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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综述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8年08月07日 10:20:03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其功实不可没,因此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自革命发生之日起就日渐成为国际性重要的史学分支之一。90年代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再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笔者就管见所及,对近十年来有关辛亥革命史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情况作简要的综述。


  一、政治史研究


  1.辛亥革命的地位


  史学界传统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杨春时按照时间和是否发生了自觉的彻底的社会变革这两个标准来分析,认为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革命的手段冲击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引进了西方政治文化模式,打破传统政治文化模式,走上了彻底革命的道路,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1)。


  孔凡岭则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他按照社会形态的不同,哪一个阶级成为时代的中心,作为划段的标准,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史的开始,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是逐渐完成的,鸦片战争只是这种演变的开端。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以《辛丑条约》的订立为标志,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以中华民国的创立为标志,这是分开讲的,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正式形成的标志,应以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比较合适(2)。


  2.辛亥革命的性质


  刘学照认为,辛亥革命的根本性质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就其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来说,是一次实践“民主共和国方案”的“共和革命”。把“共和革命”作为辛亥革命的别称,是完全符合历史的本义和革命党人的原意的(3)。


  李细珠认为,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中国城市社会(主要是长江流域的城市社会)变动过程中的一次飞跃,是首先发生在城市的、以城市为主要基地的、由城市革命党人群体和新式学生群体倡导的、以新军士兵群体为革命主力军的、以一般市民大众为群众基础的、由革命党群体和绅商群体出于偶然而暂时联合领导的城市社会革命,这并不否认其作为政治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4)。


  白吉尔则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5)。


  3.辛亥革命的影响


  安静波不同意史学界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辛亥革命时机不成熟,是过激主义,其结果是中国出现了军阀混战,由此断言革命不如改良,革命破坏性更大。他从封建统治的没落性、改良力量的薄弱性、历史前进的特殊性论述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社会群体结构的演变与思想舆论的准备、革命发展的规律,论证了辛亥革命自身进程的合理性;从政治体制的巨大更新,国民观念的深刻转换对近代经济的有力推进,分析了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6)。


  苏全有则认为,辛亥革命中断了近代中国的改良进程,促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混乱,民主观念也并未深入民心(7)。


  刘钦斌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强烈震动,政治上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思想上,也是一次解放运动(8)。丁三青指出,辛亥革命后颁布的法规把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纳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对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同时,辛亥革命又真正开启了中国社会意识现代化的闸门(9)。


  4.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


  林增平认为,资产阶级在20世纪初分化成了上层和中下层,上层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中下层主张推翻清王朝。基于此,在政治上就相应地产生了资产阶级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而立宪派,虽图谋抵制革命,但他们倡导的收回利权、发动国会请愿等等运动,却起到了宣传民主主义、孤立清廷的作用。他们的两度联合,导致了辛亥革命与护国运动的胜利(10)。


  徐鼎新以沈缦云为代表,论证他怎样从一个君主立宪的鼓吹者和信奉者,到决心与清廷决裂走革命道路的转变,并影响了一部分绅商头面人物,与革命党人联系,为配合上海的光复进行积极的准备,认为他的经历既证明了辛亥革命有民族资本家参加的史实,也提供了立宪向革命转化的典型,说明立宪与革命虽然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确有区别,但又可以互相转化,从而充实了辛亥革命史的内容(11)。


  5.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


  辛亥革命的是否失败以及失败的原因仍是这十年辛亥革命研究的重点。


  (1)辛亥革命是否失败的争论


  关于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致公认,辛亥革命胜利了,它结束了两千年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失败了,因为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对于这种“既胜利又失败了”的说法,徐梁伯认为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一次有广泛群众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即推翻腐朽专制的满清王朝,为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没有失败。相反,作为运动本身,正以其巨大的惯性,以新的形式排除了一切阻力,继续慢慢的向前发展。所谓的“辛亥革命失败”,其实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派在取得辛亥革命胜利后,在新的政治角逐中遭到失败(12)。郭世佑也认为,迄今为止学术界一致强调辛亥革命失败的理由并不足以表明辛亥革命就已经失败了:第一,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内涵及其变化过程还属于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第二,以革命发动者的政权转移为依据来断定革命全局就已失败,其说服力是不够的;第三,封建帝制推翻后,旧的腐败还没有来得及根除,新的腐败却应运而生,人民生活环境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这是事实,鲁迅等当事人对民初黑暗面的揭露和抨击,也不等于就是对辛亥革命的全面总结和科学评价(13)。


  (2)辛亥革命失败原因


  施学从经济方面分析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薄弱,帝国主义在财政上钳制南京临时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临时政府以铁路、矿山作抵押举借外债,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强烈的反对,孙中山与临时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大大降低,同时,巨大的财政困难加剧了政治危机,革命派内部开始分裂(14)。成晓军从文化范畴方面探讨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局限性和对西方的误解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15)。萧云岭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来探讨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会党的许多内在的固有的弱点被带进资产阶级革命队伍里。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些弱点与资产阶级本身固有的弱点相渗透,而资产阶级不能很有效地对其进行改造、团结和利用,最终导致了两者的分裂,成了同盟会最终涣散、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6)。高文浩认为“反满”情结的局限与辛亥革命的失败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大多数阶级、阶层的“反满”均带有不同程度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大汉族主义的色彩,但在辛亥革命一取得胜利后,“反满”情结很快就消失了,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17)。胡维革认为,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半殖民地意识在起着作用,它不仅划就了辛亥革命的曲折历程,而且宰制了辛亥革命的最终结局。它给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提供了可能,使武昌起义后各独立省份对帝国主义列强妥协和退让,导致了南京临时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妥协让步,从而构成了辛亥革命的悲剧结局,从外因上看,它是帝国主义列强干涉破坏所致;从内因上看,它是崇洋惧洋靠洋的半殖民地意识使然(18)。朱少军则认为,孙中山的以“五权分立”学说为基础的国家观是不成熟,具有明显的重大的缺陷:对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认识不足;对国家职能认识不清;对国家政体形式认识不清;对军队的作用认识不足。这种不成熟性和缺陷也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19)。


  二、经济史研究


  史学界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多关注辛亥时期的资产阶级、商人、农民以及辛亥革命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等系列问题,近十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多达130余篇。


  1.辛亥革命与经济关系


  这个问题史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其一是辛亥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近代化,其二是经济上的困难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对于前者,陆仰渊认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使中国经济摆脱了某些束缚,有利于向近代化的方向前进(20)。虞和平指出,辛亥革命对经济的发展做了一次社会总动员。这种社会总动员从总体上给中国经济近代化造就了一个比较广泛而稳固的社会基础(21)。黄逸平也指出,辛亥革命后期,中国的民族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随之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22)。


  有的学者从经济的角度寻求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施学认为,辛亥革命后期革命政权财政上发生的严重困难,势必导致政治上的危机,使得南京临时政府犹如昙花一现(23)。梁义群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由胜利迅速转为失败,是因为无法摆脱和解决财政的困难(24)。黄少坚也从关税的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25)。


  2.辛亥革命与民族经济


  学者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同时辛亥革命也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玛丽·克莱尔·波格尔和诸雨民、曲青山一致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拯救国家,扫除发展资本主义障碍而进行的革命,辛亥革命反映了上升时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进取精神。就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因,以往学者多把它归功于一战期间帝国主义的“无暇东顾”(26)。


  石波则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硬件”和“软件”(27)。


  3.辛亥革命与商人


  选择商人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在清末民初崛起的各种经济势力中,商人代表了新兴的社会力量。辛亥革命推动了当时商业的发展。钟钢认为,辛亥革命前夕,社会条件的变化促使商人的心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心理上的变化使得商人的社会行为更趋积极、参与意识更强,进而影响到社会变化(28)。齐大芝提出,在中国封建等级社会里,商人阶层一直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而辛亥革命对于商人社会地位问题最主要的变化是从社会人的角度对于从事这一社会分工的阶层给予了平等的权利(29)。赵洪宝认为商会作为商人的群体形象,历来也受到学者们的注意。在“振兴工商”的口号下,商会积极成为政府工商政策制订的信息提供者、有力推动者、具体执行者和直接监督者辅助着政府的“商政”(30)。


  朱英却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清末民初的政治改良不仅对商业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促使商人阶层自身的变化。但商会对于辛亥革命不仅未产生什么积极作用,反而带来了消极影响(31)。


  三、文化史研究


  1.辛亥革命与文化的关系


  崔树民认为,民初进步知识分子在推进教育改革、留学教育、华侨教育、科学研究和培养科学、教育、文化人才方面的功绩,以及他们在教科文领域的奋斗,是弥足珍贵的(32)。汪悦指出,辛亥革命既推翻了帝国主义制度文化,又为“五四”新文化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文化基础和人才准备(33)。


  刘惠宇则认为,辛亥革命是爱国的中国人面对传统文化无力回应西方文化冲击而作出的变革与搏击。然而对于中西文化冲突矛盾,他们主观上不能充分认识,行动上不仅不能很好地解决这种矛盾反而受制于它。从这一点上看,辛亥革命的失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34)。何祖敏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化,往往具有形而上学性和非直接现实的实践性(35)。


  2.辛亥革命对教育的促进


  邹礼洪认为,清末民初政府在教育上采取的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36)。李华兴、张元隆认为,辛亥前后中国的教育思想出现了多元并存的局面,这就表明了新旧交替时期思想界对“独尊儒术”的传统价值观的突破,也反映了各类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革中以不同的渠道振兴教育的构想(37)。黄保信也认为: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对封建教育的批判,投身教育事业以及建立了一套新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等活动,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近代化(38)。


  周兴樑认为,教育的近代化道路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民国初年中国教育界在近代化的历程中步履蹒跚(39)。


  3.辛亥革命期间的报刊


  对于辛亥革命期间的报刊问题,史学界阐述了留学生、妇女界、华侨、资产阶级革命派、爱国的知识分子等不同阶层、团体创办的报刊的特点以及这些报刊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所起的舆论导向之功效。何扬鸣认为,浙江留日学生创办了大量的革命报刊,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启发了人民的觉悟,唤起了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40)。张显菊认为,辛亥时期海内外出版的各种妇女刊物,对团结广大被压迫、被束缚的中国妇女,对促进妇女的觉醒和奋进,对妇女争取自身的解放,投身辛亥革命斗争均起了重要作用(41)。任贵祥指出,华侨创办的报刊对于传播中华民族文化,激发华侨的民族意识,增强华侨的团结和凝聚力,尤其是唤醒和推动华侨参加或支援革命等起了重要的作用(42)。李凭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报刊与其反清武装斗争相配合,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了高潮,促进了辛亥革命的胜利(43)。马晶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爱国的知识分子所创办的报刊,从不同的侧面,以鲜明的思想和通俗的语言,向人们宣传反帝爱国的道理,同时也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4)。


  4.辛亥革命对妇女教育的推动


  妇女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既是辛亥革命推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尹美英认为,兴女学不但促进了反清革命斗争,同时在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45)。赵长征指出,辛亥革命的狂潮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契机,从而也就为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46)。李兰萍也指出,晚清女生留日既是妇女自我觉醒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女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47)。另外,一部分学者还研究了不同地区女子教育的发展状况(48)。


  四、社会史研究


  1.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


  就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及评价问题,多数学者改变了以往过多地强调会党对辛亥革命消极破坏作用的态度,认为会党对革命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其革命性远远大于消极性。饶怀民、周新国认为,辛亥时期,会党运动被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轨迹。在组建革命团体,举行反清武装起义,策动暗杀、筹饷、捐款等方面,会党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49)。彭先国也认为,会党在破坏清王朝的社会基础和打碎清王朝国家机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功绩显然大于过失(50)。


  丁孝智、张根福则认为,会党既是瓦解清统治基础的重要力量,又是危害正常社会秩序的惰性因素;既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和各省的光复创造了条件,又是加速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一支催化剂;既是联系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桥梁”,又成了阻隔两者的“栏栅”。其本身的二重性注定了它在革命中的二重作用(51)。邵雍指出,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哥老会纷起响应,为各省光复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同时该会在辛亥革命中也存有一些消极表现(52)。周育民也认为,在从事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游民帮会的一系列活动在客观上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因其本身带有无法克服的劣根性,游民帮会在辛亥举义成功之后又成为颠覆新政权的危害因素(53)。


  有些学者将研究视点集中在辛亥革命后期会党与革命党人分裂的问题上。就两者谁应负分裂之责,彭先国认为,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会党之间的分裂,其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对会党的无情抛弃。把分裂的根本原因推到会党头上,至少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54)。邵雍也认为:哥老会在辛亥革命中的是非功过和革命派会党工作的成败得失息息相关。把两者双边关系破裂的责任全部推给哥老会有失偏颇(13)。


  2.辛亥革命在移风易俗方面之功效


  赵刚印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移风易俗对国民的塑造,不仅仅是革“身”,更重要的是革“心”,使觉醒的中国人开始摆脱封建束缚对人性的压抑,而有了鲜明现代性的独立人格(55)。王守恩也认为,清末民初社会风俗的移易适应和推动了人们心理状态层面的早期现代化进程(56)。梁景时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婚姻为例,认为清末民初时婚姻习俗的变化既是维新时期婚俗观演变的继续和拓展,也是“五四”时期婚姻文化变革的基础和必要环节(57)。陈振江认为,婚姻家庭变革,在20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得到了升华,且这种升华对社会文明进步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58)。


  焦静宜则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移风易俗的变革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几经变迁,不但有很多污习陋俗以不同方式被保留下来,甚至有的变本加厉出现一种逆反现象(59)。梁景和认为,民初习俗的改造工作不仅未能持续下去,而且时间不久反倒出现复归的现象(60)。郭亚萍还认为,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因而革命所带来的婚姻变革也缺乏一定的深度和广度(61)。


  3.辛亥革命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


  徐辉琪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既伴随着颇有声势的谋求自身解放运动,又有着冲决封建网罗、破除邪说陋习的重要标志,同时又具有炽热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62)。江晓玲、李灿珍也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在辛亥革命前后形成了高潮,并且在中国近代妇女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国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始于辛亥革命,革命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辛亥革命时期,部分先进的妇女开始觉醒,并通过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言论、行动为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63)。余丽芬指出,近代女知识分子挣脱“三从四德”的封建枷锁,一改弱质裙钗之旧貌,英姿勃发地投入革命洪流,使沉沉女界熠熠生辉(64)。沈智也认为女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反封建意识,较多的群体意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革命的秘密工作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妇女解放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65)。


  李本义则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存在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指出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这个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只能为“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向前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66)。蒋美华指出,辛亥妇女群的解放心态还存在多层次性和不稳定性等总体的缺憾(67)。


  4.辛亥革命时期的宗教问题


  辛亥革命时期的宗教问题,学术界认识较为一致,即:“传教”外交是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田涛认为,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举办医疗慈善事业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想将施医散药变成他们引人入教的一种常见的布道方式(68)。何大进揭示出美国赴华传教士宗教文化活动的实质不仅是要使“异教徒”皈依上帝,而且企图将西方的政治、法律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完全移植于中国(69)。


  综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史学工作者的努力和孜孜不倦地钻研下,成果斐然。但也明显存在厚此薄彼的倾向。第一,史学界对于辛亥革命期间政治问题和人物的研究远远多于对辛亥革命年间社会、经济、文化问题的研究。第二,就辛亥革命史的每一个研究方向而言,也存在有重视程度不平衡的现象。例如政治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一些武装起义上;历史人物的研究多选择政治性的“大人物”作为研究的对象;社会问题的研究又多倾向于会党、帮会、游民、土匪等秘密社会的研究。而在人物研究中,也算不上全面,如对孙中山的研究,大量的文章集中讨论其思想。第三,就辛亥革命史有些方面如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专门性的著作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