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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想下南海问题的前景展望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8年08月08日 09:42:48

  摘要: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到访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为中国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双方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关系的增进提供了新理念、新指南,同时或可为南海问题和南海局势的发展带来新环境、新框架。中国不仅要持续推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和为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展开互动营造更为良好的政治氛围,而且还应积极与东盟就南海议题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和正面应对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考虑,增强互动的实效性和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促使南海由争端的焦点变为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纽带。


  关键词:南海问题;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前景展望;


  作者简介:葛红亮,暨南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作者简介:鞠海龙,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南海战略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南宁530006)


  2013年10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印度尼西亚国会,作为首位受邀在此演讲的外国元首,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愿同印尼和其他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和本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1]“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由此而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以“命运共同体”理念审视中国—东盟关系的结果,在为中国—东盟双方关系的发展提供新理念、新指南的同时,或将为南海问题的发展带来新契机。


  一、何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概念是中国政府新一届政府在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层面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演绎和实践,体现了中国新任领导人对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进程中的成绩和问题的战略思考。从理论上来分析,“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以“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两个概念及相关理论为基础。因此,对“共同体”理论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分析和梳理将有助于理解“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共同体”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从释义来看,“共同体”在中文语境中一般有两个解释:一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二是由若干国家在某一方面组成的集体组织;[2]在英文语境中,“共同体”对应的词汇是“community”,其解释主要有社区、团体、群落、共同性与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共同体等。[3]由此看来,“共同体”产生于人类或国家间的互动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或者国家产生了身份、角色认同。虽然这种认同有整体上的,也有局部的,但只要身份或角色认同确立,人类或国家就不会那么随意、那么值得怀疑或危险的;相反,人类或国家如若在“自我”和“他者”互动中难以建立身份或角色认同,将会“失去这种用确定性来鼓舞人心的稳固性”。[4]德国知名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是“共同体”理论的主要贡献者,他将“共同体”界定为“组成一定关系的人们”,从而抓住了“共同体”的本质。他认为人的意志在很多方面都处于相互关系中;任何这种关系都是一种相互的作用,这种作用或者倾向于保持另一种意志,或者破坏另一种意志,也即肯定或者否定的作用,通过这种积极关系而形成的族群,只要被理解为统一地对内和对外发挥作用的人或物,它就是一种结合,一种关系的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依据“共同体”的这个本质,滕尼斯由此认为人们的意志以有机的方式相互结合和相互肯定的地方总会有这种或那种方式的共同体。[5]


  滕尼斯在著作中,将“共同体”的发展进程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个阶段。血缘共同体是最早、最基础的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构成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在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尔后,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作为心灵生活的相互关系。其中,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被视为真正的人的、最高形式的共同体。[5]南京大学张康之、张乾友两位学者在《共同体的进化》一书中则着重分析了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他们认为人类“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农耕时代的“家元共同体”、工业化与全球化发展下的“族阈共同体”及后工业化、全球化持续发展下的“合作共同体”三个阶段。[6]在“家元共同体”时期,国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家、族群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由“权威”或王权发挥主导作用的“共同体”。“族阈共同体”是“家元共同体”自然秩序终结和反封建过程中秩序重新创制的结果。在这一时期,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随着全球化起步、发展与工业化的起步诞生,而“族阈共同体”构成了早期“全球共同体”的基础组成部分。“合作共同体”则是后工业化和全球化持续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或者国家由于面临共同的挑战和风险更乐意寻求互惠合作,而多极化、多元化和互惠合作将是“合作共同体”的主要特征。


  “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7]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命运共同体”概念强调在心灵层面建立精神共同体,在实践途径则依赖于“合作共同体”的建立。关于“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2011年对外公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曾作过专门的论述。白皮书认为,“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的理念,它的核心特征是“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同时它是一种审视国际问题、国际形势的新视角,以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与互相借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为目标。[8]这一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和平、发展仍然主导着时代的脉搏,合作是世界各国间寻求发展的潮流。具体来看有两个方面:一则,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互动过程中建立了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的关系,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二则,粮食安全、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的问题日益严重,构成了国际社会秩序稳定和人类生存的重大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共同合作应对。[8]在这一状况下,国际社会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已经实现相互依存,但在共同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同时,又必须顺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和克服传统全球政治权力结构的惯性问题。那么,透过合作共赢的路径将新兴国家的崛起、多极化的发展与全球政治权力格局的稳定转变密切联系起来或能使各国能够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同时,实现维持全球“命运共同体”稳定的目标。


  “合作共赢”路径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度得到了强调。其后,“命运共同体”则成为习近平等中国国家领导人及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新理念和发展对外关系、周边关系的新指针。在此背景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法应运而生。从本质上来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以“命运共同体”视角看待和审视中国—东盟关系的结果,强调中国—东盟的关系应是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旨在将中国—东盟的双方关系建设成为精神上的“共同体”和实践中的“合作共同体”。


  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想下的政治互信与合作安全关系


  中国政府以“命运共同体”理念审视和看待中国—东盟关系,希望与东盟国家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政治层面希望继续推动中国—东盟国家间战略互信关系的增进,在安全方面则希望中国—东盟国家合作安全关系得到有效落实。


  政治与战略互信关系的增进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构成了中国和东盟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容之一。冷战结束以来二十余年的地区历史表明,只有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共同维护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南海地区国家才能在经济上获得快速发展,在社会发展方面获得显著的成就。[9]中国和东盟能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关键在于过往二十余年双方对话进程中中国—东盟双方政治与战略互信关系的不断增进。


  1993年中国—东盟磋商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东盟关系正式实现正常化。在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东盟开始向中国不断释放善意,并总体上认可中国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的角色,但是东盟部分成员国仍对华持有观望态度,甚至持有冷战思维,将中国视为地区的一个威胁。确实,与东盟相似,中国最初对加入东盟主导下的地区多边机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心理。就此,甚而有学者以传统的眼光审视中国的东盟政策,认为当时中国应丝毫没有理由接受东盟规范和丝毫没有热情参与到东盟主导下的多边进程中。[10]然而,事实表明中国对东盟及其主导下的多边进程在政治上持有的是认可、信任和积极的态度,因为在国际舞台和地区层面境遇实现改善后,中国依然是东盟主导下多边进程的积极支持者。[11]1996年中国—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关系的建立意味着双方在政治互信方面有了新的提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东盟在“南海地区行为准则”(下述简称“行为准则”,COC)初次磋商过程中的交流与互动为中国—东盟全面对话关系建立后双方政治互信的增进提供了契机。特别是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下述简称《行为宣言》,DOC)和签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后,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关系再度上升到新的高度,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应运而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既是东盟将中国的发展视为机遇和确保地区安全平衡的一支建设性力量的产物,[12]也是中国更加视东盟为地区合作的“驾驶员”和“10+3”机制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对东盟及其主导地区的地区多边主义持有日益浓厚兴趣的结果。[10]2013年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之际,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共同发表了《纪念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联合声明》。中国重申,“一个团结、繁荣、充满活力的东盟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东盟互联互通、东盟团结和东盟在演变中的区域架构中发挥主导作用”;东盟强调,“中国的发展对本地区是重要机遇,东盟支持中国和平发展”。[13]


  以政治与战略互信关系的增进为基础,合作安全关系的落实则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和体现,同样构成了中国和东盟共同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内容。在谈到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国和东盟应在维护本地区安全方面“坚持守望相助”。[1]“守望相助”投射在地区安全方面则是中国历来主张的“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体现,也包括了东盟强调的“合作安全”。事实上,东盟和中国在安全观方面并无显著差异。冷战结束后,东盟的“安全观”在内容上强调的是一种“综合安全”,这种综合安全观既强调内外的安全,又强调横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实现途径方面则倾向于“合作安全”,认为所有国家均应该共同参与和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一方倚仗实力压制另一方。[14]中国几乎同时提出了“新安全观”,强调安全的综合性,以共同安全作为目标,将合作视为实现安全的手段。[15]可见,中国和东盟在安全观方面存在着显著的重叠和相似性。这虽然为中国—东盟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提供了认知基础,但并未在实践中促进中国—东盟合作安全关系的全面落实,其关键原因在于东盟部分成员国仍程度不一地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在地区安全中的角色。冷战思维及由其引致的集团政治、军事结盟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观存在着根本矛盾。就此,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3年10月访问东南亚时首倡建立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性安全框架,[16]希望各方在摒弃冷战思维的基础上,实现地区国家间的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中国—东盟合作安全关系的全面落实和稳步发展无疑将是未来区域安全新架构下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也势必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安全层面的体现。


  如果说中国和东盟互为“经”、“纬”,互信就是“梭”,经纬紧密交织,才能织就未来合作的壮丽锦绣。[9]政治与战略互信关系的持续增进是中国—东盟合作安全关系能够全面落实的认知基础。从发展角度来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是精神共同体,要求中国和东盟国家在高度政治与战略互信氛围中形成相互间的、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而这种信念则往往被理解为“默认一致”(consensus)。[5]同样,“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也是合作共同体,合作安全关系的全面落实则构成了其中的关键体现。那么,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框架下,政治与战略互信关系的增进和合作安全关系的落实在双方未来持续对话和互动过程中势必处于显要地位。南海问题作为影响双方政治和安全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中国—东盟对话关系和互动中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也势必将成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双方增进政治互信关系与落实合作安全关系的关键环节。


  三、“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想传导出关于南海问题的信号


  南海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中国—东盟对话关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政治层面影响着中国和部分东盟国家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在安全方面则由于涉及主权权益引致中国和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时而发生海上摩擦或舰船对峙,由此被视为“亚洲的火药桶”。[17]显然,南海问题构成了影响中国和东盟国家增进政治与战略互信关系和全面落实合作安全关系的阻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和东盟,特别是东南亚有关南海争端方,如若能共同处理好这一争端,中国和有关方就南海问题和南海地区稳定展开协商的过程或将为切实推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政治与安全关系提供助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政治上强调中国和东盟政治与战略互信关系的持续增进,在安全上则主张中国和东盟合作安全关系的全面落实和实现地区国家间的共同安全,在为中国—东盟双方关系的发展提供指南的同时,也从政治、安全与经济方面传导出关于南海问题的一系列信号。


  首先,“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政治层面向东盟国家传递了这样的信号,也即南海问题不会也不应当影响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的大局,强调各方应从维护双边关系稳定和地区和平的高度坚持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平等政治协商妥善处理南海争端。诚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盟并没有以单一行为体和争端方介入南海问题,[18]也“没有对中国和亚细安成员国纠纷的是非曲直采取立场”,对其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权主张持有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19]但在菲律宾、越南等南海争端方的推动下,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往往采取先行内部“协商一致”、尔后与中国进行政治博弈的模式,竭力对外展示东盟在南海议题上的“集团方式”。不仅如此,菲律宾等成员国对中国主张的双边协商机制持有相当冷淡的态度,一直竭力倡导多边的解决方式和推动南海问题成为东盟主导下多边会议的正式议题。虽然菲律宾、越南等争端方并未能够完全达成“挟持”东盟的意愿,但这无疑给中国—东盟双方关系及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争端方的双边关系蒙上了阴影。鉴于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也就南海议题提出特别希望,他强调“对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存在的分歧和争议,双方要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平等对话和友好协商妥善处理,维护双方关系和地区稳定大局。”[1]随后,李克强总理也在中国—东盟第16届峰会上就此谈到,“南海形势总体是稳定的,南海存在的一些分歧不会也不应当影响中国与东盟关系大局”,“宁静的南海是各国之福,南海起波澜对谁都不利”。[9]


  其次,“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则向东盟国家表明了中国对和东盟国家一道实现南海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持有的积极意愿,由此传导出关于在南海地区全面落实中国—东盟合作安全关系的积极信号。“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强调双方合作安全关系的全面落实,而南海问题一直以来被视为地区形成多边海上安全合作管理机制的最大障碍,为此克服这一障碍和借由南海议题磋商渠道促进相关方共同合作以维护南海地区稳定、和平成为中国—东盟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步入新世纪,中国和东盟国家签署了《行为宣言》,就有关国家间在南海开展有关海上安全合作提出了原则性的规定。[20]其后,中国和东盟国家虽然在非传统安全层面的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来看并未在海上安全合作方面全面有效落实《行为宣言》,而东盟菲律宾、越南等成员国屡屡采取有违《行为宣言》的单边举措甚至引致了中国和这些国家在南海海域的摩擦和舰船对峙,南海地区安全形势因此在总体稳定之余时而出现骤然紧张的局面。[21]为进一步消减能够引起南海地区局势紧张的不利因素,中国通过积极努力在2013年和东盟就全面有效落实《行为宣言》达成共识,希望在全面有效落实《行为宣言》进程中,大力推进中国和东盟国家间双边、多边的海上务实合作。


  再次,“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则向东盟国家传递出中国持续推动中国—东盟国家“共同开发”南海的信号,意味着中国寻求和东盟国家将南海建成双方在经济合作方面实现互利共赢的纽带。为避免主权争议阻碍问题的解决,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从海洋权益层面入手解决南海问题的主张。[22]然则,由于南海局势的影响及南海油气开发的实际技术限制,中国的这一主张遭到了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冷遇。受此影响,南海海域油气勘探、开采国际化的态势不断升温,西方发达国家大型油气公司往往成为南海周边国家寻求“共同开发”的合作对象。南海问题的复杂性由此加剧,而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南海海域的油气勘探、开采“共同合作”也长期被“搁置”。在现实性的和潜在性的巨大经济利益诱惑下,东南亚部分南海争端方不惜破坏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和地区的稳定、和平,竭力采取单边举措扩大和巩固在南海的既得权益,南海主权争议一时间再度成为热点问题。为克服这一困境,中国在油气勘探、开采技术取得显著进步的情况下,提出了和东盟国家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愿望,强调以自身的发展惠及东盟国家,希望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海上合作关系,将南海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国家实现互利共赢经济关系的纽带。为此,中国在已设立30亿元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的情况下,强调各方“应积极行动起来,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9]不仅如此,中国还持续性地表明了在不影响关于海洋权益立场的前提下支持中国的油气公司和东南亚国家(比如文莱)油气公司开展海上共同开发、勘探和开采海上油气资源的立场,[23]在政策和实践层面持续推行“共同开发”政策的继续落实。


  最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还就南海问题国际化传递出了信号,希望区域外美国等大国在南海议题发展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和在南海地区稳定方面产生有利影响。南海问题虽然在本质上是中国和东盟部分国家之间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双边争端,但由于南海特殊的地理海洋环境和地理位置及由此形成的高度地缘战略价值和地区复杂的政治安全形势,引起了区域外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大国程度不一的关注和介入,由此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趋势。这不仅为南海问题的尽早和平解决注入了更为复杂的因素,而且还给南海地区的稳定、和平带来了诸多挑战。因此,南海问题国际化不利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尽早和平解决争端及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稳定、和平愿望的实现,而如何应对南海问题中的区域外大国因素则成为中国处理南海议题所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克服南海国际化难题和降低区域外大国因素对南海问题的不利影响也就构成了中国和东盟的共同努力目标,具有明显的紧迫性。


  四、中国—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对话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在为中国和东盟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提供新指南的同时,也就南海问题在政治、安全、经济与南海问题国际化等方面表达了中国的立场和向有关方传递了一系列信号,给争端各方妥善处理南海争议提供了新框架,绘就了南海局势发展的新图景。中国—东盟对话关系虽然并不以南海问题为探讨的最重要内容,在南海局势发展进程中也并非发挥着最关键的决定性作用,但随着东盟对南海问题持有的兴趣日渐浓厚及其在南海问题、南海局势的演变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4]对南海问题、南海局势演变产生的作用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因此也势必成为判断“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想下南海问题发展前景的突出因素。


  2013年,中国和东盟在就南海问题的高官磋商进程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和东盟在全面有效落实《行为宣言》的框架下就“行为准则”展开平等磋商达成一致。由此,也可以认为,2013年东盟在“行为准则”磋商事宜上的态度转向更为务实。不可否认,这与中国的努力和坚持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根本上是东盟组织内部多种因素变化的产物。对于东盟内部的深刻变化,澳大利亚国防大学亚洲国际问题知名学者卡莱尔·塞耶(CarlyleA.Thayer)评论时认为,2013年东盟内部多种因素及在相关事务上的动力源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具体来说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文莱于2013年1月取代柬埔寨成为东盟新的轮值主席国;第二,来自越南的外交官黎良明(LeLuongMinh)成为东盟新一任秘书长;第三,泰国作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协调国,希望继续将南海问题列入中国—东盟对话的非正式议题;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柬埔寨不再是东盟轮值主席国,其对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协商一致”和保持团结产生的“阻碍”(obstruction)作用随着文莱成为轮值主席国暂时终止了。[25]这些变化在促使东盟更为务实地处理与中国磋商“行为准则”事宜的同时,也使东盟更多地为越南、菲律宾等南海争端方的诉求考虑,对东盟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协调一致”有着明显的促进效果。2013年4月23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BenignoAquinoIII)在前往出席东盟第22届峰会前透过其发言人对外宣称,对文莱将南海问题置于优先关注的位置也充满信心。[26]6月28日,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TruongTanSang)在东盟秘书处发表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对东盟在南海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表达了特别的期待,希望在东盟的推动下,尽早达成“行为准则”。[27]为尽量满足相关成员国的要求和增强内部凝聚力,东盟2013年在南海问题上政策与态度表现出显著的“协商一致”色彩和务实特点,而这两个特点也或将在未来中国—东盟就南海问题展开高官对话与磋商进程中得到延续。


  随着2015年东盟构建“共同体”日期的日趋临近,东盟对于增强内部凝聚力和透过中国—东盟对话关系渠道商讨南海问题及就“行为准则”展开磋商有着强烈的迫切感。2013年1月9日,东盟新任秘书长黎良明(LeLuongMinh)在交接仪式上发表的就职演讲中有关南海问题的讲话深刻地反映了东盟的这一心态。在演讲中,他将塑造和共享规范与准则、信任关系建设、冲突的预防和解决视为在政治安全部分特别有效且按时落实“东盟政治安全蓝图”的重点,而南海问题被视为东盟“塑造和共享规范与准则”与构建“政治安全共同体”的重要一环,在演讲中得到了篇幅不小的阐述。就南海问题,他谈道:“鉴于南海局势发展的复杂性,东盟应在推进东盟—中国‘落实《行为宣言》指导方针’进程的同时,根据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六点原则’和东盟—中国为庆祝《行为宣言》签署十周年发表的联合声明,尽早和中国开启‘行为准则’的谈判与磋商。”[28]


  在组织内部,东盟的迫切感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有关成员国对利用东盟机制在南海议题上发挥实质性作用持有日益强烈的兴趣;二是,东盟对增强内部凝聚力和加强成员国在南海议题上“协商一致”也越显重视。在东盟—中国对话关系中,东盟的迫切感则要面对中国对全面有效落实《行为宣言》的坚持和务实态度。面对中国的态度,甚而有部分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关于就“行为准则”展开磋商的态度持有怀疑心理。关于这一心理,学者巴里·韦恩(BarryWain)就曾在新加坡《海峡时报》(TheStraitTime)撰文谈到:虽然中国对“行为准则”持有开放态度,但东盟国家内部却认为中国“在标榜自己合作的同时,却在制定行为准则过程中采取拖延战术”。[29]与东盟国家相比,中国在建立“行为准则”方面并无太强的迫切感。虽然如此,中国也确实对就“行为准则”展开平等磋商持有开放态度,只是这一态度相比东盟(特别是菲律宾、越南等成员国)在“行为准则”上的急切心理显得更加务实。2013年6月30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时明确向东盟国家阐述了中国的这一务实态度:从《行为宣言》到“行为准则”,应是一个连续不断、循序渐进的过程,二者不能割裂,也不能只要“行为准则”,不要《行为宣言》。[30]虽然中国和东盟双方9月中旬在中国苏州已就“行为准则”的磋商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但是东盟部分领导人在10月东盟第23届峰会期间仍然表达了内心的不满足,认为“东盟必须着手制定启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正式谈判的路线图。”[31]可见,东盟因构建“共同体”日期的日益临近在订立“行为准则”方面的迫切感和中国的务实态度将继续构成接下来中国—东盟对话和磋商过程中一对互动激烈的博弈关系。


  中国和东盟在诸如“南海问题国际化”等议题上持有的立场也并不完全一致。虽然2012年东盟与中国达成了认同“南海问题不应国际化”观点的共识,[32]但据国外学者的考察,柬埔寨作为轮值主席国针对“南海问题不应国际化”拟定的相关条款因菲律宾的强烈反对被搁置。[33]作为东盟在南海问题的政策支柱之一,在南海问题上推行“大国平衡”政策和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是东盟国家的惯性做法。(1)在中国—东盟对话关系中,双方在就南海问题展开磋商过程中能否克服这一难题将不仅直接影响着中国和东盟在南海议题上达成的成果或取得的实质性进展,而且也将成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框架会否得到东盟国家积极响应的试金石。


  五、结论


  中国政府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框架的同时,向东盟国家和区域大国传递了一系列积极信号,更为中国和东盟双方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商讨和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和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契机。若东盟和中国能抓住这些契机,沿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共同推动东盟—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南海问题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框架内势必受到越来越多积极因素的影响。随着中国和东盟国家为全面有效落实《行为宣言》展开功能性合作的增多及由此带来双方政治安全互信关系的增进,南海安全局势届时势必会更加稳定。然则,透过对中国和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对话和磋商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双方还需克服一系列挑战和不利因素的影响。实质上,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举措在根本上由东盟成员国在这一争端上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决定,而南海问题及再磋商中的“行为准则”在东盟构建“共同体”计划中的重要性和东盟所表现出的迫切感无疑构成了东盟接下来两年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何种政策举措的直接决定因素。


  由此看来,虽然“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和东盟在南海问题对话和互动提供了新框架,但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举措发展走向仍深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总体积极转向务实方向的同时,仍不排除受到有关消极事项影响的可能。鉴于此,中国不仅要持续推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和为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展开互动营造更为良好的政治氛围,而且还应积极与东盟就南海议题保持沟通渠道的顺畅和正面应对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考虑,增强互动的实效性和共同在全面有效落实《行为宣言》中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促使南海由争端的焦点转变为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