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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向度视角下的中国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类型划分

作者:第一论文网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26日 21:11:14

中国是世界农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拥有非常悠久的农耕历史。祖先为我们留下了类型浩繁、内容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核心部分之一,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的固有基因和重要源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十种主要类型① 之一,其种类形制异常丰富。为了更好地对其保护、研究和利用,正所谓纲举目张,十分有必要确立起一套标准来进行类型划分。

一、对已有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分类研究述评

农业文化遗产为各个历史时期与人类农事活动密切相关的重要物质(tangible) 与非物质(intangible) 遗存的综合体系[1]。一般来讲,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是指在古代农业和近代农业时期发明,在现代农业中缓慢或停止改进和发展的农业工具和农业机械装置。农业工具是对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工具的总称,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的历史是从农具作用于农事活动开始的。中国传统农业工具是指历史上由中国人民发明创制并承袭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其产生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文所关注的农业工具以传统农业时期种植业使用的农业工具为主,同时也包括部分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且尚未与农业产生明显剥离的其他副业生产工具。关于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类型划分,学界进行了若干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笔者简要总结如下。

李明等[2]以其对江苏省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为例,将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划分为稻作农具、渔具、养蚕养蜂工具、运输工具以及其他等五个类别,并列举出了洪泽湖渔具、太湖稻作农具和苏州养蚕工具等三种典型代表,这是一个颇具地域性特色的分类标准,不能从普遍意义上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简单理解,但对开展本论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丁晓蕾等[3]在研究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保护利用问题时,按照其功能和使用范围,将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归纳为17类,分别是:整地工具,播种工具,中耕工具,积肥、施肥工具,收获工具,加工储藏工具,灌溉工具,运输工具,养蚕工具,养蜂工具,渔具,修剪整枝工具,木器加工工具,棉花加工工具,畜禽喂养工具,生产保护工具以及其他,并将相应类型的农具名称列于其后。这个分类标准固然相对详尽,且更具一般性意义,然而却稍嫌繁琐。此外,其仍有一些值得推敲商榷之处。第一,将养蚕、养蜂、畜禽喂养工具单独列出就不尽合理,或许因为蚕和蜂不属于畜禽类,并且又是很重要的农业昆虫,若是如此,则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处理,完全可以将这三类工具合并为一类,统称为饲养工具,而养蚕、养蜂、畜禽喂养等工具作为其子类存在。第二,木器加工明显属于手工业的范畴,不能因为看到很多农具是由木器加工而成的就将其归入农业之内。故而笔者认为, 将木器加工工具(斧、锯、锛、凿、#) 列入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是不合适的。第三,在明确列出加工储藏工具的前提下,仍将棉花加工工具作为一个类别,似不甚妥当,倘若认为棉花加工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农产品加工的话,那么油料、茶叶、豆类、奶类、薯类等的加工就不重要,笔者认为肯定不是这样,棉花加工工具应该归并到加工工具类别里面去,没有必要单独作为一个大类。第四, “修剪整枝工具”归入加工工具可能更为合适,这类工具比较少(文中仅列出7种),单独列出似有牵强之感。第五,关于“加工储藏工具” 一项,笔者认为将加工与储藏归并在一起并不是非常合理,因为就农业生产的内在逻辑来讲,储藏应该是收获之后、加工之前所要进行的工序,单其与收获的关系更为紧密,收获(翻晒亦可视为收获过程的一个阶段)之后就要开始贮藏,鉴于贮藏的农具种类和数量不算太多,似乎与收获工具合并较为妥当,统称为“收获与贮藏工具”。第六,在所划分的这17个大类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中,未能包括狩猎类工具,中国有悠久的狩猎历史,也有很多靠游牧打猎为生的部落、民族,所以将其笼统归入“其他”也显得不太合适。因此,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将狩猎工具与捕鱼工具归并,统称为渔猎工具。

徐旺生等[4]在叙述农具发展史的同时对农业工具做了简单的分类,描写了中国传统农具的一个大致演进过程,但分类的系统性稍嫌欠缺,不够明确。

其实,此前已有不少学者以古代农具为对象开展了开拓性的研究,其中涉及到传统农具的类型划分,然而,彼时尚未有“农业文化遗产” 之概念提出,只是就各自的认识做了分类,没有上升到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层面上进行探讨,不够全面系统。民国时期,顾复在其为新学制高级农业学校编写的教科书《农具学》[5]中,对当时社会上普遍使用的各种农业生产工具做了归纳概括。尽管那时的中国已经引入大量西洋农具,华洋杂糅,但该著作中仍使用大量篇幅介绍了传统农具,并作了对比分析。他在各论部分将当时的农具分为整地用具、种植用具、管理用具、收获用具等四个大的类别。其中,整理类中又划分为耕锄用器(锄头类、铁耙类、铲类、犁类、搅土器),耙平用器(手耙、畜力耙平器),镇压用器等;种植类中分为五个子类,分别是:成形用器、种子肥料预措用器、播种用器(撒播器、条播器、点播器),栽植用器,施肥用器;管理类工具包括中耕除草用器(旱田用中耕除草器、水田用中耕除草器),灌溉排水用器,病虫害防除用器;收获类用具可以分为收获用器(刈割器、采掘器),调制用器(脱粒器、脱稃器、精选器、干燥器、精白器、制粉器、轧棉器),运搬用器等三个子类。这种分类标准有比较鲜明的民国特色,在《改良农器法》[6]中对农器的称呼与之大体相似,只是分得比较分散,层次感不如前者强,如耕田器、碎土器、耖耙器、镇压器、种植器、处理器、收获器、调制器、运搬器等。诚然,类似的划分标准有其合理之处,但它们具有的时代性,并不适用于目前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分类。20世纪60年代,刘仙洲[7]将农具视为农业机械,并按照晚近对于农业机械的分类法,把传统农具划分为七个大类,即:整地机械、播种机械、中耕除草机械、灌溉机械、收获及脱粒机械、加工机械、农村交通运输机械,其下未再细分,而是按照专题的形式对具有代表性的器具进行了介绍。显然,这个分类标准主要是针对狭义的农业即种植业来讲的,不适用于我们所要讨论的所谓“大农业”。

20世纪80年代,犁播[8]按照社会形态的演进顺序或者历史发展的阶段为线索,对中国古农具进行了归纳总结,即: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农业(原始时期、夏商、西周春秋) 生产工具,封建社会(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 农业生产工具。作者对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农具按照其功能进行了阐述,详略得当。例如,秦汉时期介绍了六类农具,即:整地、播种、中耕、灌溉、收获、脱粒加工等农业生产工具;隋唐五代时期有三类:垦耕、灌溉、加工等农具;宋辽金元时期有六类:耕耘、播种、中耕锄草、灌溉、收获、加工等农具;明清时期则重点推介了四种农具,即改进犁、灌溉、竹藤、收获加工等工具。可以看出,该分类标准亦主要是面向农作物种植而言的。但是,它却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分类的思路,即以时间发展为经线,而以农业工具的功能为纬线,编织起一个分类矩阵,这一点很重要。

雷于新等[9]对中国农业博物馆所藏的1100多件中国传统农具作了系统整理,并将其分为11类编排介绍,其类别包括耕整地工具(犁,牛轭、耕盘,镐、锄、镢、锨, 耙、耱、耖等四类),施肥工具,播种工具(点播、移栽,条播、水稻移栽、盛种、覆土镇压等五种),中耕工具、排灌工具(戽斗、辘轳、牛转翻车、拔车、水转翻车、手唧筒等六类),收获工具(收割,脱粒,堆垛、翻晒,筛选簸扬等四种),运输工具(背类,绳、筐类,车船类),加工工具(谷物食品加工,砻、磨、碾、簸箕,油料加工,薯类加工,茶叶加工,奶类加工,纺织、编织等十个小类),饲养工具、劳动保护工具(笠、蓑衣、背篷、臂篝、薅马、苗推等六种),渔猎工具(捕鱼、狩猎等两类)等。这种分类方式只是出于展览其现有藏品的目的,并未仔细对传统农业工具进行详尽规范的类型划分,尤其是其子类的划分,标准不一。虽可供借鉴,但仍存在改进、细化之余地。周昕[10]以通史的视角系统研究了中国传统农具的发展历程,其中对历史时期各种各类的农业工具进行了分类和探析,堪称研究中国农具历史的巨著,对本文的写作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但是,由于其著作之通史的性质,并且他认为随着“学科分类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准确,于是有了独立的林业史、牧业史、渔业史、纺织史学科和独立的农副产品加工学科。这些学科都脱离了传统农具的范畴而单立‘门户’。……不再将如上学科的内容收入本书”。于是,他的分类标准仍然局限于种植业所用的农具范围里。然而,周先生也非常明确的承认: “按照传统的习惯,中国的农业是大农业的概念,即农、林、牧、副、渔全都包括在大农业的范畴之内,因而中国的传统农具所包括的范围也是相当广阔的。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可以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农、林、牧、副、渔所用的各种工具,都包括在农具的范畴之内。”[11]由是,我们于此探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必然是指其广义的涵义。

由此可见,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类型的划分学界是见仁见智,并未取得共识。这就需要寻找一种或几种更为合理和规范的分类标准,进而有助于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更进一步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更加合理的划分呢?接下来将尝试给出初步方案。

二、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类型进行划分

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类型进行更合理的划分,笔者认为需要秉持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参照现代农学学科,依据农业工具本身的特点,从传统农书的内容体系中去找寻合理的类目结构,特别需要的是把握住几部大型农书的分类方法,并以之作为衡量分类体系优劣的重要标准,以便适应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利用之需要。下面将按照四个向度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按使用功能分类

农具即是进行农业生产实践所使用之工具。而工具的本义是指人们从事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所使用的有形及无形的东西,它又泛指从事各种生产活动时所运用的、对劳动对象产生作用的各种器具。这说明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拥有功能性、目的性的本质属性。于是,按照它们各自所担负的用途进行类型划分就是其应有之义了,而目前已有的研究文献也几乎全部按照这种思路对农具或农业机械进行归类。在参考先贤时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现代农学生产过程的界定与分类,将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划分为以下11个大类。同时,针对每个类别举例列出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工具。具体如表1所示。

 表1中的11种类别囊括了工具类文化遗产的绝大部分,但也难免有些难以确定的情况存在。只是鉴于工具所具有的明确目的性和对象性的特点,不再单列“其他工具” 一项,每件工具总会按照其功用找到其应该归属的类别。

(二)按历史时期分类

农业工具的产生和发展与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同步进行,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向前推进,生产力水平也按照其内在逻辑持续提升,每个时期都会产生与相应时代所匹配的农业工具。因此,按照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类型划分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思路。根据学界约定俗成的关于历史区间之划分,可将其分类如表2所示。

  按照历史时期的演进过程进行分类,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示出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发展脉络和传承关系。某种或者某件工具的年代断定要依赖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和相关文献的考证,这就有可能出现分类变动甚至争议的情况,但这也正是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魅力所在。

(三)按农业地域类型分类

农业地域类型是指一定历史阶段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作用下形成的农业经营结构、组合、程度、方式和效益等特征构成的农业生产地域综合体。农业生产地域分异表现在农业生产的条件、特点、问题、潜力以及方向等方面,千差万别又有一定规律的空间分布,这在时间上是个历史过程,在空间上则是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交错作用的结果[12]。一般而言,农业地域的不同,动植物的分布状况也会不同,加之自然生态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的差异,定会造成相应农业生产工具的显著区别。按照中国传统时期的农业地理分异特点,可大致将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划分为五个类别(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地域之不同,则农业生产所用的工具也会相异。根据农业生产地域分异展开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类型划分,可以相对清楚地看出相应地区农业工具的特色。当然,各地交叉、过渡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在所难免。

(四)按应用对象分类

农业工具被发明制造出来就是针对具体的农业劳动对象的,而农业生产对象又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农业生物。这就提示我们可以按照农业的基础产业部门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类型划分。

一般来讲,现代农业主要由种植业与养殖业两大部分组成。归纳起来,作物的分类方法或标准主要包括植物学分类、根据作物的生物学特性分类、按照农业生产特点分类、根据作物用途和植物学系统相结合分类等四种,其中根据作物用途和植物学系统相结合分类是学界通常采用的最主要的分类方法[13]。有鉴于养殖业(畜牧业和渔业)的发展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种植业即作物生产的发展,加之中国农业历史以来都是种植业所占比重较大,且为整个农业的基础这个客观事实,此处将会对种植业工具进行较详细的分类,而对养殖业工具分为畜牧、养殖两大部分,不再细分。由此,笔者主张将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类型进行如下划分,具体如表4所示。

就种植业工具来说,有些作物可以有几种用途,例如玉米既可食用,又可作优质饲料;马铃薯既可作为粮食,又可以是蔬菜和加工原料;大豆可食用,又可榨油;亚麻既是纤维,其种子又是油料;红花种子是油料,但它的花却是药材;如此不一而足。那么,如何处理类似矛盾?笔者认为应该根据它们的具体作用来进行工具类别的划分。当然,具体到每一种作物可能都有相应的生产加工工具,但是限于篇幅,这里只是提供这样一种思路或者想法,详细的分类及举例不再赘述,留待探讨具体问题时再行展开与深入。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按照使用功能、历史时期、农业地域类型以及应用对象等四种不同的方法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进行归类,都有其各自的优点:第一,根据使用功能划分,可以凸显农用工具的功用属性,亦能反映农业生产过程的逻辑,这是自然而然的;第二,按照历史时期分类,则又可以相对明晰地显示出不同工具的历史演进情况,更能便于人们探索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第三,农业生产类型不同,人们所使用的工具自然会反映当地的实际状况;第四,每一种或一类农业生物都有相应的农业工具对其发生作用,依据应用对象进行工具类型分类,可以明确人类对于该农业生物进行驯化并加以利用的技术面貌。其实,选取何种分类方法并无一定之规,还是应该根据实际需要做出决定。

实际上,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最好不要忽略其他分类标准。比如,采取使用功能为经线,那么历史时期、地域类型、应用对象就应该做纬线,四者共同编织起一个完整有序的矩阵体系,其他亦然。总之,无论以何种方法来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类型划分,较高的内聚程度、较低的耦合程度都是最起码的工作要求,即使在具体论证或者实践过程中有一定难度,难以尽善尽美,也仍要努力符合这个标准,使之更加规范、合理,从而更好地为中国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提供可靠的参照系。

[参考文献]

[1]王思明,卢勇.中国的农业遗产研究:进展与变化[J].中国农史,2010(1):3.

[2]李明,王思明.江苏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调查与实践探索[J].中国农史,2011(1):128.

[3]丁晓蕾,王思明,庄桂平.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保护利用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 (3):137.DOI:10.13240/j.cnki.caujsse.2014.03.012.

[4]徐旺生,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与三农[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74-77.

[5]顾复.农具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

[6] 唐志才.改良农器法[M].上海:世界书局,1933:44-137.

[7]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M].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

[8]犁播.中国古农具发展史简编[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9]雷于新,肖克之.中国农业博物馆馆藏中国传统农具[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10]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11]周昕.中国农具通史[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9-10.

[12]姚建衢.农业地域类型研究[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