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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8年08月10日 11:09:15

  摘要:四个内部维度(即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以及一个外部维度(即外部环境)对于我们理解他人的行为是必不可少的。不确定性在其中的任一维度内均发挥着作用。作者构建了一种新的行为归因理论,认为不确定性的五个维度不仅能各自独立地给人们的认知造成不同困难,而且它们之间的互动也对人们的认知构成了更加难以应对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种认知挑战在冲突情境与合作情境中的表现是有所区别的。缺乏对这些不同的、并且能够互相影响的挑战的认识已然对国际关系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把握好这五个维度,了解人们在理解它们时易于出现的各种偏差,对于理解国家在合作或冲突情境中的行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文章的理论框架还指向一些特定的假说,而这些假说可以通过经验与实验方法加以验证。


  关键词:归因理论;不确定性;认知;国际安全;合作与冲突;


  作者简介: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邮编:200433)。


  前言


  不确定性,或者说“信息的不完全性”(incompleteinformation),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它让我们在生活中时不时得经历点儿令人哭笑不得的挫败,却又让我们的生活因这种挫败而充满了戏剧性。因此,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不确定性在包括国际政治在内的社会科学中一直占据着中心位置。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确定性并不只是一个囊括我们所有无知的术语。恰好相反,对于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来说,不确定性构成了一个永恒却又迫在眉睫的挑战——如何理解国家某一行为(或者非行为)的直接和深层诱因。政治家们通常都乐于依赖他们的直觉来揣测他国行为背后的驱动力,而国际关系学者则试图引入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来构建理解国家行为的框架。不幸的是,关于行为归因的社会心理学文献对于理解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的借鉴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归因的现有讨论存在着严重不足。1


  本文试图为国际关系领域构建一个新的归因理论,以此来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对不确定性和归因问题的探讨。2首先,强调不确定性问题有几个不同的维度,而各维度的不确定性给我们的认知带来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差异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认知这些维度时,我们的心理机制使我们容易产生一些重要的偏差,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次,强调这些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组成的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系统效应(systemeffects)无处不在。1由于我们的大脑没有被赋予系统性思维的天赋,这些系统效应给我们的认知带来更为艰巨的挑战。2更重要的是,在不同情境下,这些维度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认知挑战可能是不同的。在国际政治领域,冲突情境和合作情境中的认知挑战就有所差异。国际关系研究中鲜有涉及对这些相异且相互作用的维度以及它们单独或者相互作用所造成的挑战的评估,而这种缺位已然给既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许多的困惑。


  在深入分析之前,笔者需要做几项重要的说明。首先,本文的理论框架指向一些特定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可以通过经验与实验方法加以验证。本文是构建理论(详见表1的概括)迈出的第一步。尽管文中提供了一些来自国际关系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证据,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花絮性的论证。


  表1国际关系新的归因理论框架下载原表


  表1国际关系新的归因理论框架


  其次,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国际关系,所以笔者将群体内(in-group)和群体间(out-group)的认同作为下文讨论中的预设条件。假定在进化历程中,经历过长期“我们”和“他们”的对抗(us-versus-them)的个体,已然将固定了的对内和对外群体认同完全地加以内化。群体认同在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中尤其突显,其深刻地塑造我们对其他个体和群体的看法、态度及行为,而塑造的依据是判断那些对象是属于我们所认知的群体内部,还是群体外部。1


  再次,尽管笔者的分析暗含了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根据个体间互动来推断出群体间互动的意味,但已深刻意识到“个体间和群体间的不连续性”(interpersonalintergroupdiscontunity)的存在,2并且理解个体与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两者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3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拒绝使用单纯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研究路径来探讨群体间关系问题,而这种研究路径往往是“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流派的理论家们所拥护的。笔者引用个体间层次的研究,仅仅是因为个体间层次的某些经验能够在群体层次上得以沿用。就像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学家认识到的那样,未来的研究不应该再拘泥于个体与群体的二分法,而是应该在分析个体的决策行为时将其置于群体的背景之中加以考虑。这一点也是笔者所提倡的。4


  最后,虽然本文将关注点放在了由不确定性带来的认知挑战上,但需要明确强调的是,除了心理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政治、预算和战略因素)也会让我们的认知误入歧途,从而造成所谓的“诱发性偏见”(MotivatedBiases)。这些诱发因素,通常能够与笔者在这里讨论的心理性偏见相互作用,从而又为我们理解他国的行为增添了一层挑战。为了便于分析,这里笔者只关注那些由不确定性本身所带来的心理性挑战。


  文章余下的部分结构如下。在对理解他国行为的不确定性的五个主要维度进行描述之后,第二部分指出国际关系和社会心理学中现有的归因理论研究并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行为;第三部分着重分析由这些维度带来的普遍性挑战;第四部分强调了这些维度在不同情境中带来的不同挑战在冲突情境和合作情境中,我们对他国行为的解释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性;第五部分从心理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文献中提取了一些证据,用以说明我们在归因时常常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第六部分讨论我们无法正确认知事物所带来的后果;第七部分抽提出理论意义。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一不确定性与国际关系中归因理论的不足


  不确定性的主要维度可以分为两个更宽泛的类别:内部维度和外部维度。1内部维度包含四个维度,即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冲突关系或一场整体性冲突中的总体战争能力,或者指一个国家在局部冲突中的即时作战能力。然而在合作情境下,一个国家的能力由其所能提供的帮助(比如在军事、财政和医疗上的帮助)来衡量。决心是指实现承诺的意志,这里的承诺可以是冲突情境中发出的威胁,也可以是合作情境下愿意做出的贡献。一个行为者的意图是指实现目标的战略偏好。2在国际关系的相关讨论中,我们通常把意图分为两大类:善意的或是恶意的。一个国家如果故意威胁他国,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恶意的,反之则是善意的。3


  一个行为者的利益即是他的目标。这个目标既可以是当下的,也可以是长期的。所以,利益就是指一个行为者对于结果的偏好。4由于动机是指“促成一个人以特定方式行动的驱动力”,或是“激发行为的一种情感、愿望、生理需求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冲动”,5我们时常把一个行动者的即期利益称作他的动机,或者干脆把动机等同于利益。1在强调结构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追求的抽象目标涵盖了安全、权力、满意度(Satisfaction)和威望(Prestige)等。2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国家不仅追求诸如领土、财政收入、表决权(一般在国际组织中)之类的有形目标,而且还力图实现那些无形且难以捉摸的目的,比如荣誉、威望、声誉以及可信度。


  我们通常为国家行为的外部维度贴上“外部环境”或是“战略环境”的标签。在这样的标签下,我们把国家边界以外的因素笼统地归结在一起,而这些因素可能囊括了一个国家的地缘环境、其在区域内或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同盟国的有无与强弱、敌对国的强弱等。整个国际体系的特性(即各种不同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和国际政治演变的主流趋势(如全球化)亦构成了国家运转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关键维度。


  了解他国行为背后的能力、利益(动机)、意图、决心以及外部环境,是一个归因和认知的过程。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家们已经热衷于将社会心理学中对归因和认知问题的研究成果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对归因和认知理论的首次引入由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在其最负盛名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中加以完成。3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社会心理学中归因研究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诞生了该领域中最著名的一批著作和标签,例如“基本归因误差”(FundamentalAttributionError,简称FAE)。4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归因理论的引入都建立在这些早期著作的基础上。然而,正如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早期的归因理论著作存在着严重的概念性错误与操作性问题。1实际上,就如贝特伦•马勒(BertramF.Malle)所敏锐指出的,许多现有的主流归因研究文献甚至没有提及那些解释行为的挑战本身。2它们把归因(即把行为当做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结果来解释)和解释社会结果混为一谈,尽管这两个任务除了一些表面的相似点之外其实有本质的区别。3更糟糕的是,即便它们提到了归因,也往往把归因看成是一项用(内部的/属性的)特性或者(外部的/情境的)因素来解释行为的任务。


  在近期的研究中,马勒和他的同事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归因理论。4马勒的新理论首次把行为划分为两大类:故意行为(Intentional)和非故意行为(Unintentional)。对于非故意行为(比如说本能行为),我们的解释是直截了当的:我们仅仅声明导致行为的原因(Cause),并不去做更深入的探究。对于故意行为,我们的归因可以被归纳为两个模式:“原由解释”(ReasonExplanation)和“带因果历史的原由”(CausalHistoryofReason)。前者可以被理解为表层归因,我们仅仅陈述他人行为的代理原因(ProxyReason);后者是更为复杂、或者说是更为深层的归因,我们对导致一个人行为的原因做进一步回溯,并且把个人经历和文化因素都纳入到解释中去。5


  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关注那些故意行为。这是因为与时常受本能影响的个体不同,国家并不会遵循本能来行动。此外,我们大多同时采用表层与深层归因来解释他国行为。因此,社会心理学中归因理论的最新进展或许为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了更多前景。不过,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即使有这些最新进展,6社会心理学中的现有归因研究至少存在着两大关键的不足。


  第一,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用两种互有重叠的二分法来区分导致他人行为的可能原因,即“属性原因”(dispositional)和“情境原因”(situational)、内部(或者个人)原因和外部原因。1尽管许多人把内部原因等同于属性原因,外部原因等同于情境原因,2但这两种二分法并不完全重叠。例如,一个国家也许有一个脆弱的政体,这是内部原因。然而严格来说,这种情况是情境的而不是属性的。实际上,尽管爱德华•琼斯(EdwardE.Jones)和基思•戴维斯(KeithE.Davis)3把意图(实际上他们指的是动机/利益和意图)看成是属性的,但这在大多数情形下并不正确,因为众所周知行为者的动机/利益和意图可能会变化。因此,不是所有的内部原因都是属性原因。


  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属于外部原因,但在领土国家时代,该环境更接近于属性原因。因此,尽管大多数外部原因不是属性原因,但并非所有的外部原因都是情境原因。所以,即便只是作为启发式(heuristic)的工具,属性/情境这种二分法在行为归因上的运用从本质上来说也是无效的。而相对的,内部/外部二分法则应当被更多地使用。4毕竟,在严格意义上几乎不存在完全属于属性的原因——绝大多数原因都是情境的。


  此外,即使采用了内部/外部的二分法,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研究也只为理解国际政治提供了有限的帮助。这是因为内部/外部二分法对于理解行为者的行为来说太过粗糙。实际上,社会心理学家经常把动机(目标/利益)和意图均视为意图,5而把行为者的能力、决心和外部限制统归为“促成因素”。6然而,作为国际关系学者,即使我们不得不把许多维度简单地囊括在“外部/战略环境”(External/StrategicEnvironment)的标签下(当然这种做法并不令人满意),我们也必须把“内部原因”划分为四个维度,因为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对于理解他人战略行为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同样也是比较根本的一点,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研究极少涉及群体动态(GroupDynamics)。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体主义作为一种范式已经在社会心理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1因此,尽管“极小群体范式”(MinimalGroupParadigm)明确认为群体动态具有非常强健的作用,2但大部分归因理论家都趋向于忽视群体动态对归因的影响,就连那些最新的研究也不例外。3


  然而,国际关系中的归因几乎是永恒地被笼罩在群体动态的魔咒之下。实际上,社会心理学自身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通常在极小群体(MinimalGroup)存在的情况下,4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归因的相互作用会加剧归因误差或偏见并使其更为固化而难以被矫正,由此产生了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F.Pettigrew)所谓的“终极归因误差”(TheUltimateAttributionError)。5在现实世界的国际政治中,族群中心主义(表现为种族中心和群体认同)常常与归因携手而来。6因此,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拒绝纯粹的个体主义研究路径,转而按照群体动态(主要是族群中心主义)来理解国际关系中的归因是势在必行的。1正如即将在下文中明确揭示的那样,族群中心主义普遍而深远地影响着我们对于他人行为的归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不考虑族群中心主义就无法把握归因问题。


  因此,仅仅利用现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远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之复杂性。国际关系学者应当超越社会心理学对归因的认识,本文正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对国际关系研究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有所贡献。


  二对人们认知的普遍性挑战


  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给人们的认知带来了众多的挑战。这些挑战可以被理解为分属于三个层次。前两个层次是普遍性的,而第三个层次则是情境性的。这一部分讨论的是普遍性挑战,情境性挑战将在后文中予以介绍。


  (一)普遍性挑战:单维度的挑战


  在不确定性的四个内部维度中,能力维度可能是最容易观察的。两个互有关联的原因导致了这一点。第一,尽管错误估计别人能力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能力更容易被观测到。第二,相对于利益以及意图来说,能力的变化是缓慢的。行动者需要时间来建立和累积起自己的能力,而其意图与利益却可能在一夕之间就发生改变。这一事实给了他国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一个行动者变化的能力。


  一般说来,对于他国决心的不确定性只有当我们已经和其他行为者处于冲突或者合作的情境中时才会变得重要:除非我们想和他们合作或者是反对他们,我们通常不会去考虑别人的决心。决心对我们的认知造成的困难比能力更多,但比意图和利益要少。由于决心通常是能力的一个函数(函数中还要加上利益、意图和外部环境),决心不像利益和意图那样容易改变。不过,正如理查德•勒博(RichardNedLebow)2所强调的,由于其他一些心理因素的影响(比如由他人行为引发的愤怒和憎恨),决心比能力要容易改变。


  一个恶意国家(MalignantState)不会真正在意他国的意图。然而对于一个善意国家(BenignState)而言,自其致力于制定一个针对他国的完善的安全战略开始,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就会带来麻烦。善意的国家如果错误地把一个恶意国家当做善意国家,那么就有被恶意国家利用的风险。相反,如果善意国家把另一个善意国家误认为恶意国家,将可能使两国间的安全困境进一步恶化,最终以不必要的军备竞赛和冲突收场。1更为关键的是,解读他人的意图比评估他人的决心更困难:它需要耐心地传递保证信号并解读他人对这一保证姿态的回应。2此外,意图能够比能力和决心改变得更快。鉴于此,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造成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意图的不确定性会在国际关系领域处于中心位置。3


  他国的利益也许是第二容易被觉察到的,因为大多数国家认为他国生死攸关与核心的利益(比如说领土完整)是不证自明的。然而,我们对他国利益的评价(尤其是那些核心利益之外的部分)面临严重的双重标准问题。4大部分是由于我们的族群中心主义,我们趋向于合法化、甚至美化自己的利益和自己对利益的追求,同时非法化他国的利益和他国对利益的追求。因而,我们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合法的、克制的和适度的,却把他国的利益看成是非法的、野心的和贪婪的。我们同样认为自身利益之于自身,相比他国利益之于他国来得更为关键、甚至更为生死攸关。由此,我们把自己对利益的追求看成是文明的、以维持现状为导向的、正义的、思虑周详的、与人为善的,而把他国对利益的追求看成是不文明的、修正主义的、非正义的,贪婪成性的和具有侵略性的。


  除此之外,我们通常把我们的荣誉、威望、声誉和权力看成是合法利益,却很少把他人的荣誉、威望、声誉和权力看做是合法的。更有甚者,我们倾向于收回我们的沉没成本(SunkCost,例如流出的血汗、赌上的声誉、倾注的荣耀),而任何微小的收获都会被当做是需要守卫的所有品。1然而,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却极少把他国的沉没成本以及新的收获看作需要防卫的新利益。简言之,政治家们的族群中心主义偏见使他们强烈缺乏移情能力(Empathy)。2


  总的来说,在理解他国的利益时,我们的思维是严重的“双重标准”的。这种双重标准在冲突情境与合作情境中均适用,但在前者中表现得更强烈。3


  外部环境则相当之复杂。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即使是仅仅评估我们自身的外部环境就已经是个足以令人怯步的挑战,更不用说去评估他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了。更糟糕的是,由于倾向于以省力模式(Effort-SavingMode)来运行,4我们的大脑习惯用过于简单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


  (二)普遍性挑战:系统和动态效应


  不确定性的五个维度的运作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静态的。它们持续地互动并形成一个动态的系统:不同维度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并且能够彼此相互改变。


  能力的变化通常会改变对利益的界定:能力越大,利益的界定就越具扩张性,或者说更为野心勃勃,能力越小则相反。换句话说,如杰维斯5早先所言,我们倾向于把我们处理不了的事情放到一边,而老是想着那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或者说我们自认为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这一长期被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观念至少道出了部分真相。


  目标或利益的变化时常导致战略偏好的改变,用马基雅维利(NiccolòdiBernardodeiMachiavelli)的话来说,就是“目的是手段的理由”(EndsJustifyMeans)。更具有扩张性的目标,通常需要更为无畏且更具侵略性的战略。而意图的变化也会推动能力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表现在总体军事实力上,还体现为军事能力的性质。恶意要求更多的进攻性能力,而善意则相反。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一直将进攻性军事能力优先于防御性军事能力发展,然而英国和法国的做法或多或少与此相反。1


  意图和决心同样也能够相互作用:一个国家偏好于什么样的战略取决于它为某些目标奋斗的意愿有多大。2同样,决心是目标、能力、外部环境以及意图的函数。在希特勒政权相对虚弱的时期(1936年前后),希特勒在莱茵兰地区再军事化期间就已经准备好,一旦英国和法国立场坚定就立刻放弃。然而,1938年后,希特勒变得更难以被威慑(吓阻),不惜冒更大的风险去实现他的魔鬼计划,因为希特勒确信他将获胜,并且不断膨胀的野心驱使他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变得更加坚定不移。与此同时,所有四个内部维度都能够单独或共同地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当一个国家得到盟国支持时,其利益(或者是目标)界定可能会有所扩大,反之亦然。相类似的,一个国家的(真实或是想象的)能力和由其激发的在危机中的决心将会被真实或想象中的盟国的支持所支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对峙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威廉二世(KaiserWilliamII)的空白支票很显然使奥匈帝国变得更加无所顾忌(也更为野心勃勃)。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北方斗争到底的决心如果没有苏联和中国的支持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当战略机会(比如权力真空)被认为有利时,一个原本善意的国家很可能被引诱进行扩张(即机会主义扩张),由此变成一个恶意国家。3如果扩张成功,该国能力将得到增强,而其不断壮大的能力也将反过来推动其利益界定的扩大,并继而增强其扩张的决心。


  由我们和他国之间的相对权力分配所部分构成的外部环境,不仅是我们和他国行为的基础,也是国家归因努力的基础。因此,当他国弱于我们时,我们会认为他们其实并没有合作的意图,他们之所以合作只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善意的;当他国的力量等于或者强于我们时,我们则认为他们没什么兴趣与我们合作,因为他们是恶意的或者至少决意要压榨我们。


  同时,一个国家的能力和意图能改变它的外部环境。一个带有恶意而强大的国家的最后结局是招来更多的敌人,而(或者)唯一的盟友只有那种为了寻得利益或保护的随强者。1一个善意却弱小的国家则很有可能会得到更多同情它的盟友。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多能力适中、意图也并不那么明确的国家,它们的能力和意图同样也会对外部环境产生一定的塑造作用。


  系统效应的另一个方面其实更难以应付:能力(作为国家实力的一部分)是国家利益或目标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几乎每个政治家都将权力当做一个(即期)目标,并且每个人都相信其他人也会这么做。同时,正如上文所言,尽管我们把自己的沉没成本和新得利益看成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我们并不会把他国的沉没成本和新得利益看成是他们的既得利益。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忽视权力和利益之间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影响。


  由于这五个维度之间能够彼此相互作用并进而构成了一个系统,它们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系统效应并不能单纯地通过把它们相加来评估,而是必须以系统的方法来测量。2不幸的是,由于常常以“省力模式”来运转,我们的大脑更倾向于以非系统性的方式去思考。对系统性思考的厌恶感并不只是标准社会心理学研究在“启发法”(Heuristics)或者是“图式思维”(SchematicThinking)标题下所捕捉的那些东西。3不确定性的五个维度所产生的系统效应以及我们对于系统性思考的厌恶,对人们的认知造成的挑战远远比我们认为的要大。


  三人们的认知所面临的不对称的情境挑战:冲突情境与合作情境的比较


  国际关系领域对归因的理解大部分还停留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由社会心理学家所推广的“基本归因误差”的范畴下。“基本归因误差”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倾向于将更多的属性特征(DispositionalProperties)投射(Project)到他人的行为中,即便他人的行为是由属性和情境因素所共同驱使的。尽管琼斯和戴维斯4在重构弗里茨•海德(FritzHeider)5所提命题时认为感知者的归因很大部分受到感知者所在环境的影响,但是这一关键的洞见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1社会心理学家们确实强调了一个行为对行动者和行动的感知者而言是否称心如意构成了感知者归因的一个关键情境环境。2然而,他们始终忽略了另一个关键维度: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所关注的行为是否称心这一点之外,还有关键的一点是塑造我们对于他人行为的理解,即行动的感知者和行动者是处于(潜在的)冲突性关系或情境中,还是处于合作性关系或情境中。


  在此描绘的新理论再次强调我们自身所处环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于他人行为背后存在的各类外部限制的相对影响权重的解读。更重要的是,它强调对于国际关系和我们的社会生活而言,我们最关注的就是情境是冲突性的还是合作性的。正确判断我们所属的情境对于我们成功地生存和繁衍是至关重要的。


  在群体层次,我们最为关心的是我们群体的生存。这种对群体生存的关切使我们的大脑更容易感知更多危险而非安全,人们的认知在冲突情境与合作情境中的不同运作方式因而也体现出了这一点(见表1中的总结)。换言之,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在合作情境和冲突环境中所造成的挑战是明显不对称的。3


  对于他人的目标和意图,人们的认知从冲突情境到合作情境大体上是一致的。如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倾向于否定、忽略、贬损和非法化他国的利益,而对我们自身利益的态度却恰恰相反。


  同时,对于意图,不管情境如何,我们都倾向于高估他国的恶意而低估他国的善意。在个体间与群体间的层次上,最直接的证据表明这种不对称性来自于小孩和成人的“敌意/险恶归因偏见”(Hostile/SinisterAttributionBias):我们一般趋向于把他者的那些会对我们造成妨碍、且由此不令我们称心的行为归因为带有敌意或险恶意图,纵使这些行为完全是无意的或者至少是没有明确意图的。1


  在群体间层次上,“敌意/险恶归因偏见”经常以“反应性贬值”(ReactiveDevaluation)的形式呈现。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倾向于对他人的让步提议进行反应性贬值。当对方提出了妥协和让步,老练的谈判者一贯贬低这些妥协让步,判定这些还不够充分,并且认为这多半是受情境因素(特别是谈判者自身的强硬态度)驱动而不是对手希望妥协或有意合作。2当一个实际由以色列人提出的和平提案以巴勒斯坦提案的名义来呈现给以色列犹太人和亲以色列美国人时,这个提案会被认为是不利的(即“这个提案会更偏向巴勒斯坦人”);当同一个提案作为以色列人的提案被呈现给以色列犹太人和亲以色列美国人时,它会被认为是有利和“不偏不倚的”。3最后,从现实生活中的国际政治案例来看,在对抗性的国家间关系中,决策者通常把称心的结果(比如妥协)归因于他们自身的努力而把不如意的结果归因于他人的恶意。杰维斯4和德博拉•拉森(DeborahW.Larson)5在他们的研究中充分地展示了这样的证据。


  在冲突情境中,当他国的能力大体同我们的一样或是高于我们时,我们倾向于高估他国施加伤害的能力。因此,尽管(事后看来)英国和法国在1938年以前与希特勒交战要比一年后再来敷衍了事地打一仗好得多,6它们仍高估了希特勒德国的军事能力。11814年拿破仑战败以后,主要的欧洲势力始终高估了法国的力量,尽管在那时候法兰西已经开始了长时间的相对衰落,而普鲁士的阴云却渐渐笼罩在欧洲大陆上空。2


  当然,也存在一些例外。有两个原因可能导致我们低估他国的能力,进而低估其决心。在某些案例中,双方之间能力太过悬殊以至于优势方很容易就变得过于自信。比如说朝鲜战争中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MacArthur)、越南战争中的美国以及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这些案例都是一种对他国能力(进而决心)的目中无人式的低估。在另一些例子里,那些低估对手能力(进而决心)者是一些“突变体”(Mutants):他们的自负(和野心)驱使他们低估别人的能力并且确信他们将取得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换句话说,许多误判都是由偏见所导致的。3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以及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就属于第二类的案例。正如杰弗里•布莱恩(GeoffreyBlaine)4在很久以前就指出的,不管出于哪种原因,领导者对于对手能力(进而决心)的低估常常导致了战争。当然,这两种原因并不互相排斥,当它们同时存在时,它们能彼此增强。


  相对的,我们倾向于低估他国在合作中提供帮助的能力(和决心),这一点与我们和他国之间的相对权力分配无关。在两个盟国之间,双方都倾向于怀疑另一方是否能够做出那么多贡献,并且担心那些困难较多且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将由自己来完成。当双方能力相差不大时这一偏见尤其严重:每一方都担心另一方想“搭便车”。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他国决心的不确定性通常只有当我们和他国已处于冲突或者合作情境中时才显得重要。与在冲突情境中感知他国能力的逻辑相类似,当对手的能力与我们基本一样或大于我们时,我们通常不会在冲突中低估对手的决心,即使另一方在上次冲突中做出过让步。5所以,尽管苏联在两个超级大国间发生的大多数危机中都做出过让步,冷战期间的美国却从来没低估过苏联在僵持中坚守立场的决心。1


  相对的,当对手的能力大大低于我们自身时,我们很有可能会低估对方的决心。麦克阿瑟低估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心,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同他那装备精良的军队作战的可能。相似的,以色列排除了埃及会在1973年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因为它坚信埃及只会在能够攻击到以色列机场的情形下发起攻势。2正如勒博和贾尼斯•斯坦(JaniceGrossStein)3慧眼所识,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些信奉理性威慑理论的(粗糙)逻辑的领导者会倾向于低估对方发起挑战的决心。


  寻求合作时,对他方决心(即兑现其合作承诺的决意)的不确定性会在真正达成合作的协议之前起作用。而就如詹姆斯•费伦(JamesD.Fearon)4所言,这种对他方遵守契约承诺之决心的怀疑是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障碍。在联盟内部,每一方都担忧在对手的压力或引诱下另一方会抛弃联盟,5尽管在现实的世界政治中,以强制方式楔入联盟的战略是极少成功的,甚至就连选择性调和(SelectiveAccommodation)类的楔入战略也面临着重重困难。6


  如果已经处于一定程度的冲突关系中,我们在感知到潜在的不友好或敌意信号时会倾向于轻视他方做出该项举动时所处环境的重要性。换言之,当他国的行为不令我们称心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弱化他们面临的外部约束,即认为他们的不善举动都缘于他们天性本恶。更重要的是,我们几乎从不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正是我们自己导致了他们的多疑,因而他们现在只是在对我们先前的不友好举动做出回应。对这种可能性的忽视正是国家通常难以解开螺旋上升的安全困境这种恶性动态的重要原因。1


  相反,当感知来自其他国家的潜在的友好信号时,我们倾向于夸大导致其做出该种举动的外部约束。另一方做出让步是因为在既定的外部环境中他别无选择。换言之,当他国行为令我们满意时,我们倾向于强调他国所面临的外部约束。而如果我们能够将这种外部约束归因于我们自身的压力,情况就更是如此了——他们的行为符合我们的心意是因为我们迫使他们这么做——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在冷战阶段至少部分地受这种动态所推动。尽管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存在,赫鲁晓夫可能真的希望与美国及其盟友“和平共存”。2但是,美国的核心决策者并不准备相信。


  实际上,上文中提到的这些偏见和误差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在解释他方行为时我们常常陷入其中,哪怕拥有足够的后见之明也依然如此。当他国行为合我们之意时,我们会将导致行为的主要原因归因于我们自己(作为外部原因),而几乎没有给予那些导致对方行为的内生动力以肯定。当他国行为不合心意时(同样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我们就会将主要原因归因于他方的恶意和精明算计(作为内部原因)。因此,毕胜戈(RichardBitzinger)3和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Wohlforth)4都坚持认为戈尔巴乔夫只是迫于压力才屈服于西方的,他自身观念的成分在其决定的形成中不起主要作用。5


  在评估他国的威胁和保证信号的可信度时,冲突情境和合作情境之间的差别会变得尤其明显。根据关于冲突中(特别是威慑和强制中)有成本信号传递的研究成果,一个国家威慑的可信度是关于一国(军事)能力、利益、决心和情境约束的函数(所有变量均为国内观察者感知到的情况)。1更形式化的表达为,一国在其对手思维中的威胁可信度CT可由以下等式来决定:


  根据关于寻求合作的有成本信号传递的研究成果,一个合作行为,即一个战略示善姿态(ReassuranceGesture)2的可信度是一个关于其成本、风险(即在姿态没有得到相应回报时将产生的潜在损失)、潜在收益(比如说,不论另一方是否正面回应都将节省下的资源加上另一方正面回应时获得的其他好处)以及信号发送者面临的情境约束(即情境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驱动着保证信号的传递),同样所有变量均为接收者感知到的情况。更为形式化的表达为,保证信号的可信度CA可由以下等式来决定:


  从这两个结构截然不同的等式来看,很显然我们倾向于高估他国威胁信号的可信度(因为分子中的各项是相乘的),除非在构成其威胁信号的各部分(即能力、利益和决心)中至少有一个值变得极端小。相对的,我们倾向于低估他国保证信号的可信度(因为分子中的各项是相加或者相减的)。在实践中,我们低估他国保证信号的可信度的倾向更为严重,因为我们倾向于低估另一方可能承受的成本和风险而夸大其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相对的,我们高估他国威胁信号可信度的倾向也更为严重,因为我们总是将另一方威胁信号背后的情境约束最小化。


  合作情境下归因与冲突情境下归因之间产生这种对比的支撑基础是“为生存而恐惧”的心理。这一心理产生了诸多的偏差,其中的部分已经被贴上了诸如“敌意归因误差”(HostileAttributionError)、“险恶归因偏差”(SinisterAttributionBias)或“迫害认知”(ParanoidCognition)之类的标签。1这一系列的动态强化并维系了我们对潜在危险的警觉,并且保护我们不会轻易陷入松懈。在为了(个人或群体)生存的世界里,“有备无患,未雨绸缪”是一句至理名言。2


  需要牢记的一个关键点是,在心理动态为冲突与合作增加了一类内生动态的同时,冲突和合作也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知觉。正如冷战所生动诠释的那样,3随着对抗的延长,对抗双方都越来越认为对方是不可救药的侵略成性,并且从根本上认定对方的目标是非法的,意图是恶意的,从而渐渐回到只关注能力和决心的更为简单的认知方式(即心理简化)。4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双方变得对彼此的目标和意图毫无兴趣,眼中只剩下能力和决心。只有当冲突性情境结束之后(虽然依然伴随着一些挥之不去的仇恨),国家才会缓慢地开始意识到彼此都并非天生侵略成性,继而再次对彼此的目标和意图产生兴趣。


  四人们通常无法正确认知事物的证据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将提供一些表明我们通常无法正确认知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的证据。当然,这绝不是说笔者能正确认知所有事物,并且能将所有错误认知加以矫正。首先,提供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文献中的证据,说明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未能正确认知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其次,提供一些来自现实世界政治的证据,这些证据目前大部分来源于二手文献资料。


  (一)无法正确认知挑战:国际关系研究文献中的证据


  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自我中心主义地)相信其对事物的认知比政策制定者更为正确,然而事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国际关系学者们会犯的错误可以归为三大类,与上文所述的多维度造成的认知挑战的三个层次基本一致。


  1.将各维度混为一谈或以不一致的方式来使用这些维度


  国际关系学者最明显的错误或许在于他们在许多讨论中未能将五个维度区分开来,并且没有以一致的方式来使用这些维度。1


  例如,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L.Schewller)2认为动机与意图可以互换,并指出“‘意图’这一概念通常指行为体的计划与目标”。3同样,即使亚瑟•内维尔•张伯伦(ArthurNevilleChamberlain)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确实对希特勒的野心没什么把握,但安德鲁•巴罗斯(AndrewBarros)和塔尔博特•伊姆莱(TalbotC.Imlay)4等人却断言张伯伦对希特勒的“意图”茫然无知。这些学者们混淆了意图与目标(或者说野心)。


  最近,笔者在尝试整理归纳不确定性的各种概念时,发现布赖恩•拉斯本(BrianC.Rathbun)正确地指出,不确定性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言意味着“国家对互动者的意图、利益与权力信息的缺乏”。5然而,在讨论国际关系中理性选择路径的不确定性研究时,6拉斯本同他之前的保罗•麦克唐纳(PaulK.Macdonald)一样,没能够认识到理性选择路径最感兴趣的是能力和决心的不确定性,同时它将意图固定为恶意,进而将意图的不确定性边缘化,甚至在假定中予以排除。7这一点在费伦的作品中是再明显不过的了。8


  另一些学者尽管区分了意图与动机,却并未以一致的方式来使用这两个概念。例如埃文•蒙哥马利(EvanBradenMontgomery)声称要使用“动机”与“偏好”来表示国家对目标的偏好,而用“意图”来表示国家对战略的偏好。1然而,蒙哥马利对于这些概念的利用并非总是前后一致的。他时常论及“一国可以显示其善意动机的首要方法”和“一个善意国家试图证明其动机”、“显示其善意动机”、“对他国动机的不确定并且恐惧他国会利用所有让步来牟利”以及“显示他们动机”等。2在所有类似的情形中,动机均应该被“意图”所替代。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L.Glaser)在抱怨杰维斯3对螺旋模型和威慑模型的阐释仅仅关注了国家的意图而相对忽视了国家的扩张动机,他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对国家的意图与动机予以同等的关注。4格拉泽由此引入了一个他自称更为精致的从两个维度区分国家动机的方法。通过结合这两个动机维度,即“贪婪的”与“非贪婪的”(GreedyVersusNotGreedy)、“永远安全的”与“不安全的”(Always-SecureVersusInsecure),格拉泽声称国家可以被分为四种类型,因而他的理论增强了螺旋模型与威慑模型的解释力,并为国家军事战略归纳出了更为精细的对策。格拉泽的“永远安全的”与“不安全的”二分法显然是无效的,因为根据他自己所信奉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所有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都是不安全的。更糟糕的是,格拉泽提出的框架中的第一维度取决于一国是否对不以安全为目标的扩张感兴趣——感兴趣的是贪婪的国家,反之则不是。由此,贪婪与非贪婪的二元论并非关乎动机(这里可被理解为目标),而是本质上再次提领了意图维度,因而不过是增加了两个新的标签,没有带来什么实质的益处。


  此外,格拉泽总是将“善意的”与“恶意的”置于动机与目标之前。5然而,根据他所信奉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对目标的偏好是由国际政治的无政府属性所决定的。6换句话说,结构现实主义假定国家的目标偏好是固定的,所有的国家将安全视为最低限度的需求。7由于权力仍然是安全的重要支柱,并且权力与安全相互作用,追求权力与追求安全之间不可能存在明显的界限。1所以,追求权力不必然意味着恶意,追求安全也不必然意味着善意。因此,对于结构现实主义而言,国家的动机或目标在规范意义上是中性的,只有意图或者对战略的偏好可以被视为恶意或善意。因而,只有放在意图前的形容词才能够被用来区分和标示国家所属的两种基本类型,即恶意国家与善意国家。鉴于存在上述缺陷,格拉泽给安全困境和螺旋模型的扩展带来的是更多的困惑,而不是更精细的解释力。2


  2.非系统与非动态的理解


  由于不确定性的五个维度组成了一个动态系统,我们需要一种系统的、动态的路径来理解它们。3不幸的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通常以非系统与非动态的路径来理解不确定性。这种非系统与非动态的路径是无用且易于误导的,其大大削弱了五个维度变化所拥有的解释力。


  针对不确定性的非系统性思维的一种表现是单独拿出一个或两个维度作为自变量并忽视了其他维度。安妮•萨托利(AnneSartori)推论,在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发生之前中国大陆攻打台湾之誓言的无法兑现(即“中国的虚张声势”)使中国“威胁”干预朝鲜战争的可信度被大幅削弱。就因为这个缘故,美国主要的决策者们不会认为中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威胁”是可信的。4萨托利由此排除了多数美国决策者因低估中国的作战能力而不把中国的“威胁”放在心上的可能性。然而,即使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虚张声势在一定程度上诱使美国忽略了中国的警告,但一个可能更为合理的解释是美国决策者对中国作战能力的低估是导致其不认真对待中国“威胁”的更为关键的原因。5毕竟,“只有当有足够的权力支撑并且为清晰的目标服务时,威胁才是可信的”。6


  不确定性的非动态研究路径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我们通常倾向于认为一旦我们为某一国家贴上了某种特定类型的标签,那么标签就不应该被摘下,不论之后发生了什么。因此,格拉泽坚持认为一个机会扩张主义国家(即一个至少在某段时间内是恶意的国家)只要其扩张是受安全所驱动就仍然是一个追求安全的国家(或者更精确地说,一个善意国家)。1然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在无政府状态中所有国家都追求安全。因循着同样的逻辑,许多学者都试图将某种情境认定为安全困境并假定这种情境将持续存在。但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情境却能够从安全困境转变为螺旋,再从螺旋转变回安全困境。所以,这些学者就倾向于追问冲突是否是由安全困境所导致的,而不是去追问冲突是否已经从安全困境转变为了螺旋,并进而转变为战争。2在以上这两种情形中,一国(或一种情境)在不同类型间来回转变的可能性都遭到了忽视。许多理论学者似乎忘记了标签仅仅是一种启发式工具,它们并非一旦贴上就永无揭下之日,因为五个维度本身是都可变的。这也就是说,国家的类型(或身份)是可能发生变化的,这一观点在建构主义流行的很久以前3便被人所提及。4因为假定一国的标签是一成不变的,一些现实主义的理论家把国家行为的现实主义理论变成了静态的理论。这完全是多此一举。


  非系统和非动态思维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也包括政治家)的一个最突出的后果是我们倾向于强调意图只可能从善意迅速变为恶意,却不会从恶意迅速变为善意。5换句话说,我们很容易相信他国从善意变为恶意,可是当该国的意图已经从恶意转变为善意时,我们却十分抗拒于改变对该国的印象。然而,从逻辑上看,如果一个国家能迅速地从善意转变为恶意(比如说由于领导人的变化),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一个国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和速度从恶意转变为善意。冷战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例证说明领导人的变化可以有效地改变一国的性质,比如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同斯大林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就大不相同。6冷战后,我们确定地认为在布什和新保守主义掌权后美国已经成为了恶意的国家,而如今,奥巴马已经使美国重回善意国家的阵营。


  3.未能把握冲突与合作情境所带来的不同挑战


  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未能认识到,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在我们与他国身处情境不同(如冲突、合作或模棱两可)时对我们的认知造成的挑战可能也是不同的。实际上,许多既有研究都明示或暗示了不确定性的不同维度在各种情境中没什么区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道格拉斯•吉布勒(DouglasGibler)假定“违反防御条约与违反互不侵犯或中立条约将产生同样的不诚实的声誉”。1然而,违反互不侵犯条约或中立条约比违反防御条约要糟糕得多,后者不过是传达出合作伙伴的迟疑不决,但前者则意味着(所谓的)伙伴或朋友实际上是恶意国家。事实上,吉布勒接下来就写道:“违反中立条约或互不侵犯条约相比忽视防御条约往往制造了对条约的更为露骨的亵渎,因为这类违反常常由一国攻击其盟友所引起。”不过,他之后仍然在各种论述中坚持将它们视为相同的。


  相似的,格雷戈里•米勒(GregoryMiller)2致力于研究商业联盟(作为合作的一种形式)中以责任为荣的决心所带来的声誉,以此来挑战戴维•默瑟(DavidMercer)关于由决心所带来的声誉也许在冲突中并不显得那么重要的论点。3很明显,米勒相信,对合作(例如商业联盟)中声誉的领悟可以直接移植到(国际)冲突中的声誉上。


  (二)误判事实:来自现实世界的证据


  从事后来看,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政治家们在理解他国行为时经常会出错。鉴于众多学者已广泛而深入地就此项议题进行了研究,4笔者在这里只是强调一些关键的方面,特别是突出冲突情境中知觉与合作情境中知觉的比较。


  政治家们总是高估他国的恶意,特别是在冲突的情境中。这种情况发生之普遍使杰克•利维(JackLevy)断言这些对恶意的高估构成了“错误知觉最为普遍的形式”。5冷战期间,美国政策的决策者们(如乔治•凯南、保罗•尼采、哈里•杜鲁门等)强烈相信苏联真的热衷于毁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因而认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也是一样)是苏联设计的一场对美国决心的测试,是一场由共产主义而非民族主义驱动的战争。1在另一边,苏联领导人同样夸大了美国摧毁苏联的险恶用心,2所以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冷战史的大部分都是由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以及与促成合作之良机痛失交臂所构成的悲哀故事。3


  在试图理解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这一举动背后的深意时,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Eden)将纳赛尔视为另一个希特勒式的独裁者,而不是一位需要打动国内与区域内的广泛听众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纳赛尔的这一印象的固化使艾登不可能去考虑对纳赛尔让步的可能性。4


  在双方能力大致相等的情况下,政治家们同样倾向于高估对手的能力和决心。在1936-1938年的关键时期,英国和法国本可以对纳粹德国发动一场防御性战争,但两国始终高估了德国的力量与决心。5结果是,在希特勒最为脆弱和迟疑不决的时候,英法两国却拒绝与之针锋相对。6


  冷战的早期为我们呈现了另一个经典案例。在对1957-1961年期间的“导弹鸿沟”(MissileGap)传奇进行考察时,乔纳森•罗逊(JonathanRenshon)指出,美国领导人始终高估苏联的能力,“将他们的对手(想象成)比实际更强大、更具有进攻性、也更危险的敌人”。7


  保罗•尼采(PaulH.Nitze)在起草NSC-68文件时,同样高估了苏联日益增长的绝对能力而将美国的能力视为稳定不变的。他因此也高估了苏联的相对能力,而实际上即使将早年苏联制造原子弹和中国革命的成功计算在内,对美苏间相对实力的更为乐观的评价仍应成立。两个超级大国同样高估了彼此挑战另一方的决心,并且同时害怕在让步或妥协后会失去关于自己决心的声誉。1


  由于族群中心主义(或者更为确切地说,缺乏移情能力),政治家们通常认为,一国对其他国家的恐惧是合情合理的,但其他国家对该国的恐惧则是不合情理的。因此,迪安•艾奇逊(DeanAcheson)认为苏联没有恐惧北约的理由,而美国及其盟国却有理由恐惧苏联。同样,当美军朝鸭绿江推进时,中国应该没什么好怕的,而美国对苏联的扩张主义的恐惧则是理所应当的。2类似的,约翰•肯尼迪(JohnF.Kennedy)认为猪湾入侵事件不过是一场颠覆诡计,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NikitaSergeyevichKhrushchev)在古巴部署导弹却是具有挑衅与侵略性质的行为,而赫鲁晓夫对于这些情境的解读则恰恰相反。3


  与上述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家们倾向于低估盟友们为集体福利做出贡献的能力、利益以及决心。因此,自从尼克松访问中国而未知会日本(即“尼克松冲击”)之后,日本就一直怀有被美国“遗弃”的恐惧。许多日本政治家开始怀疑美国对美日联盟做出的承诺,并害怕在时机成熟之后美国会为了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而抛弃日本。4联盟政治的整个被抛弃之恐惧的动态都能反映出低估盟友贡献联盟的能力、利益和决心这一机理的影响。5


  此外,处于正在发展的合作关系之中的双方几乎总是倾向于相信另一方选择合作是不得不为之,并且多半是由于我们不懈地施压所致。6因此,当印度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走向和解时,双方都相信另一方选择合作本质上是迫于外部的压力。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压力是1989年后的外交孤立状态;对于印度而言,则是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双方都弱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1962年中印两国边境冲突之后,两个国家内部都持续地存在着对两国和解的呼吁。7同理,美国的主要决策者都曾经很不乐意承认苏联之所以选择与西方合作,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确实与以往大不相同。8


  冷战初期的那几年(1945-1950年)很好地佐证了以决心和能力为基础的计划系统逐渐形成的过程。从乔治•凯南主导的NCS-20/4文件到保罗•尼采主导的NSC-68文件,1美国对苏联的知觉越来越集中于能力与决心维度,将苏联的利益固化为不可救药的野心勃勃,2而将苏联的意图固化为不可救药的侵略成性。外部约束力同样被视而不见,在美国人眼里,“克里姆林宫能够选择任何可以利用的有效手段来执行它的基本设计”。3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思考则如同美国的一个镜像。4


  五误判事实的后果


  由于我们对不确定性维度的误判的整体政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本文将重点聚焦于误判事实在理论上会产生的后果。笔者的研究表明,无法正确认知不确定性维度已然给我们对国际关系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的理解制造了可怕的陷阱。有时,我们的讨论已经彻底失去了连贯性和一致性。


  (一)区别在于“概率性”与“可能性”?


  区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或者其他非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构想是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G.Brooks)的“概率性与可能性之分”(ProbabilityversusPossibility)。5根据布鲁克斯的观点,进攻性现实主义(或者更精确地说,在布鲁克斯的作品里是指结构现实主义)是一个由“可能性”(Possibility)驱动的理论,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则是由“概率性”(Probability)驱动的理论。不幸的是,布鲁克斯在讨论“概率性”和“可能性”问题时没有明确区分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因而他没有认识到,在估计另一国家的能力、利益、决心和外部环境方面,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是一个“概率性”的理论。只有在估计意图时,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一个“可能性”理论。6由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既是“可能性”的也是“概率性”的,而非仅仅是“可能性”的。7


  沿袭布鲁克斯的构想,杰弗里•托利弗(JefferyW.Taliaferro)1赞扬戴尔•卡普兰(DaleCopeland)2解决了评估他人行为时的“概率性/可能性之分”问题(由此整合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并将卡普兰的理论归入防御性现实主义。托利弗对卡普兰的推崇和他对进攻性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区别的误解同样也是因为没有把握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


  虽然卡普兰3开始时将他国现在和未来意图的不确定性视为其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驱动因子,并且似乎同意将意图的不确定性置于其理论的中心位置,但他最后的总结却是:一个国家是否会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既取决于其感知到的相对衰落之性质(如衰落的速度、深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也取决于在特定的系统权力分配(即“极性”)条件下这场预防性战争是否会取得胜利。国家对预防性战争的算计成为了纯粹的成本-利益计算(虽然要更为复杂一些),其中涉及了能力、决心、利益和外部约束,而对意图的不确定性则在任何时候都未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尽管卡普兰的预防性战争理论是由“概率性”所驱动的,但其却是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这是因为是否将他者的意图假定为最恶是划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其他所有非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真正的界线:进攻性现实主义是,而所有非进攻性现实主义都不是。4如此一来,托利弗对卡普兰解决评估他人行为时的“概率性与可能性之分”问题的赞美是有名无实的,并且他对进攻性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区别的理解是具有误导性的。5


  (二)意图的妄想与结构进攻性现实主义


  意图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应该被置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位置。6然而一些国际关系学者也许在这方面走过了头——他们过于强调了意图的不确定性而边缘化了其他维度。更关键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对于意图的理解是固定而静态的,而且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既然国家能够迅速从善意转变为恶意,那么也能够以同样的速度从恶意转变为善意。而在他们看来,既然意图能从善意转变为恶意却无法再转变回来,那么将他国意图假定为最恶就不失为一种更好的做法。结果就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成了他们选择的路径。对他者未来(恶意)意图的过分强调以及继而所做出的假定意图最恶是逻辑或理性之选择的断言,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J.Mearsheimer)1和卡普兰2所拥护的结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一个默而不宣却无法绕开的基石性假定——其正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第六元素”。并且,正是这种对他人意图的最恶假定,而不是其他诸如如何划分所得和传递善意信号之类的原因,使得进攻性现实主义否定了在无政府状态下除面临共同威胁时组成临时联盟之外还存在合作的可能性。3


  然而,这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础是有问题的,它没有认识到,意图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发生变化(从善意变为恶意或者相反)。意图的变化多半与一国的领导层、能力及目标的变化有关。这就为其他行为者提供了评估对方意图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即使一国的意图从善意转变为恶意,也只有当其(进攻性)军事能力发生实质性变化之后其才能够造成真正的威胁。尽管希特勒也许很久以前就是个有谋杀倾向的精神病患者,但大致到1936-1938年左右希特勒德国才成为一个严重的威胁。4这一延迟给了其他国家机会来观察对方的行为(包括其军事能力和姿态)、评估其意图并进而据此设计针对该国的政策。5当这些方法成为可能时,将他国意图假定为最恶(并且固定对他国意图的印象)就不会永远是最好的下注手段。最关键的是,从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到将他国意图假定为最恶之间存在一个逻辑跳跃。为了给进攻性现实主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们需要为他们的理论寻找一个更好的锚点。


  (三)从不完全信息到承诺问题


  主要由我们无法正确认知不同维度造成的另一个后果的一个典型示例是以“不完全信息”为基础的战争模型。1这些模型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假定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战争或冲突将不会发生。然而,显然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当一国发现另一国从本质上是无可救药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比如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时,该国必将选择进攻,因为投降不在其选择范围内。在族际政治中,冲突爆发是因为一方或双方都是恶意的,并且另一方或双方都对此心知肚明,而不是因为双方不确定彼此的意图。因此,完全信息不但未必能阻止战争,而且关于一方之恶意的完全信息实际上可能引发一场战争。2同样的,当一方或双方能够确定对方坚持立场的决心时,战争也可能爆发。因为这些缺陷,基于不完全信息的战争博弈模型“对某些持续冲突的解释是很无力的,并且其对一些案例历史的解读也相当之匪夷所思”。3毫无疑问,只有当我们将不确定性的多种维度拆解开时,我们才能把“完全信息能消除战争”这个普遍存在于各种关于战争的“不完全信息”研究中的古怪结论去除掉。


  另一个颇具影响力但对各个维度的理解存在问题的构想是由费伦(Fearon)首创的“承诺问题”。4莫妮卡•托夫特(MonicaToft)对“时间线”(TimeHorizon)的强调具有同样的潜在含义:所有五个维度都会变化是“时间线”成为一个问题的唯一原因。5


  “承诺问题”的概念不仅没有让问题清晰化,而且让问题更加混乱。6第一,通过假定动机(根据费伦的解释,“承诺问题”指的是目标,贪婪或征服的欲望)不会变化,7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被假定掉了——无论其表述是“承诺问题”还是动机的不确定性。当动机被假定为是固定的而意图被假定为不存在(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被永恒的“承诺问题”所取代)时,费伦一度曾试图引入的安全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消失了,因为形成安全困境最主要依赖的一个条件正是国家的意图可能会向最糟糕的方向转变。1


  第二,费伦注意到,导致承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即使合作性的交易已经达成,行为体仍然有欺骗或背叛的动机。正是这一承诺问题使得国家之间难以达成妥协,纵然战争的代价是如此高昂。然而,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交易已经达成后,国家还是会改变其想法(即选择欺骗)并偏向于采取一个完全不同(即对抗性)的战略。而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第三,正如埃里克•加兹克(ErikGartzke)2指出的,当用费伦的逻辑来推导一个逻辑结果时,将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承诺问题是永恒的,那么战争就不应该被停止。所以我们应当持续进行战争或为战争而准备,直到我们至少建立起一个区域性帝国为止。同时,因为承诺问题是永恒的,所以得到安全的最好的途径便是在任何有利的时机下发起预防性战争。然而,即使在非洲国家之间也很少发动改变彼此边界的战争。费伦因此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很多根据他的逻辑承诺问题应该是最为严重的领土争端案例中,许多妥协仍然能够达成并为当事国所遵守。另外,国家还有其他选择,它们可以简单地冻结搁置纠纷,使争议退回原处。


  第四,通过假定国家(或领导人)是风险规避(Risk-Averse)或风险中性(Risk-Neutral)的,3费伦假定排除了一个战争的准充分原因(或者说为什么一些国家不会坚持他们的谈判立场),即有些国家是风险接受(Risk-Receptive)型的。当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统治着一个国家,并且如果该国正好已经获得了一些重要能力,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将会引发战争。虽然像希特勒这样的极端案例十分罕见,但风险接受型的领导人未必如费伦所期待的那么稀有。正如勒博所言,当领导人面对可能丧失尊严与威望的情形时,他们会变得相当能接受风险。4


  罗伯特•鲍威尔(RobertPowell)试图进一步探索承诺问题的根源。5他声称,费伦对战争的三种“理性主义”解释最终被解构归入承诺问题中,战争因而仅仅是一个承诺问题。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事实上,他的解释(再次)混合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在费伦的讨论中,我们还隐约可以发现动机、意图、决心和能力几个因素,而到了鲍威尔的理论中,就只剩下“承诺问题”的标签了。鲍威尔把战争只当成一个承诺问题的做法从国家的战略计算中掩盖了、甚至是完全删除了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1虽然过分强调意图会扭曲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但无视意图的情况更为糟糕——它让我们对现实国际政治中不确定性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视而不见。


  从根本上看,将战争视为承诺问题并不会增加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其仅仅是将不确定性问题重新贴上了一个并不十分有趣的标签。最后,通过边缘化、甚至删除意图的不确定性,正式或非正式的理性选择模型最终采取了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异常相似的立场。对于这些理论或模型而言,只有当战争毫无益处,才应该避免战争。2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这一立场所依靠的基础是十分脆弱的。更糟糕的是,经验事实全然不支持这一论调。1945年后国家间实现了大量的合作,但无论是出于意图的不确定性还是承诺问题的考虑,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理性选择理论家们都只能或暗或明地宣称:在世界政治中,只有极少的妥协可以达成。


  (四)不朽的慕尼黑,还是被误解的慕尼黑?


  在慕尼黑的悲剧中,内维尔•张伯伦与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Daladier)在希特勒要求合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之前做出了让步。这让慕尼黑永远与“绥靖政策”这一声名狼藉的术语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转而使慕尼黑成为了国际关系领域中最为强大、最多援引并进而被最多滥用的意象之一。可以说,慕尼黑这一隐喻已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决策者。3对于许多人来说,慕尼黑的象征意义是一位野心家可以轻而易举地隐藏其真实的(恶意)意图,因此竞争性的政策总是比合作更为可取。4此外,由于合作姿态(即示善信号)只会让对手变本加厉,(通过妥协而达成的)合作总是危险的。因此,竞争永远是一种更为可取的政策。


  区分不确定性五个维度将对有关慕尼黑的一些错误理解做出新的阐明和澄清。从本质上说,慕尼黑事件存在三种可能的理解方式,而只有其中的一种支持恶意容易被隐藏这一观点。另外两种理解实则指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第一种理解认为,慕尼黑悲剧的产生是由于张伯伦没有意识到希特勒的恶意。第二种理解认为,尽管张伯伦意识到了希特勒的恶意,但他无法确认希特勒的野心与决心实际上有多大。这一理解并不支持恶意容易隐藏这一观点。其重点讨论的是张伯伦对希特勒扩张的范围和决心的不确定,而非希特勒的扩张意图。将这一理解与第一种解释等同就犯了将意图与决心或利益混为一谈的错误。第三种理解则认为,导致慕尼黑悲剧的原因并非是张伯伦不确定希特勒的恶意或是虽然他认识到了恶意但不确定希特勒的贪婪程度,而是英国和法国缺乏相应的军事能力进而缺乏在慕尼黑抵抗希特勒的决心。1同样,这一理解也不支持恶意容易被隐藏这一论点。


  近期的经验研究已经很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早至1934年,晚至1936年,当希特勒将莱茵兰地区再军事化后,大多数法国与英国的决策者,包括最为关键的张伯伦本人,就已经得出了德国对欧洲的和平造成了严重威胁这个结论。尽管莱恩(ChristopherLayne)2、利普曼(NorrinM.Ripsman)与列维3、巴罗斯(AndrewBarros)与伊姆莱4对导致英国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的确切原因意见相左,但他们都同意一点,至早在1933年,至迟到1936年,英国和法国都已经意识到了希特勒所带来的一目了然且迫在眉睫的危险。5到了慕尼黑事件发生的时候,即使仍然很不确定希特勒的野心究竟有多大,英法两国的领导人对希特勒的侵略性与(发动战争的)决心的不确定已然为零。无论以何种方式衡量,对希特勒意图的不确定都不是导致慕尼黑悲剧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虽然可能有很多原因使英法两国没能坚定地去对抗希特勒,但没有意识到希特勒的恶意以及他带来的威胁肯定不在这些原因之中。尽管希特勒认识到了隐藏其真实意图的价值,但他从未像戴维•埃德尔斯坦(DavidM.Edelstein)所认为的那样擅长做这件事。6事实上,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A.Kissinger)早先所指出的,当面对一个类似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这样的革命性政权时,常见的错误并非是对意图的误判,而是低估其野心(即利益)与发动战争的决心。1


  因此,许多人将慕尼黑悲剧理解为表明恶意不易察觉的现实案例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慕尼黑神话的影响。其所造成的一个关键后果隐藏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假定之中——因为意图本身难以被估测,所以对于国家而言更好的做法是将他国的意图假定为最恶,并将所有的妥协都视为“绥靖”。2慕尼黑神话因此有力地阻止了国家通过保证来寻求合作,即使合作与竞争一样是自助(Self-Help)的一种重要手段。3


  六理论意义:打倒结构(现实主义)的正统地位


  对于国家的动机或目标,从修昔底德(Thucydides)到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的古典现实主义者给了(作为个人集合的)国家很大的选择自由,从安全、权力、统治到名望与虚荣都是可以选择的对象。4然而,在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N.Waltz)的结构主义革命后,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和他们的批评者都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即国家追求生存是一个最基本的假定,而权力是一种追求生存的手段进而其本身也可以作为通向安全的间歇目标。5此外,对于多数后华尔兹时代的现实主义者而言,目标(或动机)与意图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动机受结构驱动(即被无政府状态支配),而意图的驱动力则来自单元层次。1因此,虽然每个国家都在寻求更多的权力与安全,但不同的国家追求这两个目标的战略是不同的(即是恶意或善意的)。


  这种由华尔兹启迪的正统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启发了对国家行为与结构性结果的理论化。2然而,套用麦克唐纳的话,这一正统只是“有用的虚构”(usefulfiction),3而非“奇迹制造者”(miraclemaker)。4因为正统仅仅是“有用的小说”,其最终会弱化并误导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所以应该被坚定地予以拒绝。


  尽管很多人相信是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对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但无政府状态与对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之间并没有内在联系。对他人意图的不确定无所不在,即便是在等级制国家内的日常生活也如此。


  更为关键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国家想要的不仅仅是抽象的安全与权力,而是切实的物质的和象征性的事物,比如特定的领土、可度量的货币收益、明确的投票份额、面子、威望、荣誉等,并且后一类的情况更为多见。因此,在现实世界中,将安全与权力的抽象概念作为目标对于把握国家真实动机的帮助是很有限的。政治家们(其他人也是一样)希望知道其他国家想要的是这样或那样的确切的东西,而非“安全”或“权力”这样的抽象事物。坚守国家追求权力或安全的主张削弱了国家利益天生拥有的对国家行为的解释力,而这种解释力已经体现在马基雅维利的至理名言中(即“目的是手段的理由”)。很显然,不同的目标通常需要不同的能力、意图和决心。


  为了理解真实的国家行为,我们必须探究国家的特定利益诉求。显然,如果我们仅仅坚持国家追求安全与权力这一个观点,便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朝鲜与越南北方都如此致力于实现民族的统一。我们必须承认,金日成与胡志明都是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民族主义者,而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兴起也预示着由他们二人所领导的国家将会被狂热民族主义强有力地驱动起来。从反事实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的精英们将这两场战争建构为民族统一的战争,他们定然远远不会觉得自己必须要介入其中。


  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国家行为(这也是新古典现实主义所宣称的目标),就不能仍然只听从这种结构正统。1事实上,国际关系学者的主要任务是把动机(或利益、目标)作为国家行为的主要驱动力来进行解释,而不是通过假定国家追求权力与安全来将这一问题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没有对驱动国家的有形目标的一定了解,便无从充分理解国家的行为。格拉泽2、施韦勒3等现实主义者开始试图将所有的动机纳入相关的描述之中。他们起了个好头,但做得不够。沃尔福思认为国家安全存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4这一根本性的洞见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哥本哈根学派与社会建构主义共同纳入我们的分析和描述中。国家利益并非是由结构赋予的,而是由精英(以及公众,不过相比之下作用远不如前者)通过叙述中的话语行为建构出来的。5在此过程中,文化因素需要纳入到描述和分析之中,因为社会心理学家们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文化因素确实影响着社会认知,包括归因。6在此意义上,哥本哈根学派与社会心理学对于结构现实主义(以及结构建构主义)来说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挑战,还是一种必要的救济,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国家利益的渠道。


  同时,国际关系领域的心理学研究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于将心理学和大的研究议题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建构主义对身份与身份变化的强调显然是一块试验田。然而,多年以来,众多的建构主义研究文献同样过于结构化,并且一同忽视了所有的心理因素。如果说主要采用物质主义路径的现实主义或许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得起忽视人类社会中观念变化的现实过程及观念的变革的力量的代价,建构主义却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其所宣扬的正是观念的变革之力。因此,(没有心理学的)结构建构主义是自相矛盾的。我们需要建立起连结宏观社会(物质的与观念的)变化与心理变化的桥梁。另外,从安全化(或去安全化)、社会习得、建构到群体认同、哥本哈根学派、社会建构主义与社会心理学所强调的所有的过程影响国家目标界定与战略选择的关键途径都是国内政治。因此,要充分理解他国的行为,建构主义同样必须开始认真进行对国内政治的研究。


  结构正统是一种作用很有限的工具,其为国际政治描绘了一幅不完整、甚至扭曲的图景。它“辉煌了”30年,现在是我们同它彻底决裂的时刻了。


  结论:超越国际关系的归因


  不确定性的研究理应在国际关系以及其他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核心位置。在国际关系中,在对不确定性的既有探讨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由社会心理学的认知研究(尤其是其中的归因理论)所支撑的。然而,尽管近期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研究在理解现实世界政治方面是不令人满意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并未区分上文所提及的五个维度,也没有涉及五个维度间的动态互动。而且,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情形往往在实验中受到控制,其通常远远比现实政治中的情况更为简单。这样的结果就是,国际关系中对不确定性的现有研究往往是未作区分的、非系统性的以及静态的。


  本文中,笔者提出了一种针对国际关系的新的归因理论,而这种归因理论也能够从几个方面对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学归因研究做出贡献。首先,其对行为的各种动因做出了更为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其次,通过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我们的归因受控于群体动态的影响,这一理论还指出了一种将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结合起来的归因研究路径。再次,这一理论要求使用更为系统与动态的方法来研究归因,并将个人与集体的历史、身份以及话语引入到相关讨论中。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家从不吝于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不幸的是,社会心理学与政治科学或社会学之间的对话常常是单向的:社会心理学家几乎只在彼此间汲取灵感。然而,通过向政治科学家与社会学家学习并与之合作,社会心理学家们可以收获许多的东西,因为前者对个体(从关键决策者到选民)在重要的现实生活情境中如何思考与行动知之甚多。因此,我们也需要心理学家从国际关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科学与社会学研究文献中吸纳和借鉴。毕竟,如果只拿大学二年级学生做实验,社会心理学不可能获得自身的发展与成熟。


  为了在社会心理学与政治科学或社会学之间形成双向对话,我们同样需要国际关系理论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去建构能够同时被实证和实验所论证的心理学理论。只有这样,国际关系理论家才能在理论上对社会心理学做出贡献。本文在此方向上迈出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