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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看辛亥革命:百年之反思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8年08月07日 10:11:32

  摘要: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的专制,建立起共和政体。此一重大变化,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本文尝试梳理清朝中晚期的历史脉络,来解释革命发生的根源与促成革命成功的一些关键因素。文中强调清中叶以来中国士人与传教士开始引介西方共和体制;这些观念透过书籍、报刊的传播,发挥了思想动员的力量,使晚清时的人们敢于去构想一个崭新的未来。其次,从辛亥革命爆发到南北议和,各地立宪派人物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不容忽略。因此,辛亥革命实由各种思想、势力共同促成。革命党人多受理想激发,揭竿起义,立宪派人士亦认同共和体制,同时也为了自保与维系秩序,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就在新、旧势力既合作又妥协之下获得了成功。民国成立之后,国人在实施民主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与挫折,亦部分地源于此一妥协的性格。


  关键词:辛亥革命;共和;立宪派;革命派;孙中山;


  一、序言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朝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简单地说就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从此中华民族告别了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体制,开始“走向共和”。直至今日,无论是台湾或大陆,其政治体制之内涵虽有所不同,然均宣称实施“共和”与“立宪”,亦即秉持孙中山所说的“天下为公”的理想。


  辛亥革命作为共和体制之起源,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1探讨辛亥年所发生变化之根源,必须回到晚清的历史脉络,方能挣脱国共两党目的论式的历史论述。本文主要依赖台湾史学界多年的研究成果,析论1911年辛亥革命何以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迅速地获得各地之响应,并以南北议和之方式终结清朝,开创民国。简单地说,我们如果不了解晚清七八十年间对西方自由、民主与共和思想的引介,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论,以及立宪派在革命爆发后对安定社会、寻求和解等方面的贡献,而只是将辛亥革命简单地看成一次由革命党领导的政治或军事变革的话,那将是非常浮面的。两岸对辛亥革命的解释仍有差异,然而在交流互动之中,也看到许多的共识逐步形成。


  二、思想动员:辛亥革命的思想根源


  (一)以民主共和比拟三代盛世


  要了解辛亥革命所揭橥的政治理想,必须追溯到清道光、咸丰年间,国人开始引介西方新观念,介绍世界史地,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欧美民主、共和等观念的引介。(2)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当时中国思想家与西方传教士即开始介绍西方的政治理念。例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等人介绍英国的君主立宪与美国的民主政体,并将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描绘成类似三代时尧舜那样的明君,进而倡导他所树立的民主风范。譬如,魏源认为美国的制度“其章程可垂弈世而无敝”,而且制度周全,达到“公”天下的理想。徐继畬在1848年的《瀛寰志略》中认为华盛顿“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也”。冯桂芬则指出民主制度的重要功能在于可以通上下之情,使君民之间达到完善的沟通。(3)大约在1880年代,“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作为政体型态的划分,在中国知识界已巩固建立,而肯定后二者之人愈来愈多。(4)这些想法都加强了人们对民主理想之认识与向往。


  (二)传统反专制思想之激荡


  晚清时期国人对西方民主之接纳,也有传统的根源。从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界内部即迸发了一股反专制的思潮,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到清中叶的龚自珍等人均“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提倡一种新的公私观念与富民论,倡言地方分权,以反省君主专制。这种从儒学内部所萌生之变迁,余英时称之为“新基调”,这些观念对于晚清思想的解放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5)例如康有为、梁启超因为阅读《明夷待访录》、《黄书》而有所感悟,章炳麟喜读唐甄的著作而受其启发,宋教仁等人则表示中国古籍中的非传统性议论,使他们得以明了西方思想与政制之意义。(6)


  对于中国传统下思索解决专制问题的士大夫来说,西方民主制的传入,无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制度来实现固有的“民本论”、“上下一体”与“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可以让中国重返有如三代之盛世。(7)这是西方民主制度在传入之后就深受国人肯定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些长期的努力,反对专制、追求民主共和的观念才得以推广;晚清革命志士、立宪分子敢于构想一种崭新的未来,追求自由、权利、宪政体制等,就是受到这些传统反专制思想的激励与西方民主观念的启发。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热爱,乃至五四以来对于“德先生”的追求,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从跨文化的比较视野来看,西方民主思想在传入回教世界与拉丁美洲地区之时,并没有受到类似的欢迎。(8)


  (三)风起云涌的晚清民主思潮


  至晚清最后的十年,随着留学生的增加,译介新思潮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晚清思想家对民主思想的宣扬与革命观念的传播,奠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石。当时有十余部书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在思想上启迪人们“走向共和”。它们分别是:谭嗣同的《仁学》(1897年),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年),梁启超的《新民说》(撰述于1902—1905年间),孙中山有关“三民主义”的言论,章炳麟的《訄书》(第二版)及其革命政论,邹容的《革命军》(1903年),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皆为1903年)及《狮子吼》(1905年),刘光汉与林獬合作的《中国民约精义》(1903年),金天翮的《女界钟》(1903年),章士钊编译的《孙逸仙》(1903年,原著为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の梦》),《民报》与《新民丛报》双方对于中国前途的论战文字。这些作品带来了对新时代的向往,也提供了辛亥革命的思想温床。


  其中,直接激励人们求新、求变思想的三本书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是近代中国首批留洋学生,返国后以引介西学、翻译西书,成为启蒙导师。他所翻译赫胥黎(ThomasH.Huxley)的《天演论》以典雅的桐城派古文来译介新思想,鼓励人们救亡图存,成为竞争中的强者、适者,以免于亡国灭种。同时,该书也介绍了一种新的、基于科学的宇宙观与历史观。此书是近代中国革命与立宪思想的共同源头。(9)清末民初时期人们所写的日记、自传等,大概共有几百部,几乎没有人不提到曾阅读《天演论》的经验。胡适的自传《四十自述》就写得很清楚,他改名为“适”就是因为严复提倡“适者生存”;陈炯明号“竞存”,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10)《天演论》在晚清时带来两种不同的发展,一方面它鼓励人们积极地应变图强,使得一部分人因此而走上了激烈革命的道路(11);另一方面它主张“渐进”、“调适”,因为天的演化是逐步变化的,这一想法与改革派的渐进保守主张较符合。(12)当时的立宪派,就撷取《天演论》(与《群学肄言》)之中的“渐进”主张,认为历史的演变必须逐渐地变,不能把老房子推翻,重新再盖,而必须慎重而缓慢地调整。他们提出,应该先改变君主专制、实施君主立宪,再进步到民主共和,这和上述西方传入的政体划分——“君主”、“君民共主”、“民主”的线性发展,以及康有为所说的“春秋三世论”也是一致的。其实,康氏便是以“春秋三世论”配合西方天演的观念而提出三阶段的发展。相对来说,革命党觉得应该推翻专制,马上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以顺应世界潮流。


  其次,与日后激烈革命行动关系最密切的是谭嗣同的《仁学》一书。谭嗣同是戊戌政变中被斩首的“六君子”之一。他有机会逃出北京而不走,因为他要为革命而流血,好为历史留下见证。这种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情操,使他所写的《仁学》传递着一种“烈士精神”。(13)它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革命(毛泽东即说他受湖南同乡谭嗣同思想的启迪)均有影响,促成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化。(14)谭嗣同提出的口号是“冲决网罗”,主张要破除纲常名教、提倡自主人格。他觉得五伦中的三纲部分——君臣、父子、夫妇都有压迫性,兄弟也具有上下的关系。五伦中唯一可以保留的,只有朋友一伦,因为朋友才是平等的。谭嗣同的想法,在清末民初引起很大反响,对帝制与家族伦理造成很大的冲击。如刘师培主张“毁家”,认为:“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后来傅斯年、李大钊与熊十力都有相同的看法)(15);五四时期,鲁迅、巴金等人对家庭制度的大力抨击,都可以上溯至谭嗣同的《仁学》。(16)


  相对于鼓舞革命的《仁学》来说,梁启超的《新民说》比较复杂。梁启超在1902年访问美国之前是比较激烈的,并尝试与孙中山合作,共谋革命。他在《新民说》的前期,提出种种口号,主张塑造新国民。他认为新国民必须要有公德、进步、自由、权利、义务、冒险、进取等观念;他又提出了尚武的思想,这些都围绕着新国民的改造。梁启超最早指出:中国人的问题关键在于国民质量,所以必须培养新时代所需的新国民,中国才有希望。此一想法其实就是后来鲁迅所提倡的“国民性改造”。1903年,梁启超游历了新大陆之后,看到民主的缺陷与华人在民主体制之下的种种缺点,转而保守。他又受到严复译介斯宾塞(HerbertSpencer)群学思想中“循序渐进”观念的影响,认为新道德的建立必须奠基于传统伦理之上,开始主张依赖传统思想资源,以“私德”的改造作为“新民德”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17)梁启超与革命党的分道扬镳与此思想转向不无关系。梁氏的调适、渐进的思想在晚清时普遍流传,成为立宪派“言论的指导者”。(18)黄遵宪说梁氏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19)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主张中国应仿效英国与日本,从君主专制改变为君主立宪,等时机成熟之后,再转变为民主共和。


  上述书刊有一些共同的关怀,包括肯定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史观,以及以民主宪政作为终极的政治理想;不过,人们对民族、民权和民生等三大议题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孙中山先生一派的革命党坚决支持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主张驱除鞑虏、建立共和;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保皇党,所支持者则是君主立宪,希望先实施君主立宪,等时机成熟后再迈向民主共和。最后是关于民生问题的辩论,康、梁派采取的是较倾向资本主义的路向,主张提倡生产、发展经济、保护私有财产;而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党,采取的则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主张土地国有与节制资本等。(20)1902—1907年间,梁启超在横滨办《新民丛报》,革命党则在1905年于东京办《民报》与之抗衡。当时的人们在阅读上述书刊之后,受其启发,而在1905年前后,越来越多的人转而支持革命。一位从湖南长沙官派到日本学政治的留学生黄尊三写下了《三十年日记》。他讲述留学的过程:到东京以后,开始进入语言学校;除了学习英、日文,闲暇的时候就读《新民丛报》和《民报》。1905年之前,他比较同情康、梁,他说:“《新民丛报》……文字流畅,议论闳通,诚佳品也”;1905年之后,因为看了《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辩论,受到《民报》革命思想的鼓舞,转而支持革命。1905年11月3日,他在日记上写道:“《民报》为宋遯初、汪精卫等所创办,鼓吹革命,提倡民族主义,文字颇佳,说理亦透,价值在《新民丛报》之上。”(21)此一个案具有指标性意义,象征了留日学生思想的转向,亦即1905年之后和黄尊三一样,从支持改革转向肯定革命的留日学生,为数不少。


  总之,在晚清革命与立宪的各种书刊宣传之下,人们鼓起勇气参加革命,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将中国引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就辛亥革命来说,这个新时代的出现或许是偶然的,可是此一偶然的背后,却是上述书籍、报刊思想动员的结果。梁启超在1912年10月所做的《归国演说辞》中指出:“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他说:“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上文的“黑血革命”正是思想动员所扮演的角色。(22)


  三、革命党与立宪派共造共和大业


  (一)国共双方:各有表述


  长期以来,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受到两种官方论述的影响,而不能认清历史的复杂面貌。国民党的“革命史观”围绕着孙中山以及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却忽略了其他革命领袖与社团。自民初以来,国民党主政之时即透过教育与宣传机制来强调: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领导下,从光绪二十年(1894)的兴中会开始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历黄花岗起义等10次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终于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获得成功,建立了民国。这一观点可以称之为“革命史观”,具体而言包括三个特点:一、崇拜孙中山,将一切成就归之于孙氏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二、讳言革命阵营内党派的分歧与人际的冲突。例如,兴中会时期孙中山与杨衢云之分裂、同盟会时期章炳麟与宋教仁对孙之非难等。三、肯定革命而批判君宪,忽略立宪派对革命之贡献。(23)此一观点虽有一定之史实基础,然实为选择性的表述,无法展现历史曲折演变之面貌。


  共产党的史观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论”,也是出于特殊的党派视角。他们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这是所谓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推翻了封建专制,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认清自己的地位,组织起来,掀起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工人运动”,所以辛亥革命是有功的。(24)然而,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因此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在2011年7月发表的《辛亥百年遐思》一文,仍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他澄清此一说法“并非起源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蓄意贬低辛亥革命”或孙中山的领导,因为“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只有时间序列的差别,并不存在高下之分”,所以名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辛亥革命仍具有“社会革新的承载与推动力量,大可不必为此感到委屈”。(25)章教授的说法显然因为受到邓小平以来中共推行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之历史经验的影响,因而更为肯定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进步面”,是对辛亥革命解读的更为持平之论,然其说法与官方论述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此一线性发展的观念都是为了强调在“不成熟”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承接孙中山的未完成之志业,继续努力,发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辛亥之后接着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带来了民主与科学,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自认继承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遗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可见,共产党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诠释与国民党类似,都是为了阐明自身政权的历史合法地位与政治正当性,至于孙中山的政治理想与中共理念有所矛盾之处,则少予措意。


  (二)立宪派角色之重估


  国共两党的辛亥史论述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批评。1982年张玉法曾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与章开沅展开辩论,指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意指它是全民参与并为全民利益的一场革命。张玉法的说法乃奠基于台湾史学界长期的研究成果。(26)过去三四十年来,台湾史学界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出单一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重新审视辛亥革命的多重意涵和复杂面向。除了张玉法有关清季革命团体与立宪团体之作品外(27),张朋园从1960年代开始关于梁启超与立宪派的研究让我们开始正视辛亥革命的成功,除了因为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志士外,还有其他的力量与群体,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28)事实上,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革命爆发之后在各地得到立宪派人士的大力支持。


  张朋园指出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的那支笔尤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梁氏的鼓吹,其立宪思想之影响由海外转向国内,连清廷都开始准备开国会,预备9年后实施立宪,后遭抗议而改为6年。这些晚清官员立宪思想的渊源,主要即是康、梁等人的著作。(29)张朋园在《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中指出,梁任公在31岁之后转而推动立宪,主张在安定中求进步:“梁氏认为革命之后建设不易,更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证之于中国百年来革命之历史,梁氏无异一先知。”(30)


  其后,张朋园又出版了《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在此之前少有人仔细研究立宪派,以及辛亥革命与立宪派之间的关系。透过通观全国各地辛亥革命前后的发展,张氏发现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主要是依靠“进步的保守分子”立宪派士绅的支持,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全国大多数省份的认可,最终脱离清朝的控制。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不但向清廷请愿立国会,且领导护路运动、罢课、罢市,加速了革命的爆发;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武昌起义之后即与革命党合作,通电各省,呼吁响应独立;湖南省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在革命爆发后起而担任都督,使湖南在短期之内恢复秩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廷(ClarenceMartinWilbur)在该书序言中说:“许多在革命前属于君主立宪派的人,在辛亥时期与革命派合作。事实上,在促使帝制的崩溃中,他们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对立宪派的活动懵然无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过程是不能了解的。”(31)


  汪荣祖对于江苏地方的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同样显示了立宪派在建立民国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武昌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江苏省是第一个响应且宣布独立的省份。谁宣布独立的?不是当时的江苏巡抚程德全,而是张謇等立宪派人士。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人士宣布独立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支持革命党的理念,相反地,这些人非常害怕革命党。立宪派士绅宣布独立的主因,其实是为了自保。因为辛亥革命造成较大的社会动荡,其根源要追溯到晚清的一些重要变化。从太平天国起事之后,中国东南一带人口锐减,使社会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其中一环,就是地方士绅为了维护治安而慢慢地掌握了地方权力。由于晚清有相当多的赔款,这些巨额赔款,对地方财政造成了很大负担,且直接摊派到各省。民间生活因此更形困顿,社会上因而出现了不少流民。换言之,清末财政困境使许多人的生活极不稳定,这些人有的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不自觉地成为革命军的基础,而有些就变成社会动荡的根源。所以,辛亥革命之后,通过江苏之例可见,地方士绅宣布独立乃是为了自保。他们希望在革命军于武昌起义成功而中央无法控制局面之时,可以依赖自身的力量保障身家性命。(32)至于他们之所以有能力宣布独立,是因为自太平天国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地方上长期经营,因而不但有经济上的实力,甚至握有自己的武力。以张謇为例,他在清末所做的建设工作相当惊人。他有一整套地方建设的构想,包括实业、教育、慈善、政治等方面,还请荷兰专家协助开发海埔新生地,盖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等。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他就已是地方实力人物,透过政治参与进入谘议局、资政院,成为这些地方议会的领袖。由于这些立宪派人士担心革命后的社会动荡,起而自保,革命才会成功。因此,辛亥革命之成功是在各地立宪派士绅支持之下才产生的结果。辛亥革命之后促成政权和平转移的南北议和,也主要是在立宪派人士支持下才达成共识的。


  (三)革命成功:湖南的例子


  周德伟(1902—1986)的回忆录《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尤其显示出辛亥革命在湖南的成功是革命党(其中有大量会党、新军)与立宪派之间既合作又角力的结果。周德伟曾留学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受教于经济学家哈耶克,并介绍、翻译了哈耶克的著作,其名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广为人知。他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其父亲周鸿年在清末湖南长沙加入革命党,参加辛亥革命的过程。


  周鸿年是湖南长沙的中下层士绅,没有科举功名,擅长中医,并曾担任地方主簿之职,与革命党人黄兴是邻居。他因受到郭嵩焘的影响,接触西方知识,认识到“欧西政教,远较中土为美”,并开始阅读严复的译著,因而与湖南守旧士绅划清界限。周德伟写道:“几道之书,陆续问世,先君尽读之,遂粗明西方哲理,致与叶德辉忤,绝往来。”(33)这可以显示严复译作对地方基层菁英份子思想启蒙之影响。光绪二十九年(1903)黄兴自日本返国,联络湖南“会党异人”,并吸收周鸿年等人共组华兴会,参与者有吴禄贞、陈天华、章士钊、谭人凤等人。黄兴所采取的策略是鼓励会中同志以捐纳的方式加入清军,伺机响应革命行动。革命党人如吴禄贞后为清军的镇统,蓝天蔚为协统,尹昌衡则纳资为广西军官。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4)


  辛亥八月下旬,周鸿年决定参与革命,“着戎装,骑骏马,配手杖,携四勇士”,在跪禀父母之后,当场剪去长辫,投身革命。周鸿年“率会党人员及农民数千”起事,占领株洲,越醴陵、攻萍乡。这时由于革命军兴,致使省城长沙纷乱,大吏皆逃。会党领袖焦达峰成为都督,他不久即杀死了对他具威胁性的新军协统黄忠浩。此举使维新分子深感不安。其后,焦又被巡防军统领梅馨所杀,谘议局议长谭延闿随后被推举为都督,起而维护治安。这主要是因为“湖南士人多惧草莽英雄”,在“士绅疑忌”下,不愿由具豪强背景之革命党来主导,才由谭延闿出任都督。当时即盛传焦达峰被杀一事乃由谭所主使,由此可以窥见出自草莽之革命军与士绅之间彼此猜忌。周德伟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对湖南地区辛亥革命的了解,藉此可以得知革命成功的背后有各种复杂的因素,然其主调十分明确: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党与立宪派既合作又角力的结果。(35)


  四、辛亥革命的意义:代结论


  辛亥革命并不像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完全由革命党所主导;也不像有些中国大陆史家所宣称的是一个单一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有一个长期的思想酝酿的过程,同时它的参与者来自不同的阶级与群体,并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参与。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一句话表示:革命成功乃是各种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革命党人多受理想激发,揭竿起义,立宪派人士亦多秉持类似的共和理想,同时或为自保,或为维系社会秩序,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就在新、旧势力妥协之下获得成功。民国之后,在实施民主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困难与挫折,亦部分地源于此一妥协的性格。简单地说,辛亥革命能破,却未能立。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民国体制受到的第一个挑战是袁世凯的帝制,他邀约支持者组织筹安会,宣扬“君宪救国”。此举受到国人强烈的反对,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反袁力量是云南所组成的护国军。此一讨袁行动结合了以唐继尧为首的云贵军人,以梁启超、蔡锷为首的进步党人与李烈钧等国民党人。反袁势力逐步扩大,得到各地的响应,列强亦对袁世凯提出警告。袁世凯此时迫于内外压力,只好结束帝制,从而一病不起。此后,虽陆续有溥仪复辟、法西斯风潮、国共两党实施党国体制等,然民国理想已稳固确立,专制一去不返,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人至今仍努力追寻的目标。当然,民国以来从专制到共和的转换并不彻底,国人走向共和之路途仍须面对许多重要的制度与思想上的挑战,这也是今天海峡两岸人们追索辛亥革命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