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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告别的革命:关于辛亥革命的几个问题辨析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8年08月07日 10:24:57

  摘要:


  辛亥革命的爆发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深厚的经济社会根源。清政府没有也不可能通过改良把中国引上富强的道路,革命是历史的必然的选择。辛亥革命不仅没有延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反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


  历史虚无主义;辛亥革命;革命;改良;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梦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13&ZD005)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出现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否定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这一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些学者虽然肯定辛亥革命的道德正义性,但否认辛亥革命是当时必然的、正确的选择,从而彻底否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之相应的是,他们对晚清的改良和立宪运动寄予了深厚的同情,认为晚清的改良派与立宪派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正确方向。这些观点,涉及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流与本质的认识,有必要认真加以辨析。


  一、辛亥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吗?


  一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是完全可以避免而且应该避免的。其理由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成功都是非常偶然的,当时的中国完全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即改良的道路。这一看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任何革命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P2-3)辛亥革命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动的必然产物。


  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相继入侵,中国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渐趋解体。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廷发起“自强”运动,洋务派兴办了一批军用工业,这是中国人最早经营的近代工业,但这批军用工业带有强烈的官办色彩,属于官僚资本的最初形态。真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那时,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首先出现的是船舶修造业、缫丝业,继有火柴、造纸、印刷等业的兴起,之后又有采矿交通、纺织、冶炼等业出现。这些企业虽然规模小、资金少,但都采用雇佣劳动,产品主要用于交换,以盈利为目的,因而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中国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中国的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尽管如此,资产阶级毕竟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力量。随着它的力量的逐渐壮大,它必然会提出其政治上的要求,这就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阶级基础。


  其次,辛亥革命绝非某种偶然因素的结果,也不是某个或某些历史人物主观选择的结果。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如果不具备客观的历史需要,没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任何人都无法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把它制造出来。从世界范围看,从历史看,当政治败坏到难以维持正常统治的时候,当民众无法照常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辛亥革命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产物。


  中国的民族危机在鸦片战争后即已显现,之后日甚一日,至甲午战争已是国将不国。孙中山先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走上革命道路的。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由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对该会的缘起作了如下的说明:“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涂[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2](P19)显然,兴中会的成立是受了甲午战争及由此引发的民族危机的刺激。章程中所讲的“辱国丧师”、“剪藩压境”、“不齿于邻邦”、“被轻于异族”皆是就当时中日战争的情形而发。甲午战争失败后,列强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华兴会、光复会、中国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相继建立。


  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同时,社会危机也日渐加深。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额赔款,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人民的生活变得极度困难,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1906年,御史叶芾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动,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土匪蠢动,此灭彼兴,民不聊生,何堪搜括。加以各省水旱蝗蝻,哀鸿遍野,徐、海饥民数百万,遮蔽江、淮,困苦流离,生无所赖。”[3](P448)在清末的最后10年间,抗捐抗税、饥民暴动、罢工与罢市、秘密会社起事等各类民变风起云涌,几乎随处都有,随时都有,成为晚清社会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据统计,从1902年到1911年,各地此起彼伏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4]这些民变席卷全国各地,触及城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在范围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参与民变的社会范围大大扩大,除了贫苦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无家可归的游民外,还有中小商人、工人、士兵,一些地方士绅,乃至政府官员也都参与了民变。这表明20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危机非常严重,革命的形势已经形成,清王朝的灭亡的趋势已是无可挽回了。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2](P254)


  总之,辛亥革命的爆发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深厚的经济社会根源,是历史的必然。固然,点燃革命之火的事件或人物可能具有偶然性,但革命本身则具有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历史的偶然性,也不否认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强调,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5](P302)历史的必然性通常会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辛亥革命中固然充满了许多偶然性,但在这些偶然性的背后,有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动,有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以历史的偶然性来否定辛亥革命的必然性,是对历史的误读。


  二、清末改良的道路是行得通的吗?


  关于辛亥革命的另一种观点是: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因为清政府已经在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完全可以把中国引上现代化的道路。清廷真的可以通过改良的道路把中国引上富强的道路吗?让我们追溯一下清廷为应对变局所做的“变革”。


  清廷真正的变革是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之后出现的。自19世纪60年代起,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旗号下,积极推动清廷在外交、军事、教育各领域的变革。在之后的30多年间,洋务派创办了新式企业,开始了新式外交,开办了新式教育。凡此种种,较之以前进步是非常明显的。然而此种进步与当时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较,则仍然相形见绌。19世纪60至90年代,正是世界性改革的时代。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俄国完成了农奴制改革;美国通过南北战争完成了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德国、意大利等实现了国家统一;日本完成了维新变法。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变化仍然是小的。就像田径场上赛跑一样,中国虽然已经起步,但速度明显不如他人。中国与列强各国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进一步拉大。中国仍然落于人后,仍然不足以应付外力之侵凌。甲午一役,中国大败,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它表明,旧的制度已经腐败,中国要实现富强复兴,就必须打破旧的体制,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1898年的戊戌变法可以说是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一次尝试。变法期间,一项项改革措施接连出台。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开办实业,改革财政,奖励发明;文教方面,废八股,改试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派人出国留学,设立译书局,准许自由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军事方面,设军工厂,编练新军等。然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就被迫中止。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六君子”被杀,慈禧太后出来“训政”,她一方面废除变法期间所施行的新政,一方面恢复被康、梁废除或已改变的旧政,结果除了矿务铁路总局及大学堂得以幸免外,其他一切又都恢复了旧观。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由慈禧太后主导的“新政”又开始了。1901年1月29日,当时还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就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变法”上谕。上谕严厉批评了此前学习西法仅注意语言文字、制造器械的倾向,明确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本源,即制度。在这之后的几年间,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实施“新政”的上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变革,就是宣布“预备立宪”。1906年8月,清廷发布预备仿行宪政上谕,内称:“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险,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3](P43-44)之后,立宪运动逐步展开。1908年7月,清廷颁布资政院章程,同年8月底,清廷公布9年预备立宪大纲,决定到1917年颁布宪法,实行立宪。然而,在离清廷预定的颁宪法的时间还有6年的时候,革命爆发了。清王朝没有等到颁布宪法的那一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清廷推行“新政”的本意,原是振衰起弱,从此“富强”,外则讨好洋人,内则消弭革命,然而推行的结果,非但没能巩固其自身的统治,相反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这是因为,一方面,清廷此次新政,毕竟是一次迟到的改革。清廷在改革之前,其腐败无能的面目已暴露无遗,其没落衰败的趋势已无可挽回,改革已经于事无补。人们所希望的,是一种激烈的、要清廷“命”的“变革”。另一方面,清廷尽管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断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始终是被动的、滞后的、消极的,并且是缺乏诚意的。比如说,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立宪派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均遭拒绝。立宪是假,集权是真,立宪派领袖人物梁启超对此有深刻的观察。他说:“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已之具,借新缺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对外之不競,视前此且更甚焉。”[6](P48)结果,人们所期待的变革并没有到来,而清廷在改革问题上却不进反退。1911年5月8日,摄政王载沣颁发上谕,宣布成立内阁。内阁大臣共计13人,其中汉族4人,满族9人,满族9人中,皇族又占7人,所以实际上是“皇族内阁”。这一“皇族内阁”的成立,使清政府大失信用,原来寄望于通过立宪改良政治挽救危亡的人们也认识到,清政府所谓的“立宪”,不过是在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靠他们来挽救国家危亡,已经完全不可能,要救亡,必须另辟新径。就这样,原本主张改良的立宪派转而同情革命。可见,正是因为清廷拒绝实质性的变革,他们才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实际上是清政府自己“制造”出来的。正如梁启超所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主品也。政治不从人民之所欲恶,不能为人民捍患而开利,则人民于权利上得起而革之,且于义务上不可不起而革之。”[6](P45-46)


  总之,从洋务运动开始,中经戊戌变法,到清末的“新政”,一次次的改良,又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希望,又一次次的失望。正是因为清廷在变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迟疑和被动、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无能和懦弱、在内政方面表现出来的贪婪和残暴,都无法使国人相信它能把中国引上一条富强之路。尽管人们渴望秩序与和平,尽管很少有人愿意通过急剧的、暴力的革命方式去实现国家的变革,但残酷的现实迫使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和平改良的幻想,转而同情或支持革命。这样,随着清廷改革的深入,人们变革的要求不是得到了满足,而是变得更加强烈,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一种西方式的共和制度,革命就这样成为历史的选择。所以,那种认为清廷完全可以把中国引向宪政之路的观点完全是一种脱离历史的想象。


  三、辛亥革命延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吗?


  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辛亥革命引发了中国后来一系列的动荡,延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之相似的另一种表述是: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政府的权威,革命后又没有建立起新的权威,所以无法进行高度的社会动员,导致现代化进程中断。这种看法,同样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果我们把现代化理解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全面的进步,那么,辛亥革命不仅没有延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反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首先,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人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等,都不同程度地从不同方面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势力,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这些斗争都还没有提出较为系统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只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才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并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崇高理想,特别是明确提出要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政治理念,从而把民主主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7]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武昌起义成功后,中华民国建立了,清帝宣布退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实现了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用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民主共和在当时只具形式,但是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中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已是不可逆转。从此以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从世界范围看,这是亚洲出现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历史看,这是中国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列宁所说:“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涨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的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涨。”[8](P292)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清政府也曾为发展资本主义做过种种努力,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有专门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推出,但均未能成功,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旧的体制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旧制度,从而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革命后政府颁布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整个社会也都认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因此出现了历时近十年的现代工业发展浪潮。据统计,1912—1919年,新建厂矿600多家,到1920年,新增资本总额1.6万亿元,这8年的投资,相当于1912年以前50年间投资额的总和。现代化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明显提升,现代工业无论在数量、规模、范围还是影响上都大大超过晚清几十年的总和。学者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称之为“黄金时代”,而这个“黄金时代”的出现和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辛亥革命削弱了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9]


  第四,辛亥革命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革命往往意味着摧毁旧的权威,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变革的开始。在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年间,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旧习俗的法令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限期剪辫,禁止缠足、吸鸦片、赌博等恶习,废除“大人”、“老爷”等反映封建时代身份与地位的等级观念称呼,废除跪拜礼,给予蛋户、惰民、乞丐、家奴、优倡等所谓“贱民”一切公民权利,禁止刑讯,禁止买卖人口和贩卖“猪仔”,保护华侨,等等。这些举措看似琐碎,却处处渗透着民主共和与人权平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又随着法令的推行逐渐渗透到民间,使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整个社会也就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第五,辛亥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中国自秦至清,尽管历代风尚各有不同,制度多有损益,但总体上保持了一致性,实行的都是君主专制制度,“皇权”始终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皇帝都可以废掉,还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的呢?这就为新思想新学说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列宁在谈及辛亥革命的影响时指出:“中国不是早就被公认为是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8](P315)的确,辛亥革命后,新文化运动迅速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这一切无疑都是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第六,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10]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它从反面证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难以担当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性任务,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另一方面,辛亥革命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但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必须寻找一条新路,去完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样,辛亥革命的失败,推动先进中国人去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去完成辛亥志士未竟的事业,所以说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不容否定。


  总之,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极大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这一切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然,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它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辛亥革命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它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主张“告别革命”的人,大多持有一种理论预设,即革命与现代化是对立的,似乎革命必然会破坏现代化。这实际上是对“革命”的误解。“革命”是一个古老的中文词汇,语出《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它是儒家学说中的重要政治话语,其含义基本上是指以暴力手段造成皇权的更迭。近代中国人所讲的“革命”则是一个外来的概念,从英语revolution而来,日人译之为“革命”,最初由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接受并把它介绍到中国。英语revolution一词原意指天体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16世纪后才转生出政治含义。18世纪末以来,“革命”的含义随着政治和哲学潮流在不断演变,最终脱离过去“周而复始”的含义,衍生出一种“奇特的唯新是求的情结”。在中国,排满革命兴起之后,在西方现代思想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revolution内容并对传统革命观念进行重构。“革命”一词的本来意义如易姓和王朝更替等传统内涵消失或隐藏,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共和、整体的彻底激烈变革、进步等新的意义。[11](P217)所以,近代意义上的“革命”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不同,它被赋予了深厚的“现代性”。这就决定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革命与现代化可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主题,但两者绝不是对立的。革命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现代化,革命本身也是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革命为现代化创造前提。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正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投身革命的。他们对于旧制度和旧秩序的破坏,正是要为大规模的建设扫除障碍。邹容说:“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此千古不易之定论。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12](P665-666)孙中山也强调:“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有破坏,更不必言革命。”[13](P1192)


  最后必须指出,把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归因于辛亥革命,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是以后来的出现问题来否定之前的历史,是一种“反历史”的方法。历史研究,应该从特定历史情境出发,对历史加以“同情之理解”。以今天的观点来评判过去或以今天的成就嘲笑过去,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作者:欧阳军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