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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9年04月05日 09:13:01

  [摘要]概括而言,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走过了一条以“哲学在中国”为逻辑起点并不断向“中国的哲学”生成的道路。百年来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展示了一种不尽同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哲学形态。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当根本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一方面,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系统地开掘出中国哲学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不仅凸显并同时涵容中西哲学之基本精神以及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的哲学特质,而且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上,确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平等齐一的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为达此目标,中西哲学之间应当达成双向互动的“诠释圆环”。


  [关键词]中国哲学,哲学在中国,中国的哲学,诠释圆环


  [作者简介]李翔海(1962―),男,湖北省荆门市人,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哲学与儒家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4-0055-07


  从20世纪初以迄于今,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已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在世纪之初的今天,重新反省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并对其未来的走势作出展望,对于面向21世纪更好地加强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更为充分地体现中国哲学自身的精神特质,无疑是有益的。本文拟就此问题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出现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不仅有论者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且有论者进而认为中国哲学存在着“合法性危机”。而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其产生和发展从始至终为西方哲学所笼罩,因此它只能被看作是“哲学在中国”,而不能成为“中国的哲学”。这场讨论关涉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对面向21世纪重新反省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如何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主体性的基础上,建构更能充分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特质的中国哲学,确乎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讨论中出现了过分渲染所谓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对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已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注重不够的偏向,则是我不能同意的。本文将以胡适、冯友兰、牟宗三、成中英为代表,对不同时代中国哲学家的相关理论努力作进一步的梳理,以求对中国哲学在20世纪的整体理论进路予以更完整的把握。在我看来,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学科产生、发展的历程,那就是: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


  作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实际开创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①之著作的问世,可看作是中国哲学这一现代学科确立的重要标志之一。概要而言,该书有两方面的基本特点:其一,由于胡著是在“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②的情状下,按照西方哲学的价值系统、观念框架、问题意识乃至话语系统编织而成的,“以西释中”由此成为胡适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范式。其二,尽管胡著最大的弱点是没有能够凸显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质,但其中却确实又包含了将中国哲学看作世界哲学主流之一的理论涵义。他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一起,称作是分别代表了东西方哲学传统可能通过相互接触、相互影响而“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的“两大支”③。由此,胡著从问世之日起就具有颇为复杂的含义: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学科的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它自觉地以源起于西方的哲学观念框架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相关内容予以取舍、梳理与诠释,也就必然包含了肢解、扭曲中国传统的“天人之学”、甚至使之面目全非的理论可能性。由此,胡适的有关工作对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演进而言,就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成为了中国哲学确立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它开启了按西方哲学来形塑中国哲学的先河。


  胡适开启的事业,在冯友兰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展。与胡适相比,冯友兰的哲学观与哲学史观不仅具有更强、更系统的理论形态,而目他对按照西方哲学的范型来建构中国哲学亦具有鲜明的自觉。在他看来,“哲学本―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在按照西方的理论形态“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这一点上,冯友兰的确比胡适更具有理论的彻底性。但是,另一方面,冯友兰确实又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哲学独异的民族性特质。这在其“新理学”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均有明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不仅构成新理学哲学体系基本范畴的理、气、道体、大全等概念均是源自中国哲学,而且只有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才得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在他的哲学方法论上得到了充分的凸显。在冯友兰看来,“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⑤。在思想内容上,冯友兰十分注重作为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之重要理论特质的“境界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而又不断变异的哲学活动中,正是“境界说”构成了冯友兰哲学思想中最为稳定的内容。直至晚年,他还明确自认,“‘境界说’是新理学的中心思想”⑥。可见,冯友兰虽然自觉地以西方哲学为建构“中国哲学”的范型,但在哲学之为哲学的理论指归上,他却又是归宗于中国哲学之基本精神的。


  这样,冯友兰有关努力的理论意义,就表现为表面看来南辕北辙的这两个方面。而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这种相反而相成的奇妙吊诡,从两个不同的向度共同推进了确立中国哲学学科的工作。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是在“西方中心论”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以西方哲学为样本建立起来的。这就使得它自建立之日起就处在左冲右突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中国哲学不能不师法两方哲学,否则就无从立足;另一方面.中国哲学要想真正在学理上得以确立,又必须与两方哲学保持必要的张力,通过凸显自身的独特理论价值,来最终获得作为一种哲学形态而得以成立的“自性”。在一定意义上,冯友兰上述两方面似乎相互矛盾的努力,恰恰正适应了处于特殊境遇中的中国哲学的特殊的两重需要:一方而,更彻底地效仿西方哲学,使其整体学科框架得以体现更为完整、系统而深入的哲学素养;另一方面,对中国哲学理论特质的凸显,又使中国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自身“哲学的”自性。借用金岳霖的话说,这一方面是以“哲学在中国”的方式确立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特定内容与哲学的正向联系,从而保证了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普遍性(亦即作为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是在一定程度上以“中国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