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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在中国”与“中国底哲学”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9年06月19日 08:31:12

  摘要:在建构中国哲学史的毕生努力中,早年的冯友兰所建构和确立的乃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的“在中国的哲学史”、是“哲学在中国”,而晚年的冯友兰最终所建构和确立的却是注重人生反思与精神境界的“中国哲学的史”、是“中国底哲学”。冯友兰以其建构中国哲学史的毕生努力告诉我们,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必须是、而且也只能是有着我们自己的民族特殊性的“中国底哲学”。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哲学在中国;中国底哲学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8-0036-03


  “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冯友兰的“哲学三史”与“贞元六书”,是确立与建构中国哲学的奠基之作、典范之作,中国哲学的身份之确立、历史之建构,乃冯友兰毕生之事业、杰出之贡献。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中国现代化的挑战,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与焦虑,重新解读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与定位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鉴于冯友兰强调“哲学史对于研究哲学者更为重要”,及其对于建构中国哲学史的毕生努力,本文主要从冯友兰的“哲学三史”入手,考察其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与定位。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中本无“哲学”一词,更谈不上“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名词及其所指代的学科。“哲学”一词作为英文philosophy的译名,直到1905年前后才在中国获得了身份的合法性,并逐渐取代了“理学”等等的中国传统名称而指代一门学问,而且也主要是指代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实际上,也正是在西方哲学的传入过程中,正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崩解与现代学术的重构过程中,才提出了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才有了“中国哲学”的提出与确立,才有了“中国哲学史”的创立与建构。也正因如此,20世纪“中国哲学”之确立、“中国哲学史”之建构,几乎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甚至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的。直到今天,我们谈“中国哲学”、讲“中国哲学史”也都难免与西方哲学有所牵连、难免以西方哲学为其参照,也都不得不面对到底是“中国底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的问题。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对中国哲学史的建构,总体上确如他自己所言,是自觉地坚持了“以新解旧”的方法原则,实际上也就是“以西解旧”、“以西释中”的方法原则。学界同仁也因此而普遍地认定,冯友兰是以柏拉图理念论及英美新实在主义理论来确立中国哲学的身份、建构中国哲学的历史的,冯友兰所叙述的是“在中国的哲学史”、是“哲学在中国”。可需要注意和重视的是,在建构中国哲学史的毕生努力中,冯友兰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原则是有变化、有发展的:30年代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确实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的“在中国的哲学史”、是“哲学在中国”,但从40年代的《中国哲学简史》到8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却逐渐开始注意并越来越重视“人生反思”与“精神境界”的问题,并在最终认为哲学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是人类精神的反思,认为哲学的功能与实质就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冯友兰也因此而将其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纳入到了注重人生反思与精神境界的中国传统之中,冯友兰在最终所建构和确立的实际上乃是“中国哲学的史”、乃是“中国底哲学”。


  30年代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确如金岳霖所说是“在中国的哲学史”,明显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的中国哲学史。在该书的《绪论》中冯友兰就明确地宣称:“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之。”[1]1所谓的中国哲学就是中国学问中“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就是与西方哲学有着相同性或相似性的学问,写中国哲学史、讲中国哲学史,也就是对中国以往学术中“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加以摹绘、予以叙述。可什么是西方哲学呢?在冯友兰看来,尽管西方哲学家对于“哲学”的定义各不相同,但西方哲学从内容上来说不外乎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三大部”,从方法上来说就是“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就是“判断必合逻辑”,从逻辑上来说必须包括“最终的断案”及“所以得此断案之根据”两部分。[1]3-6也正是以此为标准,冯友兰认为“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论语》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此一语即指出后来义理之学所研究之对象之二部分。其研究天道之部分,即约略相当于西洋哲学中之宇宙论。其研究性命之部分,即约略相当于西洋哲学中之人生论。惟西洋哲学方法论之部分,在中国思想史之子学时代,尚讨论及之;宋明而后,无研究之者。”[1]6这也就是说,中国学术中的“义理之学”可以按照西方哲学的标准而称之为“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1]7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洋哲学之方法论在中国学术中严重不足,子学时代尚有讨论及之,宋明而后竟无研究之者。因此,这一时期的冯友兰不仅特别强调“哲学必须是以语言文字表出之道理”,[1]9必须要有理论的论证和逻辑的分析,而且是非常自觉地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理性主义的逻辑分析为方法,来确立中国哲学的身份、建构中国哲学的历史的。这个时期的冯友兰还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哲学自身的特征与方法。


  但比较有趣而且值得重视的是,冯友兰在这里也肯定了中国传统学术中某些和西方哲学有所不同的东西,比如对于中国传统学术中直觉体悟的“为学之方”及其所注重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冯友兰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充分的肯定,强调直觉体悟有“甚高的价值”,[1]5认为“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即个人在最高境界中之精神状态”。[1]102也正是这种关注和肯定,使得冯友兰在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与定位上,逐渐由对西方哲学标准的重视、对哲学普遍性的重视,转变到对中国哲学特征的肯定、对哲学特殊性的肯定。这一转变的突出表现就是冯友兰在其“贞元六书”之“新理学”体系和《中国哲学简史》中所提出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系统的反思的观念,以及围绕着这一哲学观念而提出的哲学境界说和哲学方法论。


  在4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从而力图“以西解中”的基本思想观念和方法原则并没有改变,但在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上、在对哲学方法的认定上,却有了明显而重大的变化。冯友兰在这里不仅提出了自己对于哲学的理解、肯定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特征,而且肯定了中国哲学所善于使用的“负的方法”。“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2]4“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2]8这里冯友兰不仅明确提出了他所理解的哲学,而且明确肯定了中国哲学的传统,认为哲学就是为道之学,是为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同时,冯友兰还明确肯定了中国哲学的传统和精神,认为“哲学所讲的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2]12“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不但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但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它不单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比这严肃得多的东西。”[2]14在哲学方法上,冯友兰重申了他在《新知言》中所提出的看法,“我认为形上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2]392所谓正的方法实际上就是逻辑分析的方法,而负的方法实际上就是直觉体悟的方法。所有这些都非常清楚地表明,冯友兰不再是完全按照西方哲学来解读和确认中国哲学,不再是完全按照西方哲学来叙述和建构中国哲学史,而是力图按照中国哲学自身的特征来理解哲学、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身份,力图按照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精神来建构中国哲学史。尤其是境界之说的提出、负的方法的肯定,不仅是冯友兰确立中国哲学、建构中国哲学史的重大贡献,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始走向建构真正的“中国哲学的史”的重要标志。当然,在这个重大的变化发展中,在强调中国哲学的传统内容、特征和方法的同时,冯友兰并没有否定和排斥西方哲学及其方法原则,相反,冯友兰依然坚持了西方哲学的方法原则,尤其是理性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他说“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的方法。”[2]378


  如果说30年代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理性主义的逻辑分析来建构中国哲学史的,40年代的《中国哲学简史》是以中国哲学的精神为主导、以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和特征来建构中国哲学史的,则8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就是以贯通中西为目标、以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为坐标来建构中国哲学史的。这个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也正好是冯友兰晚年所常说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一个由强调西方哲学之标准到强调中国哲学之精神,再到强调中西之贯通的正、反、合的过程。在这个“合”的阶段、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进一步把哲学理解为“人类精神的反思”,[3]9强调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3]27强调“‘中国哲学史’讲的是‘中国’的哲学的历史,或‘中国的’哲学的历史,不是‘哲学在中国’。”[3]39所谓的中国哲学,也就是“仁学”,“‘仁学’也可以称为‘人学’,‘人学’所讲的是关于‘人’的学问”,也就是关于人的精神境界的学问。[4]245这显然是坚持并进一步地明确了《中国哲学简史》中所突出的中国哲学之精神与特征,强调了中国哲学的民族性和特殊性。也正是由于对中国哲学之精神的特殊性之考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才将考察和阐述中国哲学的精神境界作为解读中国哲学史一个基本着眼点。但同时,冯友兰也强调指出,“中国哲学,就其内容说,和其他民族的哲学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如此,它就不能称为哲学。”[3]35这里的“其他民族的哲学”实际上也主要是指西方哲学,这显然是坚持和重申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所强调的西方哲学之标准,强调了哲学的普遍性、强调了中西哲学在内容上的一致性。也正是基于这种中西哲学在内容上的一致性之定位,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才将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作为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基本线索。所有这些就足以表明,晚年的冯友兰在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与定位上、在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建构与确立上,明显地是力图贯通中西、结合中西,以促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发展。


  “中国需要现代化,哲学也需要现代化。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4]200在冯友兰看来,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反思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思维,概念推演和逻辑分析乃是哲学、尤其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清晰的概念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哲学,也就没有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哲学的内容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它的方法是理论思维。他的作用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丰富、发展人的精神境界。”[3]28


  纵观冯友兰确立中国哲学之身份、建构中国哲学之历史的毕生努力及其在思想观念、方法原则上的变化发展,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确立和建构的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必须是而且也只能是“中国底哲学”,这种“中国底哲学”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民族特殊性,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独特的内容、独特的精神、独特的传统,此正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虽然我们必须有现代的方法、甚至是必须借鉴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但这些方法所确立和描述的还应该是“中国底哲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国”,这也就要求我们中国哲学的历史建构及其现代发展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哲学的内在特质与基本精神,否则所谓的借鉴西方哲学也就只能是对西方哲学的形式之模仿,而无法确立起真正的中国哲学。实际上这也是包括冯友兰在内的现代新儒家所特别重视和力图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冯友兰提出了“精神境界”说并认为中国哲学就是“关于人的学问”,牟宗三则强调了“内在道德性”而认为中国哲学就是“道德的形上学”,从而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建构及其现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还必须明确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与基本内容,否则所谓的借鉴西方哲学也就只能是以西方哲学分解剪裁中国哲学,而无法确立起“中国底哲学”。实际上这也是大陆现有中国哲学史教材的通病之所在,直到目前为止的绝大部分教材、甚至部分的理论专著,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观点理论及其模式体系来分解剪裁中国哲学史的,都未能真正地深入地阐发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基本内容及其所固有的理论体系。


  最后也必须明确中国哲学的演进历程与基本线索,否则所谓的借鉴西方哲学也就只能是邯郸学步,而无法建构真正的中国的哲学的历史。为中国哲学的历史建构及现代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冯友兰,之所以在后来遭人垢病、甚至还被指责为“对于宋明儒者的问题根本不能入”,[5]3就是因为冯友兰试图将共相与殊相的关学问题作为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基本线索,从而在对中国哲学的演进历程与基本线索的把握上出现了严重的不足。