同于汉族文论的发展脉络,而且它的广度和深度在我国少数民族文论史上也实属罕见,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了整个中华民族古典文论的顶峰”。最后,鲍鑫还具体分析了满族诗学理论的影响与贡献,认为纳兰性德的《原诗》构成了后来汉族诗论家叶燮的同名原著的雏形,而多隆阿的《毛诗多识》则丰富和发展了汉语诗学“比兴”的美学传统。鲍鑫的这些观点颇为新颖,具有启发性,值得学界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结语:百年来满族诗学研究的得与失

回顾20世纪以来满族诗学理论的研究史,我们发现,成就与局限是同时存在的。

可以看出,百年来的满族诗学理论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成果不断涌现,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在不断提升。不仅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内容有所深化,而且研究手段与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值得肯定的是,上述不少论文与专著,均不再仅仅停留在对诗学理论的简单介绍上,而是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深入考察研究对象,包括传统的考据法、知人论世法以及现代的比较分析法等等,对满族诗学进行多方位的考察与论述。客观地说,这些成果在理论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厚的程度。

尽管如此,我们还应该看到,目前学界对满族诗学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满族诗学理论的个案研究目前仍主要集中在纳兰性德、郑文焯、铁保等人身上,除此之外的数量庞大的满族文人群体的诗词理论,仍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但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挖掘。

第二,尽管最近三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大量增长,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目前,分量重、系统性强、科学性高的满族诗学理论的总结之作还未出现。此外,新世纪以来的一些论著仍停留在对单个满族作家理论作品的介绍阶段,研究的理论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三,满族诗学理论的宏观研究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比较少。满族诗学的发展脉络、满族诗学的民族特点、满族诗学的理论价值与贡献、满族诗学与汉族诗学的关系、满族诗学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等诸多问题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第四,研究方法有待改进。20世纪以来的诸多研究成果,主要采用归纳分析的方法解读满族作家的理论观念,显得比较单一。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研究与汉族文学有密切关系的满族文学,仍沿用研究汉族文学的传统方法,似乎已经不太适宜。不了解民族学、民族史学等方面的知识,不充分考虑到满族与汉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是很难客观、全面、科学地把握满族诗学理论的深层意蕴的。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的满族诗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成就突出,但目前仍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存在不少可以深入研究的空间,这些都将成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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