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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汤一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8年02月05日 08:50:07

  摘要:在汤一介先生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都关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如果说1949年前汤先生自主奉行的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方法,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奉行的是“两个对子”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那么自1980年以后,他一改过去的不成熟和错误,自主而自觉地而且是大胆而坚定地提出并践行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范畴研究法、解释学方法以及“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以西释中”方法等,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构建以及中国哲学的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哲学史;方法论;范畴研究法;解释学方法;“以西释中”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12-0098-08


  如果从1947年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算起,到2014年在北京因病去世,汤一介先生的哲学学术生涯共有67个春秋。汤先生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主要是在读书、教书、写书和编书中度过的。如果从汤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看,他的哲学学术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前短暂的“实现自我”的时期、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长达30年的“失去自我”的时期和1980年至2014年20多年的“找回自我”的时期。①第一个时期的主要论著有《谈魏晋玄学》(1947)、《我所认识的玄学》(1947)等;第二个时期的主要论著有《英国经验主义学习报告(二)》(1950)、《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1957)、《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纲改革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1958)、《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史特点的一点意见》(1959)等;第三个时期的主要论著有《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1981)、《郭象与魏晋玄学》(1983)、《儒释道与内在超越问题》(1991)、《在非有非无之间》(1995)、《我的哲学之路》(2006)等。汤先生在不同时期所提出或践行的不同的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说可以归结为:“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方法,“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和范畴研究法、解释学方法等。下面针对这些方法做一简要评述,从方法论角度凸显汤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一、“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方法


  1947年暑假后,汤一介先生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汤先生选择哲学系,这是他的兴趣和愿望所在。他由过去关注文学而转向关注哲学,特别是对西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仅是为了学习和掌握一般性的哲学知识,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宏大的理想和志向——当哲学家。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在《哲学史讲演录》“开讲词”中希望青年人“只须信赖科学,信赖自己”,因为“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學的第一个条件。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②。


  引用黑格尔这一段劝导青年人研究哲学、追求


  真理的热情洋溢的话,主要是想表明,青年时期的汤一介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充满追求真理勇气的哲学探索者。汤先生的自信和勇气是源自于他的天赋和能力以及他深厚的家学。他喜欢思考一些人生问题和宇宙大问题,并勤奋努力地大量阅读哲学、逻辑、佛学和文学著作,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与此同时还撰写了跟哲学家讨论哲学问题的论文《我所认识的玄学》《对维也纳学派分析命题的一点怀疑》《论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等。而关于《论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一文,当时贺麟先生看后还写了批语:“认柏拉得列所谓内在关系仍为外在关系,甚有道理。对内在关系的说法,亦可成一说,但需深究之。”③


  汤先生后来回忆说,他在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对哲学发展有所贡献的哲学家。青年汤先生有这样一股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勇气,有敢于质疑中西哲学家的气魄,并能够按照哲学的学术理路读书、思考、写文章,若是按照正常的发展来看,他成为冯友兰、贺麟、金岳霖和汤用彤等哲学家之后中国新一代独立思考的哲学家不是不可能的。④


  尽管这一时期的汤先生初出茅庐,还没有提出自己关于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方法论思想,更没有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思想,但是,我们从他所撰写的论文中还是可以看出,他所遵循的研究方法很明显是前辈学者从事哲学研究所使用的思辨的、客观求真的哲学方法。汤先生当时在跟前辈哲学家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哲人思考的特点:不是只解释别人的思想,而是在跟哲学家讨论问题时能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即自己的思想。


  汤先生后来回忆说:


  我写的《我所认识的玄学》和《对维也纳学派分析命题的一点怀疑》两文,是对冯友兰先生《新理学》和洪谦先生的哲学思想的质疑。这是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冯先生和洪先生在“玄学”(即“形上学”)上有所讨论。我认为,两方面都有可以质疑之处,所以写了上述两文,特别是我对“玄学”的四点看法,说明我确实在独立思索着形上学问题。⑤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冯友兰先生已经是创立了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声名显赫的哲学大家,而洪谦先生也是西南联大颇有影响的教授、维也纳学派成员,汤先生敢于跟这些大家讨论哲学问题,尽管其所论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但是他还是能够发现前辈哲学家的问题,质疑他们的思想,表现出汤先生在哲学上独立思考、探求真理的精神和品质。


  汤一介先生在其父汤用彤先生的影响下,对魏晋玄学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和研究,并写成了《谈魏晋玄学:当时的玄学家怎样调和自然和名教的争论——魏晋玄学的第一个目的》《读〈庄子序〉书后》《读欧阳坚石〈言尽意论〉书后》等论文。从汤先生一生的学术发展看,可以说就是这几篇研究中国哲学的论文,开启了汤先生治中国哲学史的大门,奠定了汤先生一生以中国哲学研究为志业的基础。汤先生后来回忆说:


  现在看来,我写的那几篇关于魏晋玄学的文章虽然幼稚,但确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有些论点今天仍有一定的价值,如对郭象《庄子序》和欧阳建《言尽意论》的分析都不能说没有意义,其中《谈魏晋玄学》可以说大体上勾画出了它的发展线索。我这一时期所写的有关魏晋玄学的论文对我在1981年教授“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大有帮助。


  这里主要想强调的是,汤先生是按照一般的哲学方法来研究哲学和中国哲学史问题的,他所提出的质疑及见解、观点,都是依照学术的标准和规范通过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汤先生所使用的方法称之为“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方法。


  另外还想说明的是,对于一个刚刚步入哲学殿堂的热心追求真理的青年来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并体会到,1949年后急剧变化的大势使得汤先生像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在被迫失去自我时所表现出的彷徨、苦恼和挣扎,以及1980年以后思想解放使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能够在激流勇进的大潮中逐步寻找自我、回归自我时所表现出的自信、坚定和欣喜。


  二、“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


  汤一介先生于194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内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1950年开始,汤先生听马克思主义的讲授课程,并研读马、恩、列、斯、毛经典著作等。他所听的课程主要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胡绳的“论毛泽东思想”、何思敬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最大的影响是让汤先生树立了对哲学思想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这一套东西。⑦汤先生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受到苏联‘教条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这对于我以后的哲学教学和研究有着负面的影响”⑧。1951—1956年,汤先生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学习与教书,像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接下来就是自觉地用教条主义的哲学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且当时只能有一种愿望和一种选择,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哲学工作者”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⑨汤先生撰写于1950年的一篇文章《英国经验主义学习报告(二)》,就已标志着他开始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和党性原则来从事哲学史研究了。在这篇文章中,汤先生明确地指出:


  今天写巴克莱的报告希望能够贯彻阶级分析的原则。纯客观是有害的,只可以使人更陷于主观的深渊中。以前我学习的态度是力求纯客观,现在我则一边倒了,首先我倒向无产阶级的怀里,然后用唯物的观点辩证的方法来处理问题。⑩


  1958年,汤先生发表于《新建设》第8期上的一篇文章《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纲改革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则更为旗帜鲜明地申明: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捍卫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汤先生指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来改造我们的教学内容”。具体说就是,第一,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彻底打破旧的资产阶级哲学史体系;第二,应该根据毛主席两種文化的观点来研究和讲授中国哲学史;第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精神来研究和讲授中国哲学史;第四,必须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精神来研究和讲授中国哲学史;第五,必须根据毛主席对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看法来处理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第六,必须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运用毛主席分析问题的方法。B11在汤先生看来,这六个方面的意见尽管“很不成熟,也没有什么系统”,但是他相信“这是无产阶级的不系统,比起资产阶级的系统来要高出千百倍”B12。


  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汤先生和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在这样做的时候,都有其主动性的一面和被动性的一面。汤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尽管被剥夺了思想自由,但是,这并不是自己说违心的话、修辞不立其诚的借口。因此,处于今天的我们也就不能够也不应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完全是受蒙骗了。相反,我们应当认识到,这种将学术政治化、哲学政治化的做法,是当时中国哲学精神的某种具体体现,是很多学人自觉半自觉、自愿半自愿、被迫半被迫地去践行和力行的做法,而并不完全是不可理解的荒谬的做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晚年汤先生和其他知识分子共同的反思、反省和自我忏悔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汤先生因受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B13,使他还能够在非常的形势下接续着早年对魏晋玄学进行某种程度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是对于汤先生的学术发展来讲则是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教条主义盛行的时候,汤先生撰写、发表了多篇文章如《略论郭象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1962)、《嵇康和阮籍的哲学体系》(1962)、《论裴頠的〈崇有论〉》(1962)、《略论王弼与魏晋玄学》(1963)、《略论魏晋玄学的发展》(上下)等。笔者想强调的是,从这些文章的内容看,如果剔除其标签式的不实评价,这些研究确实还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诚如汤先生后来所说的,1949年后,由于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而致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很不理想,但也取得了若干成绩。B14事实上,这一时期所积累的一些成果成为汤先生1980年开始研究和教授“魏晋玄学”并撰写出版颇具影响的《郭象和魏晋玄学》一书的前奏或基础。


  三、范畴研究法、解释学方法和“以西释中”方法


  伴随着毛泽东逝世和“文革”结束,汤一介先生开始自问:“我今后听谁的?”汤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后坚定地回答:“听自己的!”于是自1978年起,汤先生逐渐地要求自己“在学术思想上能独立思考”,“照自己的想法来写文章、来讲课”。B15尽管当时汤先生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甚至在讲义中仍然使用唯物唯心、阶级分析方法等,但是慢慢地,这些用语更多的只是一些陪衬或套话,甚至可以说是一些“影子”而已。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由于受时代和诸多条件的限制,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可以说是很难的,有时能够迈出哪怕只是一小步,都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是值得大加称赞的。


  在逐渐否定了以往“教条主义”的所谓“真正科学”的“中国哲学史”的前提下,汤先生从黑格尔和列宁那里找到了一部真正的“有历史价值的哲学史”的条件:有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哲学家所写的哲学史才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哲学史”。有鉴于此,汤先生自觉认识到:今后自己不仅要做哲学史家,而且试图提出自己的哲学之见,并向着哲学家的目标迈进。于是汤先生潜心思考哲学问题并对这些哲学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此基础上来研究和讲授中国哲学史。诚如汤先生后来所说:


  我真正开始做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是在1980年,那时我已经53岁了,但我没有气馁,我仍然希望能够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尽一点力。B16


  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汤先生的学术自觉和自信,使他能够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率先考虑如何突破当时学术界所受苏联关于唯物与唯心两军对垒以及唯物进步、唯心反动的教条主义理论框架的问题。汤先生已清楚地认识到,哲学史是认识史,而不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更不是阶级斗争史。中国哲学史也是这样。经过艰苦的思考,汤先生毅然决然地用研究哲学的“认识史”来消解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并提出了具有突破意义和广泛影响的“范畴研究法”“解释学方法”以及“以西释中”方法等。


  1.范畴研究法


  从认识世界的历史看哲学的发展,从“认识”的范畴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史,于是就有了“范畴研究法”。在汤先生看来,研究中国哲学就必须研究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研究中国哲学的命题以及由概念、范畴和命题构成的中国哲学体系,从而揭示出中国哲学的特点及中国哲学在当今中国和世界的价值与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汤先生早在1963年所写的《略论王弼与魏晋玄学》一文中,就曾指出研究哲学范畴的意义:


  研究哲学范畴发展的历史对于研究哲学史有着重要意义。范畴是“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因此,在哲学史上新的范畴的提出和运用,反映着哲学思想发展的深入和提高。B17


  汤先生认为,先秦诸子提出了中国哲学的若干重要范畴,两汉哲学对之有具体性发展,而魏晋玄学对之有抽象性发展。就王弼而言,汤先生认为王弼已经提出了一个范畴系统,并充分肯定了王弼范畴体系的价值,当然汤先生当时也指出了这一范畴体系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基础。可以看出,当时汤先生还是在“两个对子”研究范式的影响下,不得不习惯性地将历史上的哲学家做出唯心与唯物、进步与反动的定性评价,但是,一旦抽去表态性的标签式语句,也可以发现汤先生的这些探索与研究还蕴含着货真价实的东西,这就是对于中国哲学特点的揭示以及对于中国哲学价值的肯定,所以也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意义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些不成熟的探索和研究为汤先生在1980年就较早关注并倡导范畴研究法做了铺垫。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作为倡导、力行和推进“范畴研究法”的领军人物,汤先生以其大智大勇为当时中国哲学界学术研究转型和中国哲学史研究走出困境注入了他全部的生命活力和力量。正如汤先生后来所说的,试图从总体上考察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命题以及由范畴构成的哲学体系,“在当时曾对摆脱‘左’的教条主义影响起了一定的作用”B18。


  在当时以及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一文中,汤先生不仅肯定了中国传统哲学有一个范畴体系,而且还回答了为什么要研究和如何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并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做了构建。汤先生认为,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就其内容讲是哲学概念、范畴的提出及其含义的明确、丰富和不断发展的历史。因此,在研究哲学概念、范畴发展的历史时,就要对概念、范畴的含义、诸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前后发展的逻辑联系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具体包括分析概念、范畴的含义,分析概念、范畴含义的发展,分析哲学家或哲学学派的概念、范畴体系以及分析中外哲学概念、范畴的异同等。这就是“范畴研究法”的具体内涵。


  倡导和力行中国哲学范畴研究法是在汤先生哲学观与哲学史观的转变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汤先生看来:


  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以理论思维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理论思维的形成,必然通过一系列的概念范畴以及由概念范畴构成的哲学命题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哲学思想的发展就其内容说是概念范畴以及命题如何提出、如何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哲学史的每一发展阶段都是围绕着对某些基本概念范畴的解释和由概念范畴构成的命题展开的。从中国哲学史看,先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大体上是围绕着天(道)人(道)、名实、知行、变常等等不同的解释展开的;魏晋则是围绕着有无、本末、体用、一多、言意、名教和自然等等概念展开的;宋明围绕着理气、心物、心性、能所等等的不同的看法展开的。所以,把哲学史作为认识发展史,作为揭示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规律的历史来研究,它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哲学概念范畴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即要分析概念范畴的涵义、分析概念范畴的发展、分析哲学家的概念范畴体系以及哲学概念范畴的内在逻辑结构等等。B19


  汤先生运用范畴研究法对于中国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和体系的分析和论述,使汤先生重构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和范畴体系,特别是他用天人关系这一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取代了以往套用西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可以说是更贴合中国传统哲学的实际,更符合中国传统哲学的面貌。因此,汤先生后来说,他在当时通过范疇研究法所建构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体系,虽不说是唯一合理的,但是它总是不失为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较为有意义的尝试。B20


  金春峰先生在《重视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读〈郭象与魏晋玄学〉》一文中指出,汤先生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不仅对魏晋玄学及郭象哲学体系的范畴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它还从中国哲学史甚至中西哲学史的广阔范围与高度上提出了关于范畴的许多很有启发的成果与见解”B21。汤先生的老朋友陈俊民先生,以其亲身经历当时的范畴研究活动而发自内心地称颂汤先生在当时倡导和力行范畴研究法是“既开风气也为师”,认为汤先生力行范畴研究法,是只作“哲学的思考”而不作“政治的思考”,而且其根本的旨趣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陈先生指出,汤先生“范畴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要建立以‘究天人之际’为哲学基本问题,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为主要命题,以‘真善美’为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以‘普遍和谐’、‘内在超越’、‘内圣外王’为理论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体系;而且,是要将这一体系置于包括中、西、印等整个世界哲学系统的现代学术轨道,完全脱离‘字义疏证’、‘经籍纂诂’一类的传统学术旧辙,成为汤一介‘一家之言’的当代中国哲学”B22。


  2.解释学方法


  20世纪90年代,汤一介先生确立了更为明确的哲学观。在汤先生看来,“哲学”应该是从思考某个(某几个)“哲学问题”出发而形成的一套概念体系,并根据概念之间的联系形成若干基本“命题”,在方法上有着自觉,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与综合而形成的关于宇宙人生的哲学体系。B23尽管汤先生一再说自己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成为真正的哲学家,而只希望做一个称职的哲学史家,但是,从其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系统研究和不断提出的新的哲学思想和创见来看,他事实上已经成为新时期一位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在汤先生看来,“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引领者,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导师”B24。哲学家必须“有独立精神”,“有系统的真知灼见”,是“引领时代”的大师。B25因此,汤先生谦称自己只是一位“哲学问题的思考者”或“哲学学科的爱好者”。不过,从汤先生1980年开始的所思所行及其厚重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哲学创新来看,诚如他的好友陈俊民先生所说,汤先生创立了自己的“一介哲学”,堪称当代中国的哲学大家。


  处在世纪之交的汤先生敏锐地体察到了西方解释学思潮的大力引进和广泛影响,特别是中国的宗教、哲学、美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纷纷运用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展开研究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于是他自觉地从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切入,开始思考如何建构中国的解释学问题。从1998年发表《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开始,汤先生在五年之内陆续发表了《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2000)、《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2000)、《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2000)、《“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2001)、《释“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2002)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建构中国解释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中国解释学的建立、为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指示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1998年,汤先生在《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这篇文章中,有鉴于中国有着悠久的解释经典的传统,提出了是否可以在借鉴西方解释学的基础上来构建中国的解释学的问题,认为“主动借鉴西方诠释学,以便我们对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某些可以利用的资源”B26。此文发表出来,有否定者,也有肯定者。于是,汤先生就进一步思考,又撰写了《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在该文中,汤先生通过比较中西方“解释问题”研究发展的历史,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解释学理论和方法来讨论中国的‘解释学’问题。”B27为此,汤先生具体而详尽地考察了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与类型(哲学的诠释、历史叙述性的诠释和社会运作型的诠释),并进一步揭示了中国解释经典的一些特点以及“解释问题”曾经对中国文化、哲学、宗教、文学等方面所有的十分重要的意义,寻找中国与西方解释经典相同和不同的原则和方法,为创建“中国解释学”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和基础。


  2000年,汤先生发表《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一文,针对有人提出改“创建中国解释学”为“重建中国解释学”以及中国有“中国解释学传统”的说法,汤先生在区分“解释(注释)”“解释问题”和“解释学“的基础上认为,说“创建中国解释学”比说“重建中国解释学”要科学些、合理些;说有“中国解释学传统”不准确,而说中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或者说中国有很丰富的解释经典的资源更为合适。汤先生特别强调指出,西方解释学是中国建立或创建解释学的必要参考系,因此我们需要很好地研究西方解释经典的历史以及西方解释学理论及其发展,不如此,建立“中国解释学”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与此同时,汤先生指出,我们需要对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作一系统的梳理,并对“传”“记”“说”“解”“注”“笺”“疏”解释其来龙去脉以及对“训诂学”“文字学”“考据学”“音韵学”“版本学”“目录学”等予以定位。B28汤先生在《關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一文中,详细说明了目录学和考据学与经典注释问题的密切关系,并再次强调:“要想真正创建‘中国解释学’,更重要地是要在借鉴西方解释学的基础上,对中国经典注释做系统的历史梳理才有可能,而‘考据学’、‘目录学’等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而已。”B29依照汤先生的解释和说明,最后两篇文章是尝试用他自己所理解的“解释理论”来具体分析郭店楚简中的两个重要命题,以便给“解释”一个限度,避免“过度诠释”。


  汤先生发表的这些论文集中探讨了建立“中国解释学问题”,从理论和方法上推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的创新。对此,郭齐勇先生认为,汤一介先生总结了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三种路向:一是“历史事件的解释”;二是“整体性的哲学解释”;三是“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都可以丰富我们的哲学史研究。”B30景海峰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第一章“诠释学与中国哲学”中也指出:“随着诠释学(Hermeneutics)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日益深入,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本解释的方法,它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海内外学者“把诠释学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论体系和诠释学方法”。景先生在评介傅伟勋先生的“创造的诠释学”、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黄俊杰先生的“以孟子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之后,对汤一介先生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作了解释和说明,并认为这是汤一介先生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探索与创新。B31


  3.“以西释中”方法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以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以西释中”向来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研究方法。汤一介先生所主张的必须“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来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其实就是“以西释中”的方法。汤先生曾就“为什么必须要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和“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学科都是跟着西方学术的屁股后头跑呢”两大问题所做出的肯定的回答是:


  有些“学科”我们确实先要学习人家的,然后才有可能建立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学”(如“中国的比较文学”、“中国的考古学”等等),并且最终要超过“她们的老师”。B32


  汤先生还说:


  在20世纪,中国哲学家大多或多或少都是在运用西方哲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照我看来,新的现代中国哲学的建立是离不开西方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必定是经过现代西方哲学的冲击的洗礼,经过“改造”(或新的解释)才有可能从“传统”走向“现代”,发展成为适应中国(作为世界一部分的中国)现代社会生活要求的“中国哲学”。B33


  汤先生还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看法,他说:


  我一贯有这样的看法:不了解西方哲学就很难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上做出重大贡献。这不仅是西方哲学会教给我们分析概念、命题、理论体系的方法,也不仅是会使我们能用一种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传统思想,而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自觉地把“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B34


  引述汤先生的这几段话,主要是想说明汤先生一贯强调和重视的“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研究方法,其实就是“以西释中”的方法。笔者曾在《“中学西范”依然是治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模式》一文中把“中学西范”看成是最基本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范式,认为“20世纪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主导范式是‘中学西范’,即以西方哲学史为参照,运用西方哲学(史)的框架、体系、问题、概念、命题等,来诠解、梳理中国哲学史”B35。这里的“中学西范”即是“以西释中”,也就是汤先生主张的“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研究方法。从汤先生1980年后所提出的范畴研究法、中国传统哲学体系、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问题和思想看,其底色和理论依据就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即“以西释中”的理论和方法。由此可见“以西释中”在汤先生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不过,汤先生也指出,在中西文化的交流汇通中,既要有“拿来主义”的精神,又要有“送去主义”的精神:


  只有善于并勇于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优秀文化充分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不是以狭隘的实用主义态度)拿进来,才可以促使我们自身文化得到更新。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作为‘他者’来关照我们自己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看见自身文化的长处和短处。B36


  今后中华文化既要提倡“拿来主义”,又要提倡“送去主义”,以便我们能够在与世界其他各种文化的双向互动中得到更加合理的、健康的发展。B37


  汤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西方文化所需要的有价值的东西,也有能够对人类社会、对世界做出贡献的东西,所以在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多元文化发展的文明对话的时代,我们要积极地倡导“送去主义”,向西方和世界送去我们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以弥补其文化的不足。很显然,汤先生在坚持“以西释中”的同时,也十分肯定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对于西方和世界的价值与意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汤先生把经由他组织、有十余位学者共同编写的14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看成是一种“比较哲学”的研究工作,其主要的目的是通过了解西方哲学来弘扬中国哲学。而汤先生关于中国解释学的创建其实也是遵循了这一思路,即“要创建‘中国解释学’,大概先要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来研究一番中国解释问题”B38。由此可以看出,汤先生所主张的“以西释中”的方法,其基础是比较哲学的理论与方法。


  汤先生曾对比较哲学作了界定,认为“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域)和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域)的思想文化相比较的分析研究方法就是比较哲学”B39。为此,汤先生还提出了“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比较哲学”的设想。B40他认为,通过比较哲学,可以在两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的比较中找出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某种规律,总结出各自思想文化的特点和发展水平,扩大研究的内容。因此汤先生肯定,比较哲学的研究一定会促进中国哲学史的研究。B41


  四、结语


  通过以上简要的述评可以看出,在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汤一介先生一直都关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如果说1949年前汤先生自主奉行的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方法,1949年至20世紀70年代末奉行的是“两个对子”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那么自1980年以后,他一改过去的不成熟和错误,自主而自觉地而且是大胆而坚定地提出并践行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范畴研究法、解释学方法以及“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以西释中”的方法等,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构建以及中国哲学的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景海峰先生就曾指出:“在近二十年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探索与创新的过程中,汤一介先生殚精竭虑,勇于开拓,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高秀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