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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的文献思考

作者:第一论文网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26日 21:04:51

本文选自《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2期,版权归作者和原期刊所有。

 【作者简介】李云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发展观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目标、步骤、动力等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也是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主线。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挫折,都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息息相关。建国以来,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时期,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也要靠发展。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演变,揭示我国发展的特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发展目标由单一物质层面的工业化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不断拓展,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内涵理解的不断深化。建国以后,新中国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包围,要想尽快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巩固新生的政权,关键是实现自我发展。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在建国初期,限于革命与建设转变时期的思维方式和前苏联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把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1953年,我党提出了“一化三改”为核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工业化提到日程上来。随着实践的推进,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现代化是个系统工程,如果农业、国防等其他领域仍然很落后,工业化也就不可能实现。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首次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公布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2]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提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仍处于单一的物质层面,但突破了工业化等于现代化的认识局限,内容更完善了,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内涵的认识更深刻了。“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提出,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但在之后的很长时间,由于我党一直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导致这些发展目标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
  在实践上把现代化作为我国发展目标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启的。邓小平果断地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展开,党的十二大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概括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对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党的十三大则进一步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概括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航向。在此目标的指引下,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加之传统的习惯思维的惯性,使我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经济建设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社会等其他领域发展的滞后,严重制约了经济的更好发展。要解决现实中这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转变原来的发展观念。
  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3]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的理解已不再过多地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将目光逐步转向社会领域和其他领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世纪,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某些领域长期积累的矛盾逐渐凸显,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更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4]的奋斗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社会发展问题时,必须认真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人们对发展目标的认识转变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推进,把对发展内涵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2.发展战略步骤由“两步走”“三步走”再到“新三步走”的不断细化,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巨性的认识日益理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物质基础十分薄弱、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在确立了发展目标之后,要把现代化的理想变为现实,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战略步骤发展生产力。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了“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5]分步骤、分阶段实施战略目标的战略步骤,尽管这一设想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但基本点是正确的。遗憾的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毛泽东的思想很快就出现了反复。在苏联“赶超”战略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种赶超型发展战略,严重地脱离了我国国情,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受了巨大挫折。在其指导下,自然也不可能采取符合实际的战略步骤完成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挫折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有了比较理性的认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宣布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家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6]同时把它作为在20世纪内的奋斗目标。1975年,周恩来重申了这一目标。“两步走”的战略部署,把现代化的理想和现实联系起来,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应该指出的是,当时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相当薄弱,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完成这个发展目标无疑是脱离我国实际情况的,这说明这一战略部署带有探索性和不成熟性。
所以,在1979年10月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上邓小平说:“我们开了大口,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7]即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或“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初步提出“两步走”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构想。这一设想被作为战略目标写进了党的十二大报告。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根据十年多经济发展的良好趋势,又制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第三步走的战略部署。1987年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他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这一战略。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紧密结合我国的国情,把小康水平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阶段性目标,循序渐进而又量力而行,体现了阶段性与整体性的统一。
  由于邓小平的第三步战略步骤长达五十年的时间,江泽民在领导第二步走和第三步走战略的具体步骤上以及实现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上又有许多新的创新和发展。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上,面临即将实现翻两番和基本实现小康的目标,对“三步走”的最后一步战略做了充实、丰富和细化,提出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的“三个步骤”,即“新三步”。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以本世纪头二十年为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发展战略步骤的具体化和细化,使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更具有可操作性。
  3.发展动力从“矛盾动力观”“改革动力观”“创新动力观”升华到“和谐动力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潮流把握的与时俱进。社会发展动力是指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国家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和方法也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经历了从“矛盾动力观”“改革动力观”“创新动力观”到“和谐动力观”的升华。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社会发展动力上,毛泽东强调矛盾的作用。毛泽东首次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8],并指出“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9]。这无疑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但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以抓政治、抓阶级斗争为动力,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忽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实际上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由于错误理论的指导,我国的建设和发展遭受到严重挫折。
  20世纪70年代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如何把握和利用历史提供的机遇加速自身的发展,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邓小平在对建国以来社会发展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了我国基本矛盾的性质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紧紧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为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和途径。邓小平认为,在现阶段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在我国突出表现为旧的体制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他提出把改革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通过改革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部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观”,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观”,在实践中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对旧体制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调整,生产力获得了很大的解放。而此时,国际上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科技的力量获得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何更快地发展?在此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分析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特征,提出了“创新动力观”,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0]新时期的社会发展以创新为动力,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同时着手。一方面通过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种体制的创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构成生产力系统各种要素的创造性变革以及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新世纪我国进入发展的关键期和矛盾的凸显期,我国社会发展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整个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或者出现倒退。基于社会矛盾表现形式的这些特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和谐发展。社会系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各子系统。“和谐动力观”就是有效地整合社会主义社会动力诸要素的关系,使每个系统中的各部分、各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最终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合力。“和谐动力观”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4.发展重心由以“物”为本的客体到“以人为本”的主体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价值取向的超越。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体的人为出发点,将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发展的目的是要在财富增加的同时切实地维护、实现人的根本利益。建国以后,由于我国物资的短缺和供给的不足,尽快地增加社会财富的供应量,就成为客观的必然选择。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尽管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由于对于发展的内涵、战略步骤、动力等问题都缺乏科学的认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曾经偏离了现代化建设的轨道,甚至一度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才真正实现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在其后的二三十年里,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心更多关注的是“物”的方面而不是人本身。在很长一段时间,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简单地理解为单一的经济增长,片面强调GDP的增长,甚至以牺牲其他方面的发展达到经济的发展,在某些地方和领域存在着重物质成果、轻人的价值的倾向。在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我国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生态代价。为此,必须改变把人作为工具和手段的发展理念,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
  2001 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所说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也包括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11]。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奠定了“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基调。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并把它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2],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3]。从更多地关注物质财富增长到“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转变,是对以往一切“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的扬弃,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自我超越。2010年10月,十七届五中全会我党又对新阶段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诠释:“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4]这更体现了我党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标志着我党关于发展思想的重大发展。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与我国国情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观。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每一代领导集体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发展观的演进,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由探索到发展、再到升华,对发展理论的认识日益完善,表明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实践中解决了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难题,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本文系北京市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项目《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号为:mkszyzgh10-2)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江泽民:《在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会见上海代表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6年3月7日。
  [4][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5][8][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6、373、3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
  [13]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
  [1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新华每日电讯》2010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